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进枝 | 真话实说：民营实体经济为什么衰退？

　　从2017年的民企报告中显示，中国的民企总资产25万亿人民币，净资产达到了12万亿人民币，利润高达2.38万亿人民币。民企虽然只占了30%的社会资源，但是却带来了70%的GDP的增长，解决了超过一半的就业。(昆仑策网《许玉杰：私营经济衰退原因及出路何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哲学思考之四》2018-12-17 14:55:19)似乎，时下热门议题“民营企业衰退”是个伪命题。

　　其实，在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民营企业出现衰退的是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而且主要指曾经占出口商品半壁江山的轻纺制造业。虚拟民营经济正方兴未艾，不存在衰退问题。

　　近期看到从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大力度措施扶持民营企业的政策法规，此举如同“久旱逢甘霖”;虽然迟了一些，但“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笔者作为1998年内退下海的工商业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真话实说探讨轻纺民营实体经济出现衰退的真正原因，意在抛砖引玉，作为专家学者宏篇高论的补充：

　　一、国际市场的衰退，涉及出口的民营企业受到挤压。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开始遭到国际市场萎缩的重创。改开之后的中国经济迅速发展，重要原因是以出口为导向，充分发挥了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出口商品在国际上赢得“价廉物美”称号，从而争取了大量国际订单，并引发了国外境外相关的厂商来中国大陆设厂或经商，由此拉动了GDP的长期高速增长。珠江三角洲在八十年代中期兴起的“来料加工”热，正是香港商人利用了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力充足、工资低廉、厂租便宜等优势获利。

　　自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始，全球经济开始走下坡路，严重依赖出口的中国制造业，遭到强势打压，外销订单大幅度“压价减量”。来自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对欧美日的外贸额，对欧盟贸易额增长2.1%，对日贸易额下降5.1%，对美国则录得7.5%的涨幅。中国2013年进出口总值为25.83万亿人民币，扣除汇率因素同比增长7.6%，低于年初制定8%的目标，连续两年没有完成既定目标。[中国纺织网《中国服装制造优势不再 日本多家大型企业开始转移》(2013年12月10日 15:05)]。

　　2014年以来，福建民营企业发达的晋江、石狮市，其主体行业纺织制衣厂商，出现了“抢单”潮，即不问价格低于成本多少，先接单再说，以求“活下去”。2017年出口南美的成衣订单单价，约比2012年下降了20%，工厂接到的大多是“蚀本单”。

　　二、人民币升值，与出口相关的民企遭受重创。

　　据资料显示，2005年至2013年，中国汇率改革八年，人民币单边升值大约26.5%。据央行网站消息，2014年1月13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0950，与汇改前8.30相比，收兑的人民币大幅缩水，令出口厂商心惊肉跳。

　　汇改曾经带动了进出口增长和外商投资，但是由于是“内贬外升”，让劳动密集型的轻纺企业国内成本急升而外销单价(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大降，让国内所有与出口相关的企业被压得透不过气来。网曝广东中山健步鞋业的董事长刘长宁表示，人民币升值以及工人工资的大幅上涨，出口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如果人民币再涨，我也只能把厂搬到越南去。”

　　外资企业的南迁影响了上下游民企。如日本大型服装厂商，将生产重心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日本三阳商会自2013年8月起已开始在缅甸进行生产。三菱商事计划在2016年之前投入60亿日元，在印尼新建7家合资工厂，以向日本和欧美服装企业提供OEM(贴牌生产)。这是因为，这些东盟新兴经济体与中国相比，劳动成本和关税更低。越来越多日本企业正计划今后将东盟打造成取代中国的主要服装生产加工基地。(据《日本经济新闻》2013年12月5日报道)外迁外企在国内的原辅材料供应和挂靠的小型加工厂，受到重大影响。

　　三、工资水平迅速上涨，成本骤增，令民营企业举步维艰。

　　工资水平的上涨，有国内的自然因素，人民币升值引发的“内贬”则火上浇油。据笔者所知，厦门市岛外的制衣厂，平车工的月平均工资，2008年为2000元左右，2013年达到约4000元;晋江市的制衣厂平车工，月平均工资由2008年的1500元人民币，上升到2018年的5000元以上，尚不包括住宿津贴及年终奖金。以轻纺业为制造业主体的福建晋江、石狮市，许多成衣厂和鞋厂因为亏本，忍痛割爱倒闭。尚在苦撑的部分工厂，包括拥有数万平方米厂房、工人曾经多达数千人的大型工厂，现在本厂工人普遍只有一、二十人，其主要职能是采购原辅材料、裁剪，把裁片和辅料外发到附近家庭作坊加工。有的厂商还到云南、甘肃甚至新疆开设新的工厂，利用当地人力资源和工资较低的优势，负责成衣缝制，最后把成品运回本厂(包括空运)，完成后整包装等工序，再装上货柜出口。

　　由于人工成本骤增，绝大多数“三资”和民营轻纺制造业，没有给工人购买社保、医保，引发了工人的反弹。2014年4月14日，隶属于台湾宝成集团的东莞裕元鞋厂，全球最大的主要国际品牌运动鞋及便服鞋制造商，全体6万多工人，举行了维权大罢工。这场38年来首次声势浩大的中国工人阶级运动，震惊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后续的效应是，珠三角地区的大部分台商出走转移到东南亚，相关的民营企业多已关闭。

　　四、少数政府官员和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贪腐及乱作为，对民营企业也造成严重伤害。

　　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之前，在民营企业集中的地方，企业“应酬”政府官员和职能部门(包括银行)工作人员的饭局比比皆是;逢年过节民营企业对基层职能部门相关人员的“打点”也必不可少;政府相关人员的时而“走访”也让企业头疼。民营企业简直就是予取予求的“唐僧肉”。

　　凤凰网《情妇欲壑难填 山东一官员疯狂向企业索贿》(2018年12月11日 09:51:41)曝料的民营企业被敲诈勒索的案件就有一定代表性。山东省十二届人大城乡建设与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贾学英，自2004年4月至2013年3月，利用担任泰安市市长、山东省交通厅厅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打借条”、虚假“聘任”亲属等手段，为民企在银行贷款、工程承揽、工作调动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索取或非法收受财物共计2489万余元。

　　曾经有笔者管理的一家企业，因为付给工人加班津贴打破当地“行规”，被市劳动监察大队“调查”后，当地“XX日报”竟然把歪曲事实的“群众来信”，刊登在头版头条。笔者投诉到分管工业的副区长，调查后给出的原因是“同行竞争”。此类乱作为令人哭笑不得。

　　五、融资难、融资贵，资金链断裂成为压垮实体民企的最后一根稻草。

　　商场俗话：“生意是真的，本钱是假的”。说的道理是，企业如果光依靠自有资金滚动发展，很难做大做强，银行是企业离不开的重要伙伴。资料显示，国内银行的总资产高达250万亿人民币，可以说市场资金很充足。

　　但是多年来，银行贷款大都流向了上市公司和房地产业，中小制造业很难拿到贷款。笔者熟悉的中国银行某省级分行的信贷负责人称，贷款放给营收稳定的大企业，风险低。民营中小企业(主要是制造业)如果没有“关系”，很难从银行融资。特别是2018年银行紧缩银根，导致很多民企不得不质押自己的资产融资。据统计，上市民企质押资产的比例超过了90%，有爆仓危险的超过了300多家。[聚富财经百家号《股市暴跌，加剧企业融资成本，民企生存堪忧》(2018-10-14 16:17)]

　　不少民企无奈之下转向民间借贷，利率一般1.5%至5%，民营企业被迫“跳火坑”。民企轻纺制造业，尤其是各种小微企业，在薄利运营中，由于资金链断裂，濒临倒闭的窘境，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悲剧。

　　据统计，1978年全国个体经营者只有14万人，私营企业在允许登记后的1989年，总数不过9.05万户;到2018年8月底，全国实有个体工商户6962.5万户、私营企业3000.2万户，分别增长了497倍和331倍。目前，个私企业占到了全国市场主体总数的94.9%;中央企业到了2018年6月只剩下了96家(昆仑策网《许玉杰：私营经济衰退原因及出路何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哲学思考之四》2018-12-17 14:55:19)，而且还在“混改”。就整体而言是“民进国退”，民营企业衰退的主要是与出口相关的厂商。

　　今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指出：“我们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也毫不动摇地支持、保护、扶持民营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怎样支持、保护、扶持民营企业，特别是涉及产品出口的厂商?笔者以为，政府并不需要特殊扶持，甚至“财政输血”，而应该创造一个公平竞争、宽松和谐的营商环境。这种营商环境，包含政治环境、司法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尤其是法律保护。所以笔者斗胆建议：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应该勇当民营企业的“服务员”，密切关注并及时解决民营实体经济生存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