张文木：东西方新千年地区竞争力再评估——以美国兴衰为例（中）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原编者按：张文木教授的《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亚地区竞争力的影响》以纪元初基督教和佛教在欧亚兴起为视角，比较研究东西方两大体系这段以千年为刻度的此消彼长的历史。作者深刻地揭示这样的历史规律：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是古代东西方政治及其表现的鲜明特点；严重的政教二元冲突是造成中世纪欧洲地缘政治破碎化的关键因素；分封的世俗王权和集权式的教权二元内耗，使欧洲从近千年的罗马统一时代进入到中世纪“天下共苦战斗不休”的千年乱局；由于中世纪中国比较好地解决了政教矛盾，其政治则从“五胡乱华”式的诸侯割据转为高度统一且有巨大包容力的结构，中华体系由此成为中世纪世界文明的重心，亚洲由此也进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夏体系。从今天起，宏国智库微信公众号开始连载张文木教授这部著作，以飨读者。

　　张文木著：《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亚地区竞争力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

　　东西方新千年地区竞争力再评估——以美国兴衰为例（中）

　　（三）在资本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美国衰落对世界未来的警示

　　美国这个被扔在美洲荒野的“俄底浦斯”，很可能就是近代欧洲各国驱逐共济会政策的产儿，同时它也是共济会的真正作品及其最大的受害者。

　　鉴于在借助启蒙运动中帮助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建立民族国家成功后又遭抛弃的教训，共济会在帮助美利坚民族建立民族国家后便注意牢牢控制国家权力以防“卸磨杀驴”的悲剧重演：他们推出美国共济会成员乔治·华盛顿为开国领袖并赋予他大长老教父的高位，此后“美国的总统基本上只有共济会成员才能担任。在这些总统中，不少人在共济会中担任高职”，其中，至少有两位总统同时也是美国共济会的掌门人。共济会从组织上对美国总统实行最严厉的——以至对不听命的总统不惜以暗杀手段——控制。

　　通过控制金融来控制世界是共济会的传统手法。马克思说：“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这话要转用于目前的美国，同样会发现，在钱面前，一切总统都要退位。何新说：“在美国历史上先后有7位总统在任上被暗杀。为什么？研究美国金融史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些夭逝的总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准备在货币改革上做文章或反对共济会的意旨。”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年，总统任期：1861～1865年)，和约翰·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1917～1963年，总统任期1961～1963)这两位总统均因为他们试图改革美国货币和金融体系，打破共济会对美国货币发行的垄断而被刺杀，其改革政策在其死后随即终止。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年，总统任期1913-1921年)迫于财政需要，接受共济会财阀的全部要求，在“联邦储备法案”上签字，由美联储取得美元发行权。威尔逊卸任后对此后悔说：

　　我一时失策，把美国推向了毁灭之路。一个伟大的工业国家已被信用系统牢牢地控制着，这个信用系统高度地集中。这个国家的发展和我们所有的(经济)活动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国家失去了自由和主权，经济沉沦于受制于人的糟糕处境。政府不再有自由的意见，不再拥有司法定罪权，不再是那个多数选民选择的政府，而是由极少数拥有支配权的人操控之下(运作)的政府。这个国家的很多工商业人士都畏惧着一种看不见的权力是如此地有组织、如此地悄然无形，如此地无孔不入，如此地连锁在一起，如此地彻底和全面——以至于没有人敢公开去谴责这种权力。

　　何新认为：“威尔逊所抨击的这个无所不能的秘密权力就是共济会。”事实上，不仅是威尔逊，即使到现在卸任后民族良心自责的人大有人在。比如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1969年，总统任期1953～1957年;1957～1961年)在卸任的最后时刻“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告诫美国人：

　　截至最近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是没有军火工业的。美国的犁头制造商在需要时可以立刻改制刀剑。但现在我们不能再临阵磨枪，拿国防当儿戏了;我们已被迫建立大规模的永久性军火工业。此外，350万男人和女人直接列入了防务编制。我们每年花费在军事防御上的钱超过了美国所有公司的净收入。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只有一个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体，才能迫使巨大的工业和军事防务机器去紧密配合我们的和平方法和目标，这样，安全和自由才可能共存共荣。

　　艾森豪威尔意识到美国已“大权旁落”于“军事－工业复合体”，这个“复合体”不是别的，它正是牢牢控制着美国政府的有华尔街巨大财阀支持的共济会。

　　20多年后，美国人对这种“军工复合体”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此时曾将美国再次驱上朝战和越战的“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已入暮年，它对自己曾经提出的“遏制”战略后悔不迭，在一次讲演中说出了与威尔逊、艾森豪威尔说的同样的话：

　　这种军事化不仅对我们的外交政策，而且对我们的整个社会都有严重影响。它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型发展，这一点我和许多人都越看越清楚了。每年我们都把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并出口武器装备，保持庞大的武装力量和设施。这么搞的结果对我国的经济生产实力不会有好处，只不过使我们每年都不能把成百亿美元用作生产投资。这些年来，我们已被迫使自己习惯于这种情况。这个习惯已经达到我曾大胆称之为真正民族乖僻的程度。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在不出现严重后遗症的情况下把它甩掉。除了数以百万计的穿军服的人以外，还有成百万的人们已经习惯于从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中谋得生计。数以千计的企业靠军工维持，更不用说那些工会和社区了。军工已经成了使我国经济极其不稳定的那些预算赤字的根源。在军需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与华盛顿购买者之间已经建立起复杂而极其有害的联系。换一句话说，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

　　这里，凯南说的在美国已经尾大不掉并使美国人“依赖程度已经很深”的“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与威尔逊说的“这个国家的很多工商业人士都畏惧着一种看不见的权力”就是共济会或操纵共济会的金融财阀。

　　但这对美国还不是最坏的。如果说，在尼克松之前，美国华尔街的主要财源是军火工业，为此，华尔街在战后仍需要战争以支撑其收入赢得，为了战争他们将凯南提出的目标远超出美国国力的全球遏制苏联的战略瞬间炒热，而对于同期李普曼从美利坚民族主义立场主张“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的节制国力的观点有意淡化，对于主张从“朝战”或“越战”撤出的总统或暗杀（比如肯尼迪）或缩短其任期。

　　目前的美国已成为华尔街赚钱的工具。美国乃至接受它资助的外国总统上任后不管推行什么政策，如不能为华尔街获利，那就必须走人。

　　尼克松是成功将美国脱离越战沼泽并与中国修好的总统，但尼克松达到此目标的代价是放弃美元的金本位而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这样原来保证美元坚挺的至少是美国工业——那怕是军工——产品，现在则让美元脱离民族劳动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只要国际大宗消费品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美元就会保持坚挺，而美元坚挺就是华尔街坚挺。学者梁亚滨一针见血地指出石油美元不劳而获的寄生本质，他说：

　　美国凭借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使石油利润全部转换成美元资本，同时使石油美元的流动绕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以购买美国各种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方式回流美国，弥补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确立石油的美元标价和结算制度，同时说服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顺差用来购买美国国债。

　　美国对世界石油控制的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使用美元，并且只能使用美元。

　　由此就不难理解尼克松上任的第二年便发生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战争造成国际油价暴涨，由于当时世界石油交易普遍使用美元结算，油价上涨使世界各国对美元需求激增，这大大“抵消了美元失去黄金支撑后各国对美元抛售所产生的副作用”。

　　沙特是第一个与美国达成合作的欧佩克(OPEC)国家。1975年，欧佩克成员国同意只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美元从黄金本位进入石油本位时代。金本位条件下的美元要靠劳动产品，而石油美元则要依靠为控制世界富油区的战争，这一方面在更大的范围内满足了美国华尔街军工财团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为华尔街在军工利润外增加了另一条支柱即能源收入。军工保证能源，能源保证金融，金融保证华尔街控制美利坚民族的力量。自此，华尔街就成了与美利坚民族利益相排异，并令“很多工商业人士都畏惧着一种看不见的权力”集团，这个集团现在看来就是从欧洲转移过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坐大，并在尼克松之后转变为依附于美利坚民族身上且尾大不掉的寄生力量。此后美国外交基本就是围绕中东的石油进行外交。其工作的重点并不在于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石油的价值;并不是为了夺取石油而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对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而以其他币种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美国不惜以军事手段打击，以对石油使用价值的垄断和军事打击来强行保证国际对美元持续和旺盛的需求。石油美元使美国从一个实体生产国家彻底异化为一个寄生的“美元”生产国。

　　以大量美国人民生命为代价维持的石油美元使美国财富瞬间剧增，但它的主要部分并没有回流到美国人民而是流到了华尔街；并没有增加美国的力量，而是增加了华尔街从而共济会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美国其性质已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异化为一个受到华尔街国际资本及其支持的共济会组织控制的“半独立”国家，美国及美利坚民族只不过是增加华尔街力量的工具。美国人似乎比中国人更明白这是问题的关键，2011年他们发动街头革命的指向并不是白宫而是华尔街。

　　美国已成为半独立的国家，其表现之一是金融管理权力的丧失。我们知道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Federal Reserve System，简称Fed)相当于美国的中央银行，职能是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提供金融服务，维护金融体系。但它却不是国家银行而是私人银行家和大企业集团的组织，也就是说是纯粹的私人金融组织；它不受政府控制。美联储所有的高层都是这些集团的首脑，然后美国政府从这些首脑中“任命”主席。我们所说的美元，每一张都是出自美联储之手，而不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利，只有发行国债的权利。美元的流通是由于美国政府向美联储“贷款”所有的美元让它作为货币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流通，而以美国国债作为抵押。美国人民每年交纳数量最多的税是个人所得税，而这些钱没有流进政府并作为财政预算，而是直接进入美联储的账户，作为美国政府“贷款”美元使用的利息。1933年5月23日，时任美国国会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长达10年并最终于1936年10月3日因质疑美联储而被暗杀的法顿(Louis T.Mc.Fadden)议员抨击美联储说：

　　有些人认为美联储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府部门，其实它是一家私有的垄断公司。为了他们自己、他们的国外客户、国内和国际投机者和骗子、富裕和贪婪的高利贷者的好处，一直掠夺美国人民。

　　进入21世纪后，美国这种半独立状态并未因其“民主制度”而有所改善。2006年美国得克萨斯州共和党议员(2008年总统候选人)罗恩·保罗(Ron Paul)抱怨说：“影响美国人的决定并不是由美国人自己作出的，甚至也不是由他们选举出来的代表作出的。”

　　理解了美国金融系统的本质，就理解了美国为什么不顾国力许可于2001年挥师阿富汗、两年后又直捣伊拉克巴格达的做法;也就理解美国开始从阿富汗败退的同时也发生了深刻的经济危机;由此就不会怀疑如果在美国战略东移击垮中国的目的没有得逞，美国不会继续向本土收缩，而会再度重返中东。尽管美国已十分疲惫，但这与华尔街无关，为了美元的坚挺——其前提是保证世界石油以美元购买，美国必须军事控制中东富油区。曾为华尔街中东政策立下汗马功劳的美国国防部长的罗伯特·盖茨 (Robert Gates)2011年卸任时在西点军校演讲中似有所指地说：未来任何国防部长，如果他建议总统再次向亚洲、中东或者非洲地区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都应该检查他的脑子是否正常”。这里人们会问：难道盖茨上台时脑子就不正常下台时反而正常了呢?其实与威尔逊、艾森豪威尔等一样，盖茨在台上时是为华尔街办事，下台后则为美利坚民族说点良心话。

　　这时会有人问：难道美国以华尔街为后盾的共济会会牺牲美国?对此，即使资产阶级学者也看得明白，美国著名的东方学专家，太平洋战争期间任罗斯福总统并兼任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说：“资本是不知道爱国的。”这并不奇怪，如前所述，共济会的目的是使世界在资本权杖下实现超越民族国家的统一。共济会曾支持和参与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冲突，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让国家最终屈服于国际资本并利用资本消灭民族国家。这时，一个个国家主权只是它向其统治全球目标前进的踩后就弃的阶梯。这样就会理解，华尔街并不在意美国，在将美利坚民族榨干之前，它早已准备好新的国家附着体。资料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批共济会会员参加反抗希特勒法西斯的战争，在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他们借其对战争胜利的贡献大批重返欧洲——也可能还有一部分来中国探路。2002年8月11日，《美国年鉴》发表记者威廉·香农写的题为《毁灭美国计划大揭密》文章直称：

　　彼尔德伯格正在追求一个后自然主义时代，那时将没有国家存在，而只有不同的地区，全世界共同拥有一种价值观。也就是说，我们将拥有全球经济、单一世界政府(这一政府是选择而不是选举出来的)和共同的信仰。为了确保实现这几个目标，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致力于更先进的技术方法，很少考虑大众的想法。

　　革命或分裂，目前的美国要想中兴舍此——如无像苏联解体后释放的外来浮财——似乎别无他途。马克思说：“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中获得解放”;这话套改一下就是：美国人的解放，就是美国人从国际资本解脱后的解放。毛泽东同志比较早地看出了这一点，1965年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说：“希望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回答说：

　　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的今天，“再解放”的任务对美国人民来说显得比以往更加迫切。而在当前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世界，同样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地区竞争力保持可持续的优势。对此。英国前首相撒切尔看得明白，1991年她在美国休斯敦明白表示苏联对西方真正构成威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她说：

　　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不是军事威胁。从本质上讲，军事上的威胁并不存在。我们这些国家装备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经济，加上与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

　　与中国20世纪初“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最先认识到国家危机并产生革命觉悟的经历类似，今天美国知识分子也最先认识到国家危机并率先发起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与中国“五四”运动中民众声讨的对象是北洋政府不同，今天美国人民革命的指向并不是白宫而是华尔街，不是美国政府而是操纵美国命脉的金融垄断资本财团，这一现象所含的喻意及对未来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影响，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