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抗美援朝：人民战争转向国际主义联盟战争的政治意义

　　按：本文节选自汪晖老师给乌有之乡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的专稿《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注释略。

　　作为政治范畴的人民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与以往国内的人民战争有所区别，它的两个最主要的特点是：第一，这是一场境外战争;第二，这是一场核威慑之下的热战，即所谓全球冷战条件下的热战。境外作战是否具有“革命”的性质，还是只具有民族的性质?在核威慑条件下，人民战争的原则还有意义吗?或者说，朝鲜战争与中国革命中的人民战争是什么关系?这一问题对于理解抗美援朝战争及其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的位置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需要对人民战争做出理论解释。首先，人民战争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概念，而是一个政治范畴。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独特条件下，人民战争是创造新的政治主体的过程，也是创造与这一政治主体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它的自我表达形式的过程。在人民战争中，现代政党的代表性关系被根本地转化了，以农民为主要内容、以工农联盟为政治外壳的人民这个主体的诞生，促成了一切政治的形式(如边区政府、政党、农会和工会等等)的产生或转型。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时候，主要由一些被马林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与工农的关系还不如国民党跟工农的关系深厚。1925、1926年，由于国民党接受联俄联共政策，国共联合起来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毛泽东所领导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这一农民运动的产物。国民党在北伐时期的主要政治创新集中于两点，其一是摆脱旧军阀、建立党军;其二是与共产党一起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用群众运动配合北伐战争。党军的概念，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最初阶段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而是仍然处于革命阶段的、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国民党的创新。但在1927年之后，国民党逐步放弃了社会运动，伴随其党国一体，军队的政治性也随之大幅衰落。从共产党方面说，离开北伐战争失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人民战争，政党的转型是不可思议的。无论在成员构成上，还是在社会基础方面，也无论在工作形式上，还是在革命政治的内涵上，1921年诞生的、由少数知识分子组成的、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均无实质关系的政党与江西苏区时期的政党有着巨大的差别;在大革命失败后，由李立三、王明、瞿秋白主导的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也不同于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军事战略而逐渐展开的人民战争。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军队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红色政权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通过土地革命而与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的改变，都提醒我们人民战争创造了与历史上的政党全然不同的政党类型，创造了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阶级主体。我将这一政党称之为包含着超政党要素的超级政党。

　　其次，人民战争也创造了战争的独特形式。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创建江西苏区革命根据地，是人民战争得以展开的里程碑。在根据地，土地改革和武装斗争成为政党政治转化为大众运动的基本方式。井冈山斗争的中心问题由此变成了革命战争条件下的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党和军队的结合，党通过军队跟农民运动、土地改革之间的结合，党及其领导下的苏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理，党在民众工作中展开的文化运动，不但改变了革命的具体内容和中心任务，而且也通过政党、军队、政权和农民运动的多重结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革命政治主体。这就是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上述在战争中展开的政治进程赋予人民战争以与其他战争形式不同的特点。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命题就包含了人民战争的一般原则：第一，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第二，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而且还必须有地方的武装和民兵;第三，兵民的范畴意味着一个与军事斗争密切相关的、以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过程。

　　第三，人民战争的关键成果之一是割据的红色政权的确立。红色政权的主要政治形式是边区政府或边区苏维埃。边区政府是日常生活的组织形式，从而也要借鉴中外历史上的国家经验，但这一政权形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国家，在持续的政治和战争动员中，它是获得自觉的阶级的政治形式。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著名文章中，毛泽东指出：中国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不是一个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国家，而是一个内部发展不均衡的、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国家;在这一条件下，军阀依附不同的帝国主义，从而国家内部的分割局面变得不可避免，而正是这一局面产生出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这就是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外部条件。大革命失败了，但革命时期形成的国内动员像火种一样存活着，在大革命中遭受挫折但幸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探索一条不同以往的道路：这个政党试图在战争条件下独立地建立割据的红色政权，通过政党、军队、政权和大众政治的相互结合，创造出人民战争的新政治。这就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内部条件。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及其政权得到巨大的发展，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成为了胜利的保障。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游击战争转化为大规模的运动战，伴随着夺取中心城市，运动战与阵地战取代游击战成为了战争的主导形式。

　　第四，在人民战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与根据地政府处理的不是简单的军事问题，而是日常生活的组织问题。这就产生了政党和政府的群众路线问题，其主要内涵是：一，为最广大群众谋利益，是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二，边区政府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用尽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问题，切切实实改良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边区政府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粉碎围剿。因此，人民战争不仅是采用军事斗争的手段有效消灭敌人的方式，而且也要处理土地、劳动、柴米油盐、妇女、学校、集市贸易甚至货币金融等等构成了人民生活内容的主要问题。军事与日常生活的相互渗透和转化成为人民战争的核心问题。毛泽东反复提醒共产党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到战场上去，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等等。群众路线是人民战争的基本策略，它是政党的政策，也是重构政党的方式：一方面，如果没有组织，我们就不知道群众在哪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与群众打成一片、向群众学习的过程，组织就是没有活力的、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结构。在广阔的、尚未工业化的乡村，以农民为主体的政党在运动中获得了政治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人民战争条件下的政党及其群众路线创造了阶级的自我表达，从而也创造了政治性的阶级。先前的政党不可能创造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人民战争而自我重构了的政党才有可能完成这个使命。相对于政党、政党政治、苏维埃政府等源自十九世纪欧洲和二十世纪俄国的政治现象，人民战争是中国革命中更具原创性的发明。在这个意义上，不理解人民战争，就不能理解中国的革命的独特性，就无法理解这场革命中的“党的建设”与此前的政党政治的深刻区别，就不能理解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在二十世纪中国产生的独特政治范畴的历史内涵。

　　国防战争与国际主义战争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中，抗美援朝战争是人民战争的延伸，但已不同于传统的人民战争。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红军时期的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人民战争的序列中进行观察，我们可以观察到这场战争的若干特点。首先，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第一次境外战争，与红军时期的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相比，后者的战争主体是白色区域当中的红色政权或抗日的敌后根据地，而抗美援朝战争却是以新中国的建立为前提的。战争形态由此发生了从传统的人民战争转向了以国防为主要内容的战争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阵地不但不能丢，而且其主权和领土不能允许有丝毫的损害，这是从人民战争过渡到国防战争的转折点。抗美援朝战争是以志愿军的形式出现的国防军与以美军为主导的联合国军之间在境外的殊死搏斗。抗美援朝战争的目的不是在境外建立根据地，或者通过人民战争创造出新的政治性阶级，而是以保卫新中国为目标的。正是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建立一支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过去是革命军队，是参与农民的土地革命的播种机、宣传队，是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的暴力机器，但现在则是以保家卫国为首要责任的正规部队。

　　其次，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军队和国防建设与工业化过程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关系。正是在高涨的战争动员中，新中国的第一个以城市工业化为中心的五年计划顺利进行。保家卫国的口号激励了全社会的政治热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这是战后恢复的主要动力;在战争中，通过结盟关系，中国获得了苏联的大规模援助，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基础。朝鲜战争也是加速中国成为核国家进程的一个关键因素。

　　第三，国防的要求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政治底线，即不允许美军威胁中国，不允许朝鲜被击溃，从而中朝军队不能从“三八线”退却。1952年10月，在谈判进程中，美军宣布休会，六天后发起了上甘岭战役。这场攻防战对双方而言都是政治性的：新任美军总司令克拉克要为美国民主党助选，而中国军队的阵地战是以不能从“三八线”退却这一政治原则为底线的。由于在境外作战，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形态不得不是依托祖国后方、以运动进攻与运动防御为中心的战争。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并尽力得到朝鲜民众的支持，偶尔也采用骚扰和游击战术，但战争的基本形式是运动战加阵地战。

　　即便存在上述差别，抗美援朝战争仍然继承了人民战争的若干特点。首先，尽管战争在境外展开，但它是以中国战争史上少见的全国性动员为前提的。在二十世纪中国，只有两次全国人民总动员的战争，一次是抗日战争，即在国民党主导正面战场和政治框架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以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契机，促成了全面的抗战动员。第二次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经过漫长的革命与战争，中国实现了除台湾地区外的全国性统一，从而为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经济动员、文化动员和军事动员奠定了前提。从1950年到1953年前后，毛泽东的顾虑和最后的决心，都与这场战争能否得到全中国人民的支持有关。

　　其次，在境外战争的条件下，军队与人民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很难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那种军队与根据地人民的鱼水关系，但志愿军入朝后试图在跨国条件下重建这一关系。1950年10月8日，在由毛泽东签署的“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特别提及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障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基础。”这一命令一方面显示出中共对于境外作战的特殊环境有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则表明志愿军将在境外环境中灵活运用中国革命中的人民战争的经验。

　　第三，抗美援朝的国内前提是新中国的建立，而它的国际前提则是一个以人民民主国家为主体的东方体系和以此为基础的国际团结。战争不再是过去的人民战争，而是人民战争传统在跨国战争条件下的一个延伸，其中同样包含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等要素，但由于基本环境发生了变化，其含义也势必发生变化。在战争条件下，全世界人民民主国家(包括苏联)和在亚非拉地区出现的的民族解放运动，共同构成了国际的统一战线。如果考虑入朝参战对东方、对世界的意义，这场战争的深刻的政治性恰恰体现在它与新的世界格局下的革命延续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政治发生在两个阵营的对峙条件下，从而战争的政治性超越了一般所谓国家间战争的意义。如果不能解释抗美援朝战争的这一政治含义，而仅仅将战争解释为民族战争或国家战争，历史解释就不是透彻的。因此，抗美援朝战争具有双重的性质，既具有民族战争的性质，又是一场抗击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战争。就武装斗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人民战争的逻辑在国际领域的拓展而言，抗美援朝战争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战争的延续。

　　境外战争的核心问题是战争的性质，即是基于国际主义原则的援助战争，还是基于单纯国家利益的民族战争。那种全盘的、不加区分地否定民族战争的论调无法确定民族战争的政治内涵：就民族主义而言，存在着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区分，存在着帝国主义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的区分，存在着旧世界的民族主义与新中国及其它民族的反帝反殖民族主义的区分。就中国而言，抗美援朝战争与抗美援越战争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战争，从而具有国际主义的特点，而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却不具备这样的政治性质。在这个意义上，“自卫反击战”不在中国的“短二十世纪”内部，毋宁说它是这个革命世纪落幕时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