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拨开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迷雾

　　习近平：插队本身是一个标志界定的一个阶段，在插队之前，如果我们有所知所获，我总感觉到了插队以后，是获得了一个升华和净化。个人确实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那么在之后我们如果说有什么真知灼见，如果说我们是走向成熟、获得成功，如果说我们谙熟民情或者说贴近实际，那么都是感觉源于此、获于此。

　　——人民网《习近平忆延安插队：它教了我做什么》

　　2015年7月1日，北京首家知青博物馆在鸟巢体育馆开展，却引起北大教授贺卫方的强烈不满，他认为展馆把“罪恶变成了伟业”。那么，事实到底是什么呢?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此后到1978年，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知青下乡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优秀青年更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郭松民着重指出了以下两点：

　　一、对于新中国工业与农业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近代以来延宕已久的工业化进程终于开始启动。但在被西方封锁、围堵的情况下，工业化的成本只能由农村、农民来承担，人才和资金主要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的。

　　而知青运动的兴起，改变了城市对农村单方面榨取的局面，人才和知识开始从城市流向农村。知青们在农村办教育、办医疗、办农机、办水利，办各项事业，或者担任农村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带领人民公社社员战天斗地，有效改变了农村面貌。

　　新中国的前30年，农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单是粮食总产，从1952至1982年间，也即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时期，就以年均2.608%的速度增长，显著高于1983-2004年(大包干时期)的1.284%。棉花产量1978年则比1949年增长3.9倍，1975年，中国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用电量增长4.7倍，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进一步大大提高，化肥产量则从3.9万吨增加到869.3万吨。城乡差距处于一种逐步缩小的状态——这些成就的取得，当然和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的艰辛付出是分不开。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城乡差距是逐渐缩小的，80年代后乡镇企业(即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中国之所以能够先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抓住西方制造业转移的契机迅速发展，终成今日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局面，农村能够提供大量受过初、高中教育的优质劳动力是关键因素……农村所有这一切进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居功至伟!

　　事实上，当我们拨开覆盖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上面的种种迷雾之后就会发现，这一运动的历史合理性恰恰建立在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之上：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的农业大国，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一个繁荣、富足、发达的农村与农业，需要城乡之间的平衡发展，而要做到一点，必须有大量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见农业建设，必须扭转近代以来，资源和人才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趋势。

　　知青上山下乡并不是从1966年才开始的，而是从50年代就开始了。50年代，随着“一化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农村兴起了合作化运动，农村缺乏知识青年的现实，被充分显示出来了——人们发现，单是合作社会计一项，农村就需要几百万知识青年，这还不算其他的诸如医生、教师，以及农业科技方面的人才缺口。

　　因此，毛泽东在1955年9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就发出号召：

　　【“组织中学生和小学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二、对于知青个人的“再教育”意义

　　无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受益的当然不仅仅是农村，知青自身也是受益者，对很多人来说，上山下乡的确是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更重要的成就是为中国培养了整整一代人。他们生于城市，但却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和农村保持着密切的情感联系，他们中有的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有的知青成长为各领域优秀人才，今天还在用自己掌握的各种资源回馈农村，他们在农村获得的锻炼，成为支撑中国崛起的重要精神力量。

　　虽然大部分知青回城后成为普通工人和市民，但无论如何，中国城乡之间，由于他们的存在而凝聚成一个有机的命运共同体，而不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城乡之间高度对立。

　　首先，上山下乡使知青冷静地、较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了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知青们亲身体验到中国城乡差别是多么大，地域间发展是多么不平衡，广大农村是多么贫穷。他们的许多人立志要以自己的青春热血改变农村的现状，并为此抛洒了汗水，甚至有些人献出了生命，他们在改变中国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社会工程中，尽了自己的努力，并取得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其次，知青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实践中逐渐聪明起来，深沉起来。

　　在农村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活动中，他们增长了见识，练就了本领，学会了思考。他们从农民乡亲们那里学到了勤劳、纯朴、善良、智慧和坚韧。他们并不否认农民身上还沉淀着祖辈因袭下来的消极因素，同时也认识到，正是这些农民，才是维系中国社会生存的基石。许多知青尽管返城多年，仍同农民们保持着割不断的深情和联系。由于知青一代存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城乡对立，前所未有变成了城乡融合;

　　第三，上山下乡使知青普遍养成了不甘落后、不甘沉沦、奋发进取的人生信念，培养起体察国情、民情，关切民族命运，希冀中国稳步发展的政治品格。

　　他们对中国政治的变迁有着特殊的感受。上山下乡运动的退潮，并没有使他们淡薄政治，而是以一种更深沉的目光观察中国政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客观上为中国后来的快速发展和政治稳定进行了人才储备。

　　(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摘编自“知青天下”，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