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古田会议的划时代意义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及其结局，对后来的远东政治影响是深远的。对甲午战争的研究不能就事论事，不能仅仅从技术和细节比较中孤立地研究这场战争，而应将这场战争放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大历史中来考虑。

　　——刀子一旦失去节制，如果它还锋利的话，其结果是可怕的

　　研究甲午战争，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甲午海战日本是赢了还是败了?就事论事的孤立看，日本当然是赢了;但把它放在大历史中看，日本又败了，因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了。

　　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前，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所具有的所有优势要素不仅不变甚至还更为强化，同样的优势使日本在1895年打败中国、1905年又打败俄国，而到 1945年却为中国联合美国和苏联所打败。这是为什么呢?中国有个说法叫“过错”，有很多事，过了就错。所以中国人叫“记大过”，不叫“记大错”。从这个视角看，19世纪末日本当时的许多“优点”，若放到大历史中看，却在后来变成了导致日本失败的缺点。

　　1942年10月，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文中分析说：

　　【“因为像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

　　日本也是如此。由于国土面积狭小，日本的进攻能力与防御能力始终是捆绑在一起的：一旦失去攻势或进攻失败，那就是全局性的失败。正因此，日本军事理论始终保持强烈的进攻意识——这也是当时日本军事思想优于中国和俄国并因此取得成功的地方。但凡事过了就错，1895年甲午对华战争和1905年对俄战争的胜利，大大骄纵了日本并百倍地固化了其进攻优先的意识，更使日本人目空一切，从自信转为自大，原来受政治节制的军事优先观念变为排斥政治的单纯军事主义的观念，认为只要仗打得赢，其他一切都好说。

　　1894年7月25日，日本制造了“高升号事件”，引爆了甲午中日战争。

　　刀子一旦失去节制，如果它还锋利的话，其结果是可怕的。日本1883年创立陆军大学，对华对俄两次战争胜利后，陆军大学滋长了轻战略重战术的学风。战略是要有哲学指导的，其要义在于合理的节制，其最终目标是有方向的和平。1905年之后，日本陆军大学的学员已不懂什么叫节制与和平，他们都钻到战役学层面并因此日益失去全局观，以至在太平洋战争前期及此之前日本在战役上基本没有大输——一连串的胜利却埋藏了很快就要出现的战略上的惨败。今天回头总结，这是因为不知节制的观念和优秀的战役指挥，使日本胜利来得过于容易以至使其战线拉得过长。

　　日本国运衰落的重要节点就是东条英机上台。单纯军事主义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在东条英机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20世纪20年代，日本少壮派军人对政治人物尤其是主张和平节制的政治人物的一系列刺杀活动，导致真正的政治家们被迫退出日本的高层决策，结果，政治成了军事的附属。军人一味蛮干给国家抱回来的成堆战果，使政府在政治上难以消化。最终，日本硬让这些“优秀”军人抱回的大堆战果给“噎”死了。侵华战役的持续胜利使日本的战线迅速拉长，这导致日本在中国之外又增加美国这样一个重要对手。中国与美国的结盟迅速拉升了日本的资源消耗，据统计，1931 年日本军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是3.76%;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14%;1942年日本对美宣战，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 34.6%;到战争结束前一年即1944年，日本军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迅速冲至98.5%，由此日本全面失败已不可避免。

　　与此相反，1943年前后中国在战役层面虽输多赢少，但在战略层面却成了参加开罗会议的重要成员。哲学家眼中无成败，有的只是成败因素的转化。败中蕴藏着赢的因素，赢中也孕育着败的种子。军人会打仗的优点不受节制地过度使用，就会转化成毁灭国家的致命缺点，这在20世纪前半叶的日本表现得尤为突出。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如何有效地节制暴力的学问

　　战略解决的是衣食住行问题，因此，搞战略要有居家过日子的经验;不然看似很猛，实则不行。当年的东条英机等就是这样的政治人物：他们打出的战果超过了自身的消化力，所以国家活生生让他们的莽撞给撑死了。蒋介石去过日本，较早看到日本人这一短板。1938年1月15日，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日本无政治家，无领袖，其国之危，亦可惜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冷战时期已成日本盟国的美国在统治日本期间，力图销蚀日本人的战略思维。《日本人的战略思考选择——超越日美同盟》一书说，战后美国统治日本的方法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美国人把战略学从日本大学抽掉，这使日本人思维的“一根筋”特征更加明显。你看日本今天还在为其发动太平洋战争翻案，还说他们搞的慰安妇制度是“合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跪下来谢罪，现在德国成了欧洲的中心。如果日本也能跪下来向亚洲人民谢罪，那才是日本真正强大的开始。可惜日本人不是德国人，德国有康德和黑格尔，而日本没有。在日本自明治后就有一种与“大日本”理论相对的“小日本”理论，认为日本没必要争夺亚洲主导权，做个瑞士那样的国家适合日本国情，会很幸福。但这种理论在日本不居主流，而那种不知节制和不量力而行的认识，则为日本军人奉为宝典。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如何有效地节制暴力的学问。武，止戈也，真兵家不争城池，真正会打仗的人是不轻言战争的。可惜身为东方人的日本人至今仍未领悟到这一东方智慧。

　　——毛泽东提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思想，在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变革中具有划时代意义

　　由于日本在1895年和1905年对华对俄战争的胜利，上述日本单纯军事化的观念对同期亚洲，尤其是对同期中国特别是中国国民党的军事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军事思想痴迷一时并以赴日学兵为贵。

　　20世纪初中国有相当多的军人接受日本军事优先的思想，认为军人只是一种职业，只管打仗，至于政治，那只是政客们和政府的事。看着日本军事一路高歌猛进，当时一般人不仅不会认为日本会有什么危险，相反还以日本为榜样，这更加固化中国旧式军人的单纯军事观点，即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

　　这种单纯军事观点也严重影响着早期红军的观念。1929年，毛泽东带领的红四军官兵“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他们普遍存在着军事不受政治节制的认识。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就此复信林彪，批评说：

　　【“红四军中向来有一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意见不合。他们在军事失败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他们在游击工作中单纯地发展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

　　为了纠正这种单纯军事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危害，12月底毛泽东在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报告，会议作出决议，规定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提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肯定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强调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党的建设，还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指出要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明确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和“司令部对外”以及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单纯军事观点。从此，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生命线。有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突出政治的军事思想，便与当时充斥中国乃至东亚的、主要源于近代日本和德国的服务于垄断资本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分道扬镳。

　　古田会议油画

　　比较日本在甲午海战的“胜利”和在太平洋战争中毁灭的两段历史，再看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的一系列辉煌胜利，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在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变革中具有划时代意义，不能不为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出的关键性贡献而赞叹。

　　我们在甲午战争失败中不能只看到中国人落后的一面，也要看到中国人穷则思变实现跨越式进步的一面。不然就不能解释“落后”的中国人怎么就选择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先进”的日本人却选择了在当时已经落后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军国主义制度。1913年，列宁说“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已属于前者，而日本属于后者。中国虽然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了，但中国人民没有沉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尽艰苦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军队建设制度，这是中华民族在当代世界屹立不倒且获勃勃生机的重要前提。

　　【张文木，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