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说：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

　　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在当前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习近平同志的论述划清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装扮成马克思主义”的各式思潮的原则区别。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坚持列宁主义

　　1845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完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这篇被恩格斯称作“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中，马克思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著明论断。马克思逝世后，这句名言被刻在马克思墓碑上，它意在告诉人们：“改变世界”才是理解马克思学说的关键所在。

　　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转向制度的关键环节，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质的关键就是坚持列宁主义。关于时代问题的科学判断，是列宁主义的重要内容。当代所有重大国际现象，比如反恐、战略东移、占领华尔街、叙利亚问题、乌克兰问题、金融危机等都与时代问题相联系，而研究时代问题若不回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目前这些国际现象以及社会主义复兴的大趋势就不能被透彻地理解和很好地解释，甚至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理论也就没有立论的根基。

　　再比如，我们现在谈的“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首先是建立在对“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心之上;而没有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学说这个关键环节，“两个必然”就不能有科学的时代定位，我们的自觉和自信就失去了参照系和坐标系。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首先是建立在对列宁主义的信心之上，不提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不提“两个必然”的社会主义一样，很可能异化为没有方向和目标、没有时代定位并被标榜为“运动就是一切”的伯恩施坦式的民主社会主义。

　　二、阉割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

　　实践是一种有方向的人类活动。民主社会主义所宣扬的一种假马克思主义理论，其特征在于它用抽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及由此必然导致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方式阉割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变为一种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普世”学说。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民主社会主义正是这样一种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推出的错误思潮。

　　189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首次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1951年6月，社会党国际成立时通过《民主社会主义的任务与目标》，明确提出了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纲领，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宣扬多样性为幌子，掩盖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目的。在指导思想上，它宣称既接受人道主义，也不拒绝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主张联合专政和多党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关系已发生根本变化，工人阶级可以通过议会多数掌握国家权力，实现平等理想。在经济上主张建立“混合经济”，即合作制和私有制、计划经济和自由竞争相结合，反对消灭私有制。在国家制度上，否定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和建立福利国家，主张改革税制，通过扩大公民经济权利和社会福利，进行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以实现经济平等;认为通过改良和科技革命，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就会自动改造为民主社会主义。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说：

　　【“内里腐朽的自由派，试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他们把为伟大的战斗准备力量的时期解释成放弃这种战斗。他们把改善奴隶的生活状况以便去同雇佣奴隶制作斗争解释成奴隶们为了几文钱而出卖自己的自由权。”】

　　民主社会主义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包装，仅承认工人阶级的平等、公平、人道等要求，但不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武装革命来达到目的。其结果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每次重大关头，民主社会主义都以“非暴力”为标榜，死死抱住无产阶级的双手，造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并由此堕落为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帮凶。为此，列宁与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实行决裂，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并由此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列宁时期的民主社会主义更多的是托拉斯帝国主义即以工业资本为主的“工业—金融”帝国主义的帮凶，而今天的民主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却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的帮凶。它们攻击的对象，不仅是社会主义，还有工业资本主义及其一切以实体经济为依托的人类进步力量。因此，21世纪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中最反动、最腐朽，对代表人类进步的社会主义事业——鉴于它的极端隐蔽性——危害最大的一支。

　　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在中国聒噪之后目前已声名狼藉，但为西方金融资本主义帮闲的意识并没有退出中国，这种意识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普世”化并由此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深层分流的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意识形态攻坚战中，目前中国国内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已显式微，取而代之的又是“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以至有人公开打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口号。

　　泛滥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很有迷惑性。其表现是：它承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有意忽略、淡化甚至否定使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每次生死大博斗中，它都以所谓“普世价值”为帝国主义“拉偏架”，从而达到瓦解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2014年9月23日，《红旗文稿》刊发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的署名文章，题目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文章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入手，分析其理论依托、基本观点，着重介绍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建立的理论与实践。该文一发表，遭到了一些人的激烈反对，是因为这篇文章捅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要害。列宁说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如果不用列宁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而用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我党面临的下一步的斗争形势和任务不仅不能得到很好的说明和完成，我们日益接近实现的“两个一百年”的目标，甚至还有功败垂成的可能。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讲枪杆子的，不然，它就变成了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童话而不是一种政治主张。赫鲁晓夫是苏联共产党内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祖师”。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说：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

　　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1959年12月，毛泽东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上写道：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1965年3月，毛泽东在《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一文边上对赫鲁晓夫写下这样的批语：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赫鲁晓夫的演出不过是一支很短的插曲，比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或者考茨基的演出要短得多。今后任何人要表演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也只能同赫鲁晓夫差不多，是一支很短的插曲。

　　今天的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与当年苏联的民主社会主义在阉割马克思主义方面可谓是异曲同工。基辛格说：

　　【他(赫鲁晓夫)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由列宁、斯大林否定而又由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恢复的苏联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最终造成苏联的解体。】

　　列宁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直接来源。昨天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及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等通过屏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达到阉割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目的并由此导致苏联解体。今天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通过屏蔽列宁主义特别是屏蔽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以达到事实上抽掉毛泽东思想灵魂的目的;而如果用被抽掉列宁主义灵魂的“毛泽东思想”、继而用抽掉“四项基本原则”的“邓小平理论”去麻痹中国人民，与用抽掉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一样，其结果对中国和中华民族而言，则是大灾难的开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三、“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正如资产阶级在一次次失败后认识到资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一样，无产阶级在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失败的血泊中也认识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绝对必要性。马克思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们反对的只是马克思主义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他们的欧洲老师相比显得很没底气。目前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笼统地承认并欢迎“中国崛起”，但他们只将中国崛起归因于文化、科技等层面，而不承认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崛起中所起到的“保驾护航”的作用，为此，他们在下一步改革方向上便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分歧：他们所要求的下一步改革的对象恰恰就是中国人民“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无产阶级专政，其核心就是取消或变相取消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因此，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抽掉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偷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异化为不能实践的“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在这方面列宁与伯恩施坦的民主社会主义划出界线。列宁说: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中国根据国情发展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毛泽东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毛泽东坚持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就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不然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虚化为任何人都可把玩的艺术品。但“国家不是艺术品”。没有专政，何谈国家，没有国家，共产主义就只能永远是天边彩虹而不是保障劳动者获得解放的新制度。所以邓小平说：

　　【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和斗争的焦点，也就在这里。】

　　四、坚持列宁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学说的实践品格

　　中国与欧美不同，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历史的原因，作为宗主国的欧美国家有从南方国家剥削而来的世界资源和超额剩余价值回流以弥补本国社会分配领域的差距，所以他们那里的“民主社会主义”可以至少适应西方国家表面缓和的阶级斗争。中国和整个发展中国家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他们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连接马克思主义与东方革命实践之间的“桥梁”，是东方国家在没有国际超额利润和剩余价值回流的条件下共产党如何获得人民支持的学说。从生产资料领域而不是仅从分配领域入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比较而言，列宁主义反映了马克思学说的实践品格，它也更接近东方国家的现代化的成功经验。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占据国家意识形态领导地位，在当代中国，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已不多了，可“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却仍有相当的迷惑性。其特点是只承认马克思主义中连资产阶级也承认的诸如“正义”、“平等”、“民主”等一般品格，有意识地虚化甚至抽掉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实践品格;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解释性，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改变世界的实践性。其具体表现就是用虚化列宁主义学说的方法抽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用虚化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抽掉无产阶级民主的阶级性，从而将无产阶级民主虚化为连资产阶级也能接受的东西，将无产阶级生活条件降低在资本家可以接受的使劳动者“自身再生产”得以持续的程度，最终用使马克思主义“普世”化的方法达到腐蚀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意识，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1960年3月24日，毛泽东指出在宣传上“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同样的道理，不提列宁主义而谈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作用降低了。

　　“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光明的未来属于马克思主义。

　　【张文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