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再谈国家公祭日：“失败悲情”与“胜利豪情”

　　01

　　这些年来，关于“国耻日”的纪念忽然多了起来。

　　最隆重的，当然是12月13日的“国家公祭日。

　　每年到这一天前后，主流媒体上、网络上，都会看到“勿忘国耻，珍爱和平”一类的口号。

　　只是从没有人严肃地指出，这个“国耻”是民国的国耻，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耻。

　　02

　　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做一番认真的辨析是有意义的。

　　近代以来，所有我们今天谈论的“国耻”都是在晚清和民国时代出现的。

　　但中国遭到西方列强入侵和烧杀抢掠，这并非中国的耻辱，而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耻辱。

　　火烧圆明园，永远是法兰西和英吉利这两个殖民强盗的耻辱;南京大屠杀，永远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耻辱!

　　他们都在人类文明面前犯了罪。

　　中国的耻辱在哪里呢?

　　在于不能保护自己，战胜侵略。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反动，基本上是每战必败，每败必割地赔款。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割让香港;甲午战争失败，割让台湾;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北京被占领一年多，赔款四亿两五千万两白银，这些都是国耻。

　　民国时期甚至更糟糕。

　　国军不能保卫首都，导致南京沦陷并发生大屠杀，这是国民党政权的奇耻大辱!

　　两次世界大战民国都是战胜国，但都受到战败国的待遇，领土和主权都蒙受重大损失，就更是无以复加的极端国耻!

　　所以，晚清和民国，国耻日多的纪念不过来。

　　纪念国耻，目的就是为了“知耻而后勇”，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雪耻，杜绝出现新的国耻。

　　03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没有纪念过国耻日。

　　为什么呢?

　　因为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深信已经制度性地、永远地消除了产生国耻的根源，我们对战胜帝国主义未来可能发动的侵略充满了信心!

　　正如彭德怀元帅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所言：“帝国主义在东方海岸上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

　　今天，重新出现纪念国耻日的高潮，是不是意味着“失败悲情”已经悄然取代了“胜利豪情”?

　　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再像前三十年那样充满了必胜信心?

　　甚至隐隐暗含着对新中国制度成就和军事成就的否定呢?

　　04

　　13日，关于国家公祭日的种种纪念活动，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所担心的那样，已经完全失焦了。

　　由于纪念的重点在于渲染悲情，传递伤感，由于对腐败无能的国军做了完全正面化的表述，由于完全遮蔽了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对抗日战争胜利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纪念活动所强化的，只是民族失败主义情绪，甚至是绝望情绪!

　　这是对民族自信心的打击!是用隆重仪式进行的打击。

　　通过这个仪式，全国人民都再次痛切地意识到“我们遭遇过大屠杀”，但是怎么办呢?我们能够获得拯救吗?未来我们能够避免重蹈覆辙吗?

　　对所有这些问题，纪念活动没有任何暗示。

　　05

　　当然，暗示也还是存在的。

　　今天我就看到这样一则报道《南京大屠杀76年后 南京派专人重修拉贝墓地》——

　　“在日军长达三个月的屠杀中，一片3.88平方公里净土庇护了约25万中国人的生命，那就是《拉贝日记》作者约翰·拉贝等中外人士筹建的‘南京安全区’。”

　　对拉贝先生表示感激是完全应该的。但是，与拉贝和“南京安全区”有关的新闻成为公祭日前后一片悲催、冰冷气氛中的唯一暖色，则是不应该的。

　　这还是对张艺谋在《金陵十三钗》中确立的叙事框架的搬演：日本是大灰狼，中国是小白兔，西方是拯救天使。

　　这个框架的真正结论是：中国不能自救，小白兔永远无法战胜大灰狼，中国只能等待西方拯救!

　　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别人拯救，就只能接受别人的统治。

　　把公祭日的主旋律放在今天现实的背景上看，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这个公祭日，我的心情是压抑的。

　　06

　　事实上，1938年，在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公开发表和人民战争理论指导下的敌后游击战争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之后，中国已经在战略和政治层面超过了日本，成为更加先进的一方。

　　日本军国主义仍然是大灰狼，但中国已经是弓箭在手并身佩利剑的年轻猎人!中日双方的命运都已经注定了。

　　公祭仪式应该强烈地体现这一点!

　　在抗日的问题上，美国和西方不是拯救天使，他们仅仅是我们的合作者。

　　公祭仪式不应该是小清新的感动和自我感动，不应该是一场没来由的感伤竞赛，不应该在一派悲怆、压抑、绝望的气氛中结束，而应该在《人民战争就是那无敌的力量》这种充满自信的旋律中结束。

　　这样的仪式才是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最好的告慰，才能达到团结全国人民，确立必胜信心，战胜一切挑战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