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摘 要】科学地研究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高质量发展，必须用唯物史观为指导，高度重视它们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现时代的先进生产方式体系，包含与先进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消除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固有弊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不但要遵循社会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还必须遵循社会生产关系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反作用的要求，巩固和发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社会生产关系高质量发展。在现实经济中，目前我国公有制经济比重显著降低、非公有制经济显著上升，为此，建议把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作为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点，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从整体上振兴国有经济，引导农村集体经济实现“第二个飞跃”。

　　一、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党的十九大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1]，这是我国当前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也是经济发展的伟大战略目标。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属于全社会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有观点认为，“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剧烈变革，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等领域，是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的、世界性的历史过程。西方的现代化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主要关注的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用西方的标准塑造世界。在中国，现代化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对象既包括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教训也包括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以服务于中国的现实需要。”① 应当说，这对国内外现代化研究的实际状况，做了比较客观的简要综述;但是也有不足，主要是，把现代化阐释为“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这缺乏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即离开了与此紧密联系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尤其是其中包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的质的变化，来解读现代化过程。

　　如果从包括一定历史条件下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角度看，那么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和实践，从上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了。当时我们党的领导人多次谈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195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计划“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这实际上已经研究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实践战略。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即“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3]。1975年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上述宏伟目标，并提出“两步设想”蓝图，“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4]事实说明，我国现代化研究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就开始了，并非“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在经济现代化内容上也不是只从社会生产力角度讲工业化，而是把实现工业化与创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紧密联系在一起，贯彻的是唯物史观指导思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现代化建设已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议题，并有了更丰富的含义。理论界也掀起现代化研究的新热潮。

　　应当认识到，在改革开放已有40周年实践的当今，党中央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经济现代化提出的新要求。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都有了更新更深的内涵。面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很有必要研究发掘这种新内涵，形成科学的认识。

　　党的十九大以来，学术界对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已取得不少理论研究成果。关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含义，有学者提出，它主要包括“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等七部分[5]。有学者则认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具有现代性的经济系统，从增长动力看，它以创新作为驱动力;从要素结构看，它具有高端要素集聚和现代产业主导的特征，而且各生产要素以及各产业、区域、城乡子系统呈现结构协调性;从运行机制看，它具有成熟的市场化体制机制，政府宏观调控科学有度;从系统环境看，它具有动态开放特征，对国际环境有很好的适应性;从发展目标看，它追求高质量经济发展目标，保证国家经济具有竞争力和可持续性、包容性的发展[6]。关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学者提出，它不仅体现在所提供的产品的质量高，还体现在生产的效益好、效率高、消耗低、污染少;要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提高投入产出率、能源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促进增长动力向创新驱动转换。为高质量发展打下一个效率和竞争力的稳固基础[7]。

　　这些研究成果，见仁见智，从不同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然而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来评价，却存在“异中之同”②，即主要重视社会生产力和流通关系的建设，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建设却有所忽略，尤其是忽略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这个重要的经济基础的研究。这种缺陷，或许来自西方现代化研究的影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贯彻唯心史观，历来“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8]98-99，以此为既定的前提，在经济现代化研究中就难免撇开生产方式及其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历史特征。

　　笔者认为，科学地研究当代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高质量发展，必须用唯物史观为指导，高度重视它们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拟就此展开探讨。

　　二、用唯物史观理解现代化经济体系

　　1.经济体系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

　　用唯物史观来理解现代化经济体系，首先要弄清经济和经济体系的本质含义。马克思指出，“经济，即生产过程本身”[9]132，而社会生产过程总是以一定的生产方式进行的。《资本论》揭示出，生产方式有两层基本含义。一层是指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为生产劳动提供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8]366。手工工具、机器、人工智能设备等生产资料就属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而不同历史阶段的劳动力的所有权关系、社会分工关系、劳动及其产品的交换关系，则属于不同历史阶段生产劳动的社会条件。生产方式的另一层含义，是指形成生产劳动的两个因素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他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9]44。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技术条件上已不是过去时代的手工工具，而是机器体系;社会条件已不是那种“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的自然经济封闭环境，而是以商品流通形式为中介的社会分工和劳动力商品自由买卖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上，已不是奴隶制那种奴隶主占有奴隶人身，并把他们当作会说话的工具与物质工具结合使用，也不是封建制由地主强迫对自己土地有依附关系的农民，以缴纳地租为条件与土地结合，从事生产;而是以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由雇佣工人自由出卖劳动力使用权这样一种社会关系作为生产过程的前提条件，在生产过程中由资本家指挥、监督集体工人分工协作，强制雇佣工人从属于机器体系，以此来实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并由资本家决定产品的分配和流通，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可见，经济作为以一定生产方式进行的生产过程，不能只从技术条件或劳动者使用生产资料角度去理解，或者说，不能仅从生产力方面去理解。它必然是历史的范畴，包含生产的社会条件和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生产关系。而全社会的经济体系则是由所有生产单位的生产过程相互联系而构成的社会总生产过程。既然它是所有经济过程的总和，也就必然包含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生产关系，必然具有历史的规定性。因此，现代化经济体系，不只包括生产总过程中劳动者使用何种生产资料、采取何种技术方式，形成何种劳动分工机制这些属于社会生产力层面的内容;而必然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使用权关系、劳动力所有权和使用权关系、生产的控制权与被控制权的关系、生产成果的分配关系等属于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层面的内容。如果撇开生产关系层面来理解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就只剩下社会生产力一个方面，也就不具有现实性。由此可见，我们应当把现代化经济体系理解为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的统一体。

　　2.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新时代的先进生产方式体系

　　用唯物史观来理解现代化经济体系，有必要科学理解“现代”这个词的含义。“现代”固然有时空含义，但是其内涵却比时空含义更深。因为在现时代，世界各地生产方式的发展水平并不相同，从落后到先进，有许多层级。非洲的少数地方甚至还存在原始公社部落，以手工方式从事自然经济的渔猎生产劳动。可见，现代不仅指现今的时空，而且也是与当今先进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而“先进”也具有历史规定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曾把“现代化”与“工业化”、“西方化”捆绑在一起，因为那时资本主义国家先进，英国在十九世纪初，机器工业生产就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但是，这样的经济现代化概念，今天从技术条件角度来看，也已经过时。当今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在技术条件上，已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先进标准了，工业化也是指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新型工业化了，并且包括农业的新型机械化、信息化了。

　　由此可见，现代化经济体系应当理解为全社会以现代先进生产方式进行的生产过程的综合经济体系。作为现代先进生产方式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应当包含与先进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在十九世纪揭示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不能适应机器大工业的社会化生产要求，他们之间才在的对抗性固有矛盾，必然产生出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现代生产方式的先进技术条件，已经超越那时的机器体系，就更需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真正适应了。所谓适应，也就是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

　　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并在宪法第七条庄严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10]。尽管现阶段的全民所有制还处在与私有制经济并存的不完善的阶段，处在向消灭了私有制的自由人联合体含义上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时期，但是它已经具有广大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性质，在国家代表劳动人民利益对国有经济进行统一科学管理的条件下，这种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是最能适应生产过程使用现代高新技术，适应生产力社会化发展趋势的，因而是真正能够适应社会化生产的先进生产关系。

　　有人认为，当今的网络经济可以为无数个人创造就业机会，单个人只要利用电子信息网络某种模块的一端，就能够有选择地可参与复杂的社会分工，因而在现代网络技术的条件下，私有制的个人操作，也可以适应社会化生产。但是，实际上，没有国家代表社会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科技创新和建设电子信息基础设施，是很难生产出能覆盖全社会的信息网络，供个人使用的。而且，依赖现成信息网络的个体生产，不能避免社会生产的自发性，不能促进信息化生产提高到更高的科技水平。而在形成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了全社会生产指挥中心，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力量，显然比私人投资更有利于及时地发展最先进的高新科技，适应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以华为科技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总裁任正非面对近年碰到的困难说，华为现在的水平尚未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11]。他表达出发展高新技术靠单个企业自身单打独斗的苦恼。这也说明，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的社会化生产是需要具有广泛社会协作能力、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来促进的。

　　3.必须消除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固有弊病

　　资本主义经济对于自然经济和封建制经济是先进的，但是不能把这种先进归功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本身。马克思分析了简单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必然性，但是并没有说过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一种剥削关系本身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相反，他揭示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以追求无限增长的剩余价值这种“抽象财富”为目的，是有史以来对剩余劳动最贪欲、剥削程度最高的私有剥削制度，并具有以表面平等掩盖实际不平等的虚伪性、欺骗性，这种剥削制度是摧残“国家的生命力”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8]178-179、272-277、871

　　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对于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他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12]。这种社会分工制度的产生，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使劳动力所有权从封建制中解放了出来，而劳动力成为商品，促进了消费品商品生产的普遍化，进而促进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的普遍化，从而促进了全社会商品生产的普遍化，这使社会生产逐步建立在以商品流通为中介的社会分工制度基础上。而社会分工的扩展，必然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此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过，以商品流通为中介的社会分工制度也是有缺陷的。它相对于封闭、不能展开社会分工联系的自然经济，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有很多的优点;但是，马克思也深刻揭示出，简单商品流通本身已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8]134-135;资本主义经济形成的发达商品流通，更使危机成为现实性。因为私人商品生产必定具有自发性，势必造成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社会收入必然出现两极分化，势必造成生产过剩，由此社会再生产必然发生周期性的比例失调，并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事实上，从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1825年开始爆发经济危机近200年以来，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已从单个国家内部发生，扩展到区域性的、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这对固有矛盾的必然现象。这种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人类生产力和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因而绝不是优点。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使城市的人粪尿不能返回农村耕地，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规律[8]579。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农业经营方式，掠夺式地使用土地，还导致了土地肥力的降低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所有这些由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弊病，决定了我们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决不能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为参照。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社会生产力方面是处在世界先进水平的。但是这包含几百年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累，包含着历代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提供的剩余价值。应当说，当今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加不能适应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了。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证明了这个判断。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高新技术和某些先进管理经验，但是决不能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也是先进的。恩格斯谈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生周期性危机的痼疾时，曾深刻地指出：“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又只有消灭现代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因此，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必需，同样它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必需。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的大众把粪便用于促进植物的生长，而不是任其引起疾病。”[13]646-647这告诉我们，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弊病的根本出路。

　　恩格斯的论述绝没有过时。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只有坚持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和完善全民所有制为核心为支柱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消除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固有弊病。因此，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不仅应最大程度地吸收人类社会生产力在现代条件下已经创造出的先进物质技术成果，而且应当明确，它应当是趋向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光辉前景——共产主义制度的经济现代化。

　　三、高质量发展要求以公有制为基础

　　1.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

　　用唯物史观指导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然要求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以社会总生产过程的动态存在的，它必然是社会再生产过程。因为“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8]653。而社会经济体系的发展，实质上就是社会经济体系的不断再生产。可见，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从再生产的角度来理解。而高质量的发展，则涉及到现代化经济体系在社会再生产中，如何实现不断优化、向上前进，实现良性循环。如果按照本文以上所述，只有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现代经济体系的弊病，那么，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就必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体系的内在要求。

　　如同社会再生产包括社会生产力的再生产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生产力的高质量再生产和社会生产关系的高质量再生产两方面。根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中，社会生产力相对于社会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所以，必须抓好社会生产力方面的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指出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1]。这对社会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要求，我们有必要从社会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角度来理解。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社会生产关系的高质量再生产即高质量发展。因为同样根据唯物史观，社会生产关系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反作用。从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人们更自觉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角度来看，促进社会生产关系通过管理体制改革，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断改进和完善，这乃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方面。党的十九大提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等一系列要求[1]，笔者认为，这都属于对社会生产关系高质量发展提出的要求。

　　简而言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而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不但要遵循社会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还必须遵循社会生产关系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反作用的要求，巩固和发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社会生产关系高质量发展。这可以从下述方面来认识。

　　2.促进人的高质量发展必须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前提

　　科学社会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8]683。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只要明确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发展方向，就必然会把促进“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而每个人的发展达到这样要求，也就是高质量的人。因此，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促进人的高质量发展。这就必须相应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不断巩固和完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生产关系。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是促进每个人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前提。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不具备这样的前提。资本主义经济以机器生产为物质技术基础。机器使接触劳动对象的工具不再直接用手工操作，而是把工具安装在一个机构上，机器的这种特征，使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具有了物质条件，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8]560，也促进了社会分工的细分化和深化，这就为消灭手工生产方式条件下那种生产者只能从事某种局部劳动的旧式分工，从而畸形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可见，“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并不是一种主观的美好愿望，而是大工业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但是，“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却使雇佣工人无法享受现代工业进步对人的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 “把工人转化成局部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附件”[8]557，这就必然会再生产出手工劳动那种旧式分工，使雇佣工人不得不片面、畸形的发展。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尽管在工人阶级长期反抗的压力下，实施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改良主义，但是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基础，没有改变经济发展以追求利润的无限增长为目的，这就不可能促进人的高质量发展。只有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才有可能做到。

　　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是适应社会化大工业生产本性的要求而产生的，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少数私人所有者的私利，这为发展经济，促进人自身的逐步向高质量目标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当然，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需要国家管理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实现。这就要求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经济全面发展中，确立人的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意识;把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改革管理体制与调动广大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创造性、主动性、积极性和协作精神，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教育和多方面知识教育等结合起来。

　　3.公有制具有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优越性

　　万丈高楼平地起。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在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企业经济。这包含许多方面的要求，诸如：企业产品的使用价值做到物美、适用和耐用，在同种产品中处于国际先进;单位产品所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也就是做到物美价廉，生产效率高。这又要求企业面向有购买力的市场需求，善于捕捉机遇，科学决策，高度重视科技创新，重视原材料、能源使用的节约、降低废品率和非生产性杂费，重视合理组织分工协作，重视内含的扩大再生产等。但是，所有这些高质量的生产，都需要通过企业的集体生产劳动来实现，这就离不开在生产中建立有助于适应上述要求的人与人的生产关系。

　　理论与实践都表明，社会主义公有制对企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优越性。公有制生产关系决定了企业中管理者和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平等地位，每个劳动者都是企业的主人，这就有条件做到依靠工人阶级实行民主管理，形成列宁所说的“自由的自觉的纪律”，这比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监督劳动和强制性“炒鱿鱼”纪律或“饥饿纪律”，有利于调动工人在生产中的责任心、能动性和积极性，挖掘蕴藏在劳动者中的智慧潜力。新中国建立以来，企业普通劳动者中不断涌现诸如孟泰、王进喜、郝建秀、李瑞环等各类劳动模范，证明了这一点。尽管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民主管理”，如在德国就有所谓劳资合作共决模式。在一些公司监事会中，工人代表法定人数已经可以占二分之一，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资本所有者对雇佣劳动者的统治权和强制权，因为监事会主席是由资方指定的，在工人一方与资方僵持不下之时，主席可以投决定性的一票[14]。从分配关系看，企业贯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按劳分配原则，与资本主义按按劳动力价格分配相比，不被私人剥削剩余价值，这是实质上的公平激励，更有利于劳动者关心自己的工作质量和效率，争取获得较多物质利益。在我国的公有制企业体制改革中，不少企业实行“职工与企业岗位双向选择”、“优化劳动组合”和“量化”按劳分配，都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现实表明，国有企业工人收入普遍高于私营企业，而国有企业的利润率和上交给国家的税收则高于私企。从企业总体工人的生产组织看，社会主义企业要求管理者、科技人员和劳动者的相互结合，取长补短，协作分工，这比那种单纯依靠“管理精英”、而把工人群众看成简单劳动者，更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众所周知，我国国有企业鞍山钢铁厂曾总结出“鞍钢宪法”，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结合)，是有效的管理方式。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有人认为公有制搞“大锅饭”，是养懒汉的，无效率的。这在理论上不值一驳。而从实际来看，这也是以偏概全。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少数懒汉是存在的，但是不劳而获、偷懒恰恰往往是私有制观念的产物，这种社会累赘绝不是公有制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但有懒汉，还存在食利者阶层。要纠正把公有制生产关系在具体管理体制实践中存在的某些“平均主义”弊病，归罪于公有制本身;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绝不是要改掉公有制基础。发展高质量的公有制企业经济，应当把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

　　4.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以公有制为基础

　　从宏观看，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宏观上意味着社会扩大再生产必须实现良性的循环运动和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促进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富裕。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运行和发展中，必然发生社会收入两极分化、周期性经济危机，这正是宏观经济运动低质量的显著表现。而宏观经济运动质量高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这个经济基础根本不同。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实现宏观经济高质量运行，只能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实施遵循社会再生产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宏观经济计划调控，并发挥好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在今后较长的历史时期，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还必须充分利用商品流通为中介的市场分工制度，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发达的商品流通关系是包含在国民经济体系之中的。这种商品流通一般关系本身，由其内在的矛盾所决定，也不可避免包含危机的可能性[8]135。同时，正如恩格斯当年在批判杜林的“幻想社会”性质的“经济公社”时，作过专门论证的，商品货币关系还难免有消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的负作用[13]651-657、663-664。这就需要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创造性地处理好市场分工制度和公有制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既要利用好市场分工制度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积极作用，又要控制其固有的自发性，避免发生经济危机，并防止商品货币关系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

　　从实践方法的角度看，十分重要的是建设好宏观经济调控中心，并弄清宏观经济结构的内在联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实施宏观调控。从学术上看，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市场对资源配置是起决定作用的，彻底放开市场调节，就能够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这是值得商酌的。唯物史观认为，在社会总生产过程中，包含所有制关系的生产是起点，它决定分配、流通和消费。所谓市场对社会经济的资源配置，实质含义是流通关系对社会生产的反作用，尽管这种反作用是值得重视的，撇开市场流通关系，用主观主义的行政命令方法，实施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容易违反价值规律和社会再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的错误;但是，市场供求关系作为流通关系，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决定的，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起基础性的决定作用。市场调节与政府作用之间的关系，是市场流通这种经济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这不能替代整个经济形态的内部联系。研究《资本论》，可以认识到，发达商品社会的宏观经济形态一般，存在(1)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市场关系)、(2)社会总资本一般的“货币资本形态”、“商品资本形态”和“生产资本形态”三种资本形态的比例关系、(3)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或生产关系、(4)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各生产部门的社会分工(或产业结构)比例关系、(5)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包括社会生产)或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循环关系等五个层面。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而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生产关系层面，对宏观经济结构的其他层面，是起能动性作用的。在这种含义上，它决定收入分配，因而决定社会分工(或产业结构)比例关系和社会总资本三种资本形态的关系，从而决定了商品流通、货币流通这种市场关系。

　　促进现代经济体系实现宏观经济高质量运行，离不开国家政府发挥好计划调节作用。计划是经济节约和克服经济行为盲目性的不可或缺的手段。那种彻底否定计划调节作用，实质是国际流行的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是违反唯物史观科学原理的。只有弄清商品生产社会一般的宏观经济内部联系，充分利用银行货币流动和市场供求关系状态反映出的经济结构信息，同时，着眼于生产供给，利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努力从社会生产层面弄清宏观经济产业结构基本比例关系，在弄清这种关系的前提下，利用多种手段，才能使宏观计划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而要达到有效的实施效果，不能离开承担物质生产任务的广大企业来配合，这只有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基础，国有经济发挥好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才能办到。

　　5.宏观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坚持公有制经济基础

　　如果说宏观经济运动是一种循环运动，那么人与自然的物质循环则是又一种循环运动。这两种循环紧密联系，前者作用于后者，后者是前者的基本条件。从长期看，社会生产力的存在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自然界能够持续地为社会生产提供物质资源和能源，满足社会生产的多方面需要;生态环境能够持续地使人类得以健康生存。合理的人口数量、必需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对经济的社会形态中起基本的支撑作用，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源泉”③。因此，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不能不保证人与自然的物质循环是可持续的。这要求高质量发展必须是可持续发展。

　　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能在私有制基础上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一切生产方式，由于私有者用私人的狭隘眼光确定生产目的，所以一般不会考虑可持续发展，并自愿为此支付费用。正如恩格斯早就指出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18]。如果说，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私人生产者的经济利益与自然条件有直接的联系，还会想到封山禁猎、封湖禁渔等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某些措施;那么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由于生产目的是无限制地追求抽象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一般是不会为社会整体利益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除非国家从“总资本家”利益出发对它们予以强制。资本主义生产从追求私利出发，还必然会对可持续发展起破坏性作用。例如，我国有生态农业专家指出，美国现代资本主义家庭农场为了节约劳力，用除草剂替代人工锄草，反而促进了杂草进化，为了消灭这种杂草，又需要喷洒更多更毒的除草剂，进而导致形成抗药性的“超级杂草”，同时农作物也受到污染;为了防控害虫，就大量喷洒农药，结果在灭杀害虫的同时，也误杀了农业生态系统中的益鸟、益虫，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物种多样性，并污染了农作物;为了替代费用昂贵的人工治虫，就采用转基因措施，将抗虫基因移植到作物体内，结果导致害虫对农药产生顽强抵抗力，形成所谓“超级害虫”;在养殖业上，为了让牲畜、禽类等提前发育，获得更大经济利益，就用投入添加剂的食物喂养，结果造成它们体内中抗生素、重金属、激素含量升高，使食用它们的消费者健康受到危害[19]。国内有人主张搬用美国的资本主义家庭农场“模式”发展中国农业，放弃走集体经济道路，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可持续发展的破坏性，这是不能苟同的。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不能不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其一，可持续发展要求处理好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关系，其中宏观经济实现良性循环运动是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它可以为社会的和谐发展、为保护生态环境创造物质条件。而经济的良性循环取决于市场总供给与有购买力的总需求之间的平衡，这只有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从而按劳分配关系在全社会分配关系中占主要比重，社会能够不断走向共同富裕，避免资本主义社会那种两极分化的条件下，才能做到。其二，促进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在控制人口增长、节约和有效利用经济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能够比较自觉地做到局部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服从中央宏观调控中心的统一指挥和协调，共同参与，协调行动。这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社会形成了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够真正做到。其三，促进可持续发展，需要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这需要有计划地建设必要的环境保护工程、基础设施工程等，这需要集中社会大量的物力和财力;而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国家代表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的利益，才能做到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统筹安排，分别轻重缓急，调动资金和组织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办成这些大事。因此，维护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6.公有制具有维护中国民族经济独立自主的优势

　　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关系，吸收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优秀文明成果。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处理好对外开放和民族经济独立自主的辩证关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用国际贸易自由化、国际投资自由化来解释经济全球化，怂恿发展中国家放开国际收支资本账户的货币兑换④，鼓吹这样才能实现“经济转型”，成为高效率、高收入的市场经济国家。他们沿袭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贯错误方法，用简单商品流通交易的眼光，来解释国际市场经济的资本流通关系，混淆了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其实，资本流通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环节与商品流通环节的统一，后者是实现前者剥削的剩余价值现服务的。当今的国际市场仍然是弱肉强食的资本竞争关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仍然具有实力雄厚、产品科技含量高的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如果取消国家对外贸、外资进出的必要控制，即使撇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关税、军事霸权等超经济手段不谈，也难免会在国际竞争的劣势中失去国内市场和民族经济的自主控制权。新自由主义的那套所谓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理论，是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世界各地占有市场，汲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的。

　　在对外开放条件下，要维护民族经济的独立自主，关键在于掌握现代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提高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而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需要在自然科学基础理论、高新技术科学实验、高科技的产业化等方面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并组织多方面的攻关科技协作，在发展中国家，这靠单个企业是很难办到。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没有国家出面以私人资本获得利润为条件，也是不可能形成国家范围的科技协作，实施重大高新技术创新的。我国则具有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优势，实践表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能组织广大科技人员、各级干部和工人阶级发挥社会主义大协作，“集中力量办大事”，独立自主地创造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核工业、航天工业等;只要继续发挥这种公有制的优势，今后在高科技核心技术超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完全能够办到的。在这方面，轻视公有制经济，尤其国有经济的重要作用，是完全站不住的。市场竞争，固然能对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起推动作用;但是市场竞争绝不可能组织起各行各业为了共同目标，团结协作，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发展重大的高端科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表明，让出市场并不能换来先进技术，引进的外资并没产生核心技术的“溢出效应”。要掌握现代制造业的核心技术，这只有以公有制为基础，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力量，才能办到。

　　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要抵御和防范国际金融和经济风险，必须发挥公有制的优势。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世界经济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是必然的。中国既要大力发展国际经济外来，又要能在世界经济发生危机时不受或最大程度地减少外部负面影响，保持民族经济的稳定，这需要创造性地实施宏观计划调控。关键在于把国际贸易和利用外资纳入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民族经济体系的计划调控的范围。在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思潮影响下，有观点认为，中国进出口应当彻底放开，外资进出应当自由化，让中国经济完全融入国际分工体系。这种观点等于否定了民族国家及其民族经济的独立自主性，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承认当今世界仍然有民族国家的差别，就必须承认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经济利益;发展中国家只有维护民族经济独立自主，才能避免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或附庸国。而民族经济的独立自主意味着，它的宏观经济是有边界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是存在独立的经济循环的。这也就要求，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资本的进出，在总量上都应当纳入到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之中，这样才能使民族经济在经济开放的条件下，遵循社会再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不受国际经济波动和危机的负面影响。而要做到这些，国家必须建立宏观经济调控中心，这个中心必须紧扣人民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进行民族经济的宏观调控。这只有以公有制为基础才能做到。

　　四、必须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本文以上的论证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换句话，我国宪法第六条第二款关于“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10]的庄严规定，是必须遵循的。但是，在现实经济中，目前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却出现，公有制经济比重显著降低、非公有制经济主要是私营企业比重显著上升的态势。这固然表现出私营经济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不可否认，这也说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断积弱。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商品生产社会的私有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长到一定程度，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就会从局部起作用，扩大到在全局起作用，就会导致社会收入两极分化、宏观经济结构失衡，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因此，目前出现经济下行、大量私营企业陷入经济困境的不良态势，不是偶然的。从长期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得不到维护，势必将影响到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进程。因此，当务之急，有必要标本兼治，在采取措施帮助企业解困的同时，应从战略上着眼于采取治本措施，努力振兴国有经济和城乡集体经济，恢复和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样才能通过加强宏观计划调节，遵循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促进宏观经济走向良性循环。为此，兹围绕夯实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提出以下建言：

　　其一、把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作为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公有制经济比重的严重降低，造成党的领导的阶级基础削弱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经济地位的降低。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就遵循历史辩证法，深刻指出，“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20]。经过60多年的经济建设，我国生产的社会化已有巨大发展，公有制经济管理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就更应当把工农联盟放在主要的、基本的和首要地位。不言而喻，由国有经济和城乡集体经济构成的公有制经济是工农联盟的所有制基础。因此，在处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所有制结构关系上，不应当采取折中主义的态度，而应当把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作为重点，放在首位;以此为前提，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样才能贯彻宪法规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

　　其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帮助私营企业走出有宏观经济结构失衡带来的经济困境，从长期看，必须引导企业主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当今的私企，相当大的部分是原有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私有化”改制形成的，这些新私企中的第一代企业主本来是公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对公有制企业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是没有感情的。在改制后面临破产风险的情况下，不少私营企业主有转向国有控股企业的要求，这是市场现状所逼，这对于扩大国有资本控股范围，引导私有制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有利的，应当予以支持。不能不看到，在实力较强的港澳台商企业和外资企业占国民经济一定比重的条件下，有些私营企业遇到困难，难免会找他们帮忙。这就涉及民族经济与外商、外资经济关系的问题。从壮大民族经济的要求看，有必要将这些私营企业引导到国有经济方面来，或者改制为集体企业，这也是有利于扩大公有制经济基础的。有人总是说不能“国进民退”，殊不知，私企遇到困难主动求助于国企、国资，这不是谁强迫的，而是不少私营企业主的自觉行为，应当说，他们找对了靠山;而作为国有经济的靠山，理应不断壮大，带领私企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只有在重大国有经济，大力发展城乡集体经济的同时，引导一切願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私营企业，共同发展民族经济，这样才能恢复、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落实党中央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正确方针。这是民心所向，有利于振奋民族精神，会得到最大多数人的拥护。

　　其三、从整体上振兴国有经济。从现状看，目前国有经济比重有较大缩小，这对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不利的。为此必须振兴国有经济。国有经济与市场流通尽管有矛盾的一面，在现阶段多层面社会生产力条件下，也有相互统一的客观要求，通过管理体制改革，处理好他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国有经济完全能够发展壮大。那种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影响下，鼓吹国有经济与市场流通绝对对立、天然低效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的。现实的国有经济具有健康向上的发展势头，没有理由不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根据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发展国有经济有必要抓好两个基本环节：

　　一是国有企业管理环节。国有企业在国资委监督控制并赋予一定自主经营权的前提下，遵循国家计划调节指导，适应市场需求，自主决策经营，重视企业资本循环和周转经营管理，包括科技创新、市场预测、人力分工协作、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民主管理、坚持按劳分配等各方面，就能发挥出国企的公有制性质和工人阶级主人公地位的独特优势，超越资本主义企业，做优做强做大。应当坚决反对偷偷摸摸的私有化“改革”。有人主张由国企职工持股，这其实是迎合或助长私有观念，腐蚀工人群众，把国企的全民所有制性质改为股份合作制性质，很难说不是为私有化而釆取的过渡性措施;有人主张放开国内外私人资本在国有股份制企业中的比重，这其实是迷信私人资本比国有资本更有效率、私人老板比国企经营专家有本事，推行国企私有化的另一种过渡形式。

　　二是国有经济整体性管理环节。国有经济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两大类，两类管理应有所区分。在现阶段，经营性国有经济需要采取国有资本形态与市场分工制度相结合。国有资本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它具有整体性，也决定了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对它的所有权;并授予中央政府建立和完善对国有资本实施整体性监管的经营权机构(即国资委)。有必要结合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改革和完善对国有资本的整体性监管方式：

　　——从国有工商业资本的整体性经营看，应坚持劳动二重性基本原理。充分认识，商品的社会使用价值是价值的前提，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必须从使用价值和价值量方面弄清社会总产品的主要结构，实施宏观计划预测和调节。有人主张，国资委只须掌握国有资本的“最终所有权”，只须“管资本”，完全让市场调节国企。这实质上只从价值角度，把国有工商业职能性的资本当成了非职能性的生息资本;而生息资本所有者只贷出资本收取利息，对资本经营者釆取何种生产关系经营企业，是不负监管责任的。如果推行这种主张，那就等于要中央政府放弃国有资本经营权，也就等于放弃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主导作用。

　　——从国有金融资本的整体性经营来看，应当遵循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再生产和货币流回规律的关系，掌握对国有金融资本的绝对控制权，把中央银行的货币流回状态作为预测宏观经济运行稳定与否的晴雨表，区分货币信贷和资本信贷，根据宏观计划调节的要求，在支撑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为全社会多种所有制实体经济服务。有人主张，提高国有金融资本的效率，应当发展股份制银行，并放开外资股比限制。这不免让人担忧，是否会造成外国金融垄断资本控制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严重后果。显然，这类主张是决不能苟同的。

　　其四、引导农村集体经济实现“第二个飞跃”。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必须大力振兴城乡集体经济，这样才能在现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把广大劳动人民组织在工农联盟之中，形成强大的依靠力量。而振兴农村集体经济更为迫切。现状表明，我国农民、农业和农村“三农”发展状态不容乐观。农村普遍存在青壮年外出务工的“空心化”现象，农田机械化生产程度仍然较低，生态农业发展缓慢，许多农村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仍不完善，不少农村存在“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等问题，国家贫困人口也主要在农村;这距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有明显差距。中国人口世界第一，吃穿用都离不开农业，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更关乎人的健康发展。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这个基本要求，解决好“三农”发展滞后问题。

　　那么如何解决问题?我国先进农村的实践经验已经做出正确回答。这就是决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对立起来，应当教育、引导农民群众坚定不移走集体化道路。必须看到，现在我国已经出现一批诸如南街村、华西村等先进村集体经济组织，遍布全国各地。其经济实力由弱到强，相当多的村集体经济实力超亿元，生态环境优美，家家住上了别墅，衣食住行超过了城市人。这些乡村在市场经济中站稳了脚跟，充分显示出集体经济具有超越私有制经济的优越性。其共同特点：一是都有优秀的集体经济带头人和坚强领导班子，尤其是带头人具有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能吃苦、有经济头脑，并注重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自觉抵制私有化思潮;二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新，都有穷则思变，战天斗地的艰难历程;三是主动地适应外部经济环境和国家经济政策变化，实干巧干求发展，坚持统一经营，在抓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不断增强集体产业资本，以工补农，就地转移劳动生产率提高产生的过剩劳动力，促进农、工、商综合发展;四是重视集体公共积累，创新按劳分配具体形式，奖勤罚懒，努力促进农民集体共同富裕;五是都主动建设整洁、秀丽的村容村貌，保护生态环境，坚持计划生育，重视可持续发展，努力建设文明乡风。

　　在上述经验中，十分重要的是，在处理集体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和集体统一经营权的关系上，这些先进村始终没有放弃对集体经济的统一经营。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一定劳动者的协作生产力大于同量个人生产力之和[8]378-382。而集体经济的协作生产劳动只有实施统一指挥，才能实现。为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只有通过实施集体经营权的统一指挥，才能发挥出集体经济收益高于家庭经营的优越性。将一家一户的家庭经营权与集体经营权绝对分开，实际上否定了国家政策关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行家庭和集体组织“双层经营”的规定，也是违背所有制关系上经营权由所有权决定的规律的。上述先进乡村的共同经验，证明了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是不应违背的，体现出当代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然而，现实中却存在淡化农村集体经济统一经营的倾向。有人认为，华西、南街村这些集体经济组织的经验可看不可学;还有人把在现行“双层经营”体制下，引导农民逐步增强集体统一经营权，说成又要回到旧体制吃“大锅饭”了。这些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邓小平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农村集体经济需要实现“第二个飞跃”，其精神实质就是要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走统一经营之路。这是在农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建议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能够尽快落到实处。

　　注 释：

　　①引自光明日报“世界史”版为钱乘旦《现代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等三篇专题文章所加的“编者按 ”，详见《光明日报》2016年07月06日第14版。

　　② 黑格尔指出，“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参见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53页)。

　　③ 张薰华教授认为，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是社会生产力本身存在的“源泉”，“对社会生产力有着决定作用”;而社会生产力对整个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参见张薰华：《经济规律的探索——张薰华选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3页)。

　　④ 如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说：“资本项目的外汇自由兑换通常是经济市场化最优秩序的最后阶段。”(参见周庭煜等译，[美]罗纳德·麦金农著：《经济自由化的秩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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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1966—1976.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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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N].人民日报，2018-03-22(001).

　　[11] 任正非.以创新为核心竞争力 为祖国百年科技振兴而奋斗，“国家发改委人事司”网站：http://rss.ndrc.gov.cn/gzdt/201606/t20160630_809850.html.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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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5.

　　[19] 蒋高明.美国的家庭大农场模式适合中国吗.搜狐网，2018-06-10，https://www.sohu.com/a/234986599_613168。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449.

　　[21] 何干强. 货币流回规律和社会再生产的实现——马克思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再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2017(11)：27-52+204-205.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30-1331.

　　(作者系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原刊于《西部论坛》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