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这个命题着实忐忑,因为这不但要挨骂,可能还有危险,所以大多数人都避之唯恐不及。但笔者以为,这又确实是一个现实和不容回避问题,譬如,此次中美贸易战暴露出来的种种事实表明,美国对中国经济与产业政策拥有不可忽视的发言权。这还仅仅是经贸领域,其它领域类似的情况也很多。所以,我们总得有一个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才行,不能讳疾忌医。
首先,对这个问题要做历史的考察
以1840年鸦片战争被敲开国门为标志,中国就不得不同列强打交道,大清王朝的内政与外交就开启越来越多地要顾忌列强态度与立场的进程,列强开始对中国的内政横加干预。那个时候,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的国家无疑是大英帝国,这同它的世界霸权紧密关联。当然,其它帝国也不甘落后,极力在中国进行争夺,于是,在二十世纪初,出现了帝国主义纷纷在中国培植代理人、划分势力范围的浪潮,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机。
这个时候美国出面了。客观地说,此前这个新兴的帝国只是一般性地参与对中国的侵略,在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显得比较“温柔”一些。但这时候实力壮大了,野心也就增长了,于是就出台了它的对华政策,这就是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个政策主张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维护各国在中国各地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利益均沾,机会平等。
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标志着美国对华发言权第一次正式确立。自此以后,美国的对华发言权就与日俱增,逐渐在中国获得主导地位,并在四十年代达到顶峰,呈现一家独大、唯我独尊的局面。
众所周知,1949年后国民党政权被赶出大陆,美帝国主义也夹着尾巴从中国逃跑了,这在美国引发一场“谁丢掉了中国”的争论,自此以后直到改革开放,美国对中国非但没有什么发言权,相反还要在相当程度上屈从于中国的战略意志。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全世界各国的事情,应有各国人民自己来管”,那时的中国,大力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帝反霸斗争,不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让美国没有任何发言权,而且在相当程度和相当范围内剥夺了美国对第三世界各国的战略发言权。
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从一个侧面看,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重建西方在中国话语权与发言权的过程,其中尤其以美国为重点。经过40多年的演绎迭代,现如今美国在中国的发言权重又攀上了历史的高峰,并且以崭新的历史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最能体现美国这一权利的表述,莫过于美国所屡屡宣示的一个立场与态度,那就是:“中国不能停止改革开放,如果中国停滞改革开放的步伐,将会对中美关系造成实质性伤害,将会威胁到美国根本利益,美国绝不会坐视不管”。窃以为,这是一句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突出历史感,并且含义隽永的战略性宣言。
接下来,需要具体地分析其内涵与表现形式
美国对中国的发言权当然不是简单的指令与执行的关系,如果有谁做这样解读,那简直有点不怀好意。美国没有权利要求或者勒令中国政府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这是必须明确的大前提。但是,美国确实又对诸多中国事务有显著而强大的干预、干涉能力,这也是必须承认的事实。这是一种战略权力,简单形容这种权力就是发言权,要通过许多具体形式与途径来加以实现。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发言权有着多种多样的表达与表现形式,并通过这些形式达成贯彻执行的效果。简单地归纳,大概有如下载体与渠道:
第一,学说、思想、价值的载体
通过传播、接受西方世界的思想、学说与价值而在意识形态层面占领中国人的头脑,使之在精神上与情感上实现皈依。现在,西方现代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法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等,已经在现代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发育得根深叶茂,呈深固不摇之势。这些东西外化成为各种体系、标准、量尺,越来越强劲在中国到处丈量、臧否、批判。这是巨大的战略性影响,也是惊人的软实力,更是一切发言权的思想情感基础与逻辑起点。
第二,亲美派、代理人与利益代表
众所周知,美国在任何有关联的国家都要培养扶植亲美派,发展自己的政治代理人,塑造符合美国利益的代表群体,这已经成为一条基本政治规律。中国也不例外,历史上美国在中国这方面的经营可谓成就斐然,国民党政权的亲美派优势巨大。至于现如今的成就如何,限于资料与条件,我们大概只能有感受的多寡,而无法做到定量的、详细的描述。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上述人群是一个庞大而有强烈影响的群体。
第三,宗教传播与相关势力
宗教历来是帝国扩张的先声,传教士历来是殖民的先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者也完全懂得“攻心”的道理,一部近代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然,现代传教与传统传教的方式已经有天壤之别,但在向中国传输基督教,力图以文化力量改造中国的目标则始终如一,万变不离其宗。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势力在中国死灰复燃,近年来呈现大举挺进的惊人势头,许多地方已经发展得蔚然大观,俨然成为政党、政府之外的第三势力。用美国前总统卡特的话说,中国成了基督教传播最快的国家——不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全世界《圣经》流传最广的国家恐怕也是中国。这样一种态势,直接地助力于西方在中国影响力、号召力,间接地助力于美国对中国的发言权。
第四,第五纵队
美国在中国建设发展了一支相当可观的第五纵队,这大概不是什么秘密,只要不傻,任何都知道这支队伍相当活跃、空前给力。真正秘密在于这支队伍真实的分布。据说维基解密曾经曝光过一批名单,但可能真假难辨。笔者以为,这种高水平的谍战,也许要等到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后才能解密。
第五,管控、交流、磋商的载体与平台
中美两国政府间各种管控、交流、磋商也是美国对中国表达意见、施加影响、进行干预的重要渠道与平台,其效能与效力取决于中美两国关系的状况。譬如,一般朋友之间,只能提一些点到为止的意见与建议,好朋友好伙伴之间,就会不客气地直接提要求做批评了,如果像“夫妻”关系那样密切,那就要还不留情地责骂训斥,弄不好还要拳脚相加了,所谓“打是情骂是爱”也。只要有关系就能说上话,这是人际关系中的基本规律,上升到国际关系也是这样,国家之间彼此影响力与发言权的大小,取决两国关系的密切程度。中美之间据说有多达上百个交流沟通与管控磋商的管道,中国固然要借助这些管道发展对美关系,美国也注定要通过这些管道对中国施加影响,至于其中的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恐怕在所难免;中国在许多时候不得不顾忌或照料到美国的意见与建议,恐怕也在所难免。所谓“对话”、“互信”、“共识”之类的外交套词,其真实涵义涵义盖在于此。
第六,指令、制裁与威慑
对美国而言,如果中国不够听话、不够驯服怎么办呢?
办法还是有的,那就是美国最拿手、最重要的一手,即制裁与威慑。世界上许多国家不能不屈从美国的指令,不得不让美国对自己的内外政策有较大的发言权,并非他们对来自美国的东西有什么爱好,而是重压之下不得不然。中国也是这样,美国对中国也历来是两手并用,制裁与威慑就是其中的一手。譬如,美国对中国一个著名的勒令是,不得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这条勒令背后就是严厉的制裁与强大的威慑,这是确保美国在台海问题上发言权强有力的武器。据说,2017年中国曾向美国保证不在南海人造岛礁部署军事设施,这种保证,也可看做是美国对中国发言权的一个体现。
最后,需要展望的是今后的发展趋势
美国对华发言权无疑随着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三个历史阶段而跌宕起伏,历史阶段越是靠前,结论就越清晰明确。现如今有点混沌未明、难以把握的是“强起来”的这个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美国肯定要极力加强霸权针对中国的发言权,因为一旦这种权利流失湮灭,霸权统治世界的根本大计也就流产泡汤了,对于这一点,美国的政治家们都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但是,有关这个发言权的大小多少、轻重高下,诸多问题又确实不好妄加评论,因为这很容易堕入“妄议”的泥坑。但这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情。窃以为,我们可以将其聚焦在几个美国所不允许的事情上,以此探讨美国对华发言权在中国“强起来”这一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
对于中国,美国所不允许的事情大概有如下几项:
——不能允许中共持续巩固与加强其统治地位;
——不能允许中国持续扩大与加强其在世界各地的影响;
——不能允许中国在军事上取得任何局部与相对优势;
——不能允许国企在中国经济中继续居于主导的地位;
——不能允许中国在一系列至关重要的高技术方面取得优势与控制能力;
上述几个“不允许”只是举其大者,事实上,美国对中国所“不能允许”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对于一切的“不能允许”,美国都要对中国“发言”,其“发言”的具体形式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与时俱进,过去一些老的、成熟的手段与话题,如人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金融自由、网络控制、法律规则等将继续得到加强,在此基础上还要推陈出新,在产业政策、高技术开发、“一带一路”以及“定期审查中国的贸易改革”等方面创造出更强有力的载体与平台,使美国的对华发言权以崭新的面貌呈现中国与世界面前。
对于美国的发言权,中国人是怎样一种态度呢?
总体而言,中国目前对此还相当纠结,有人的对此深恶痛绝,有的人对此欢欣鼓舞,有的人则又爱又恨,表现得相当地犹豫、徘徊。这第三种人大概在中国居主流和主导地位,他们既反感美国霸权的蛮横,但又舍不得来自美国的所谓“推动”、“促进”,他们坚定地认为,美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促进者,对中国积极意义很大,而“中国需要与世界协调自己的成长方式,使中国崛起的确成为中外共赢的过程”,也就是说,成为与美国“共赢”的过程,既然这样,美国不对中国指手画脚、说三道四都不行了。所以,眼下有关美国会不会和能不能同中国战略“脱钩”的话题相当热络。给笔者的印象,不要遑论什么美国“会不会”与“能不能”,即便出现中美战略“脱钩”这样的机会之窗,以目前中国的精神与意志状况,也都没有勇气抓住这样的机会。
至于美国,自从中美两国发生国家间的关系以来,美国就一直对中国占据强烈优越感,就总有高人一等的傲骄。这种情绪虽然在毛泽东时代遭到沉重的打击,但毕竟时间短暂,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积淀,美国的这份情结越积越厚、越积越重,已经如巨石一般屹立,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中美关系也好,美国对中国的发言权也罢,说到底,就是一个仰视与俯视的问题,即中国对美国的仰视与美国对中国的俯视。这是一种战略视线,这个视线问题不解决,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发言权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