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历史，人民解放军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毛泽东的历史。毛泽东的历史，其实，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史，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部毛泽东传，基本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传记，也是人民军队的传记。毛泽东，是这个党、这支军队、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灵魂。在毛泽东生前，是;在毛主席去世后，也是。只不过，1976年9月9日前的历史，是围绕着要不要按照毛泽东领导来展开;而此后的党史军史国史，是围绕着要不要毛泽东思想展开，如此而已。党、军、国、民、族，想撇开毛泽东而独立撰写自己的历史，那只能是个笑话;想在否定毛泽东的基础上写历史，那只能是疯话。主席生前，这么做是笑话;主席身后，想这么做，也还是个笑话。
这个说法，我本人也是深思熟虑的。
现在，就有那么一帮人，总想在否定毛主席、撇开毛主席至少也是要“三七开”的前提下，写出一部中国共产党史、军史、国史，写自己老爹、老妈的革命史，我想，你们在搞行为艺术。
罗援老师把古田会议说成是毛泽东和朱德两个人矛盾斗争的结果，我想也是可以的。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朱德两位伟人，当时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建党路线、建军路线、革命路线。我理解，毛主席的路线是要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党领导下的红军，不光是“打仗”，还要“筹款子、做群众工作”。打仗者，军事也;筹款子者，经济也;做群众工作，政治也。就是说，红军，要做政治、经济和军事工作，还要做宣传、教育、医疗、妇女、青年、婚姻等文化方面和人民生活方面工作。朱老总，几乎没有这个意思，他还是纯粹军事路线，没有意识到红军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方面的重大任务，而且，这方面的功能，至少和打仗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只能说，朱老总，此时，还是个军人甚至是旧军人，还没有完成从旧军人到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的蜕变。
我本人把党史、军史、国史，简略地概括为四个会议、四个关系、四个阶段：古田会议解决了毛泽东和朱德之间的矛盾;遵义会议解决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矛盾;延安整风解决了毛泽东和王明的矛盾;文革解决了毛泽东和刘邓之间的矛盾。每次重大会议，都促使一批无产阶级革命者，向革命家转变，当然，也有一些人在这个斗争中落伍，甚至是退出历史。
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不算进去呢?不算，因为，张国焘是个叛徒，是个投机主义者。他和毛泽东之间的矛盾，其实，层次非常低，无非是个小军阀和伟大领袖间的矛盾，如果不是张国焘误导着那么多红四方面军将士，这个矛盾，甚至不值得一提。这样的矛盾，其实在此前的党史军史上，已经发生过好多次，比如陈浩叛逃事件。再说，这个矛盾，随着张国焘的叛变，自然就解决了。所以，尽管张毛之间的矛盾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中国革命的危害极大，险些葬送中国革命。但，却不能和毛朱、毛周、毛王、毛刘矛盾相比。
我党我军历史上，英雄辈出，但，所有的英雄，都围绕着毛泽东而展开其历史活动。没有毛泽东，所有这些英雄，均无用武之地。抬周、抬朱甚至抬高其他任何人，来压低毛主席，冲淡毛主席对我党我军我国的灵魂作用，都是徒劳的。毛主席生前如此，特别是毛主席身后，更是如此!万万注意这一点。
罗援老师说古田会议是为解决毛朱之间的矛盾而举行的，也可以这么说。需要强调的是，所谓的毛朱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个人矛盾，不是因为什么性格原因造成的。如果认为是两个之间的矛盾，是性格原因造成的，那就是“陈毅主义”了。毛朱之间的矛盾，其实是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的矛盾，是政治路线上的矛盾，是关于红军的建军指导思想的矛盾，是红军的性质、宗旨、作风、任务上的矛盾。历史已经证明，毛主席是正确的，尽管即使古田会议之后，特别是今天，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也没有为全党所充分认识和真正接受，更谈不上很好地执行。
在毛朱之争中，罗援老师显然非常强调毛主席的性格原因，即所谓“霸道”(注意，从性格层面看，霸道和王道似不能并列。)，居然能从那时毛朱之争中找出文革期间毛主席的“失误”的根源。看来，罗援老师还真是陈毅主义没有清理干净。
罗援老师说到朱毛之间的矛盾从柏露会上就开始了，朱毛之间关于井冈山守与不守之间的争论，朱正确而毛不正确，其实是金一南的书看得太多了，对于基本的历史史实也不了解了，让人笑话，真的不该犯这种低级错误。老实说，我非常敬爱军事科学院，我不希望军科的研究员也向金一南学习，万万不要学国防大学的学风、文风、作风。金一南的书，总爱在关键的地方胡说。我记得金一南写长征的书中。曾经讲张国焘和毛泽东是我党最有领袖气质的两个人物。什么叫“领袖气质”?这样的名词，很不严谨，最好不要用。张国焘，都叛逃这么多年了，他有什么“领袖气质”?在国民党内当个中将特务，能体现出什么样的“领袖气质”?我希望军科的老师、老朋友注意用批评的眼光看，我盼望军科能多出现如李际钧同志那样的研究人员。我真的不希望军事科学院也出金一南那样的专家名人，那只能意味着堕落!作为一个军事科研机构，太“国防大学”了，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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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我先后看了《最美的青春》《特赦1959》，还有昨天开始播出的《伟大的转折》，感觉，我们党的文艺水平，在思想上，已经接近上世纪80年代初革命文艺的水平。需要指出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文艺，是革命文艺走“下坡路”的时代，是70年代革命文艺的回光返照。今天的革命文艺则不同，因为革命文艺长期受到打击、压制和故意的歪曲抹黑，作品少之又少，社会传播也不广泛，未能成为主流。近期的这几部好作品，虽然思想性、艺术性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和上世纪70年代差距更大，但是，要看到，这时的革命文艺在走上坡路，当然是艰难的。作品有些思想上、艺术上的问题，不要紧;甚至，这些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受到资本势力的封锁，观众不理会，也不要紧，这是革命文艺上升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这需要我们一方面真正按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创作出革命文艺精品，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把革命文艺的创作、推广，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给资本、市场，党和人民要亲自掌握创作队伍和传播渠道，打破国内外反动资本势力的封堵，打好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文化的反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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