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蒋某人能成为“历史功臣”吗？ ——评杨天石的“捧蒋”史观

　　据“百度百科”介绍：杨天石，1960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原为中学语文教师。在大学时，因被视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受到过严厉批判。文革后1978年调入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组，从事史学研究工作。他研究蒋介石日记长达25年，以“还原蒋介石的历史本相”为己任，成为当今研究蒋介石的“权威”，其代表作《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其基本观点就是：蒋介石不是“人民公敌”，而是“历史功臣”。认为：

　　“在中国近代史上，蒋介石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

　　“大功”两件：

　　第一，领导北伐。“1926到1928年，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从广州一直打到北京，消灭了三个军阀集团：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军阀集团。结束了袁世凯当皇帝以后所出现的军阀16年的混战的局面，初步完成了中国的统一”。“这是一大功”。

　　第二，领导抗战。“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挽救了近代中国最严重的一次亡国危机。就是说，近代中国帝国主义欺负我们的次数太多了，中国的亡国危机也有多次，但是最大的一次亡国危机是日本侵华。在八年抗战里，蒋介石坚持到底，领导国民党、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是他的第二大功”。

　　“大过”两件：

　　第一，“是1927年到1937年的清党剿共，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

　　第二，“是1946到1949年三年的反共内战”。(以上引文均见《杨天石：你所不知道的蒋介石》)对此，杨先生没有展开。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杨天石的“蒋氏两功、两过”论，看似“客观公正”;实则是为“人民公敌”蒋介石的翻案之作。这是从历史源头上混淆是非，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之论，是最为典型、最为根本的历史虚无主义。

　　谁都知道，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已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已为历史所证实)。据此，凡是为实现这一历史主题而斗争的政治力量和代表人物(“人民英雄纪念碑”所代表的数以千万计的革命先烈)，都是应该肯定与歌颂的;凡是反对、镇压为实现这一历史主题，维护反动统治的政治力量和代表人物，都是应该否定的——这就是历史的逻辑。

　　蒋介石是谁?“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是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总代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势力，是出卖民族利益，压迫中国工农劳苦大众，包括小资产阶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所有人们的“人民公敌”!

　　如今，扬天石“创新”出一个“捧蒋”史观，推翻了新中国建立以来一个公认的历史结论，并由此声名大噪，登上了“两岸通吃”的“民国史权威”宝座。这究竟是他在历史研究中真的贡献了什么“新发现”，还是只是应时而变的“与时俱进”?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现在，一个严肃的问题重又摆在人们面前：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历史人物?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能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去评价历史人物。“唯物史观”认为，“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的一个人。”(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杨天石以蒋介石自己书写的日记，去论证、评论蒋介石，这能算是客观的、科学的“学术”研究吗?这只能是对历史研究本身的一大讽刺。难怪他的研究结论与常人的认知大相径庭。

　　“北伐战争”的胜利是蒋的“一大功”吗?

　　杨天石既然是研究民国史的，就不应该不知道：北伐战争，不是单独的孤立的历史事件。它只是第一次国内革命运动——又称“国民革命运动”整体的一部分。北伐战争只是整个“国民革命运动”发展至高潮阶段的一个结果。脱离整个“国民革命运动”，只谈北伐战争的胜利，把北伐战争的胜利全归功于“总司令”蒋介石身上;这犹如脱离北伐战争整体战局，只谈共产党人叶挺独立团在主要战场——两湖战场，取得“汀泗桥、贺胜桥战役”胜利并攻克武昌城——击渍北洋军阀主力吴佩孚，从而把整个北伐胜利，归功于共产党人叶挺个人一样，这难道不觉得是“见木不见林”的看法吗?

　　国民党原本是个组织松散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由于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脱离广大工农大众，因而在实践斗争中屡战屡败。受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孙中山与列宁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1924年初，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改组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和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规定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通过了国民党改组宣言，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正式建立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同年5月，又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了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培养军事干部。蒋介石出任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叶剑英等任各种负责工作。正是有了这样的黄埔军校，其后才有了一支革命军队。

　　总之，是国民党“一大”召开，实现国共合作，建立了民主革命统一战线，这才掀起了“国民革命运动”。随后，又是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工农运动高涨。1925年发生“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广东、湖南掀起了农民运动(仅在湖南参加“农民协会”的会员就有200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高达千万人)。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黄埔学生军取得两次东征的胜利，粉碎了广东军阀势力，巩固了广东革命革命根据地。正是在上述条件下，才有了北伐进军。

　　可见，正确的结论应该是：打败北洋军阀，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整个“国民革命运动”的胜利;是孙中山先生“联共、联俄、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政治路线的胜利;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的胜利。

　　北伐迅速胜利的根本原因，是由北伐战争的反帝、反封建正义性质所决定。战争进行中，广大工农群众热情支援和参战。如省港罢工工人组织了运输队、卫生队，随军北上;湖南农民拿起长矛、锄头协助冲锋陷阵。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三次发动武装起义，终于在1927年3月自行解放了上海。北伐将士明白战争的意义，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骨干的革命军，英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成为北伐战争胜利的保证。

　　北伐战争虽有三个战场(两湖战场;福建、浙江战场;江西战场)，然而，主要战场是两湖战场。正是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在两湖的一路挺进，连战连捷，击溃了北洋军阀的主力吴佩孚，对整个战局的胜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相反，身为北伐“总司令”的蒋介石，他在江西战场亲自指挥的嫡系第一军教导师，由于排斥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而丧失战斗力。结果，与孙传芳的第四师在南昌城下相遇，一触即溃，全部被歼。师长王柏龄、党代表缪斌均只身逃跑。这就是蒋在北伐战争中的“战功”。

　　如果一定要数蒋介石在北伐时期有什么“大功”，那就是在北伐军占领了长江流域、革命形势大好之际，他彻底背叛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路线，彻底背弃了革命统一战线，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相勾结，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然后勾结一切反动势力，重新建立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把一个革命的中国变成了白色恐怖的中国!但这一“大功”必须是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立场上进行解读的。

　　杨天石认为，北伐战争消灭了北洋军阀集团，“结束了袁世凯当皇帝以后所出现的军阀16年的混战的局面，初步完成了中国的统一”。

　　这是在闭着眼睛说瞎话!活像是资产阶级政客武断作风的一个典型，那里有一丝一毫“教授”、“博导”做学问的“学术”气息?

　　请问：时间难道是能“倒转”的吗?既然早在1928年蒋已就完成了中国的“初步统一”，那怎么还会有其后1930年的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的“中原大战”?难道历时7个月，双方动员兵力110万人以上，支出军费5亿元，死伤30万人，战火波及20多省的中原大战，不是军阀分裂、混战，而是杨天石先生所追求的国家“初步统一”的表现?

　　说白了，1928年北伐后建立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根本没有完成国家的统一，它仍是个“换汤不换药”的军阀政权。诚如毛主席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所指出：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既然北伐战争的成果已被反革命所窃取，既然北伐战争后的国家仍未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既然国家仍未“统一”;那么，请问杨天石教授：蒋介石——这一独夫民贼，除了你所承认的“清党剿共，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他的一件“大过”以外，又何来因领导北伐而产生的“一大功”?

　　抗日战争胜利是蒋的“第二大功”吗?

　　不错，蒋介石曾是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中国国民政府的领导人。1945年9月，日本也确实向中国政府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然而，是否据此就可以断言：蒋介石“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挽救了近代中国最严重的一次亡国危机”，并成了“他的第二大功”?

　　笔者以为，论从史出。这得凭史实而断，不可凭空妄言。根据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可分为三个阶段，区别予以评论。

　　第一阶段(1931年9月——1937年7月)，反共卖国，无功有罪。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这既是其向外扩张野心的必然表现，同时也是蒋介石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屈服的恶果。前者是外因，后者为内因。母庸讳言，蒋介石自1927年以后推行的“剿共内战”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怂恿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冲动。“九一八”事变后，正是由于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采取了不抵抗主义。仅仅几个月，日军迅速占领了东北全境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3000万同胞沦为亡国奴悲惨处境，历时长达14年之久!

　　如今有一种谬论，认为“九一八”事变中国军队不抵抗，这是张学良下的命令，不能怪蒋介石。真不知持这一观点的唐德刚之流，他们的头脑是否有病?究竟是张学良在指挥蒋介石，还是蒋介石在指挥张学良?就算是张学良下了不抵抗的命令，难道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委员长”，就再也无权发布进行抵抗的命令了吗?客观事实是，一直到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之前，蒋介石就一直持“奢言抗日者，杀无赦”的反动立场。翻翻历史吧，看看蒋介石是怎样对待抗日事件和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和爱国人民的?

　　1932年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蔡廷锴、蒋光鼐违命、领导十九路军进行抗战，取得辉煌战绩。“国民政府”却从内部进行破坏，公然禁止自动请战的第五军官兵开赴上海前线参战，扣夺国内外人民的捐款，不给上海抗战军队以一兵一物的接济，直至直接与日寇签订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允许日军侵占上海，硬把十九路军调往江西剿共。

　　1933年春，日军向热河、长城一线进攻，东北军、西北军等先后进行“热河抗战”与“长城抗战”;其时蒋介石正忙着在江西前线剿共，3月，命“国民政府”匆匆签定“九一八”事变后又一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该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并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1934年11月，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居然下令杀害抗日的爱国名将吉鸿昌(吉先在天津租界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后再被引渡至北平被蒋下令枪杀)。

　　1935年，日军大批入关，威胁平津。面对侵略，蒋介石一味屈服，6月派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签订卖国条约《何梅协定》。同意中国军队撤出河北，取缔一切抗日组织活动，实际上放弃了整个华北主权。随后，日本收买大批汉奸，掀起“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妄图变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今内蒙西部)变为日本殖民地。同年12月，为挽救民族危机，北平学生五六千人上街示威游行，发动“一二九”运动，遭到残暴镇压。100多人受伤，30多人被捕。

　　1936年，面对全国规模“救亡运动”的高潮，蒋介石仍不悔悟，继续逆民心而为，诉诸法西斯高压统治。11月，竟以“危害民国罪”，秘密逮捕“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七人，投入苏州监狱。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让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忍无可忍。12月，终于酿成西安事变——“双十二”事件。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兵谏”，逮捕蒋介石。为了保命，蒋这才被迫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答应与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二阶段(1937年7月——1938年10月)被迫抗日，被动应战。

　　1937年7月，日寇发动“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后8月，又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南北夹击，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形势使然。7月17日，蒋介石终于发表“庐山讲话”。“讲话”仍未正式对日宣战，仅表示：“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然而，在具体抗战部署上，均属被动应对。虽与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推行的却是一条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

　　本阶段期间，先后发生过四大战役：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虽也有过台儿庄战役的局部胜利，但总体结果却是一败涂地，失陷了半个中国。由于缺乏有序的战略部署，指挥失误，1937年12月，导致出现30余万同胞丧生的“南京大屠杀”悲剧。最为愚蠢与残忍的是，1938年6月9日;蒋介石竟下令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欲以此阻止日军的推进。结果导致黄河改道，淹没了44个县，无数良田7年无法耕种;更造成80万农民丧生，产生了超过千万毁家流亡的难民。更可悲的是，当秘书陈布雷提出反对意见时，竟被蒋斥之为“妇人之仁”!

　　第三阶段(1938年10月——1945年9月)消极抗战，积极反共。

　　1938年10月，日军攻陷广州。至此，北起太原、中及武汉，南至广州一线以东，祖国半璧大好河山，尽入日寇之手。中国共产党推行全面抗战路线，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自北而南，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豫、晋绥、苏南、皖东、东江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从后方拖住了日军。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这一阶段，蒋介石已从“被迫抗日、被动应付”，演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明确宣布：“抗战到底”所谓的“底”，就是“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并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此后，蒋介石一面与日本勾搭，谋求妥协、投降;同时，以行动积极反共。国民党秘密地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反共文件。不断制造事端，屠杀共产党人，直至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就是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

　　1940年秋，蒋介石强令黄河以南八路军和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企图趁机围歼。为顾全抗日大局，共产党同意将皖南新四军北调至长江以北。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9000多人，开拔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人的伏击。最终仅千余人突围，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死难。就這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居然狠心屠杀抗日军队，这就是蒋介石“抗日”的真面目。

　　如果一定要摆蒋介石在这一时期的“战功”，那就是：1941年12月9日，蒋介石在珍珠港事变突发、美国对日宣战后，也正式对日宣战，成为了世界反法西斯盟国之一。至于具体“战功”实在是难以罗列。大的战役，如知名的“长沙保卫战”，最后还是丢了长沙;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千里败绩，很快被日军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不过，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尾声之际，蒋介石的“国军”总算在1945年4月日寇在华的“最后一战”——芷江战役中，取得过胜利。

　　任何一位尊重客观事实的人，在纵观蒋介石14年抗日战争期间三个阶段的实际表现以后，谁还能得出像杨天石那样的结论：“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挽救了近代中国最严重的一次亡国危机”，“这是他的第二大功”!

　　中国14年抗日战争所以能够胜利，应该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毛主席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应该归功中国共产党极力主张与推动所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该归功3500万在战争中为作出牺牲的英勇战士和人民。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的领导人，是不是一点“功”也没有?“功”还是有到点，充其量就是：

　　在中国共产党和全体爱国人民的斗争与牵制下，他终算没有投降!

　　依笔者之见，能坚持到抗战胜利，不投降。也算是蒋的功劳一件!只是这不是什么“大功”。不应该把它无限夸大——以至于像杨天石先生那样，把自己变成为其涂脂抹粉的化妆师。

　　评价历史人物，应该对其作历史的、全面的、具体的分析。要看其对历史的进步是起推进作用，还是反动的作用?要看他的行为，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与要求?离开这些原则去评价历史人物，那这种评价只是胡扯，甚至连胡扯还不如。

　　综观蒋介石的一生，至死也未能改变其顽固的反共、反革命的立场。他一生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为敌，两次发动反共、反革命内战(连杨先生也无法否认这是“大过”两件)，残杀了多少无辜的人民?说他是“人民公敌”毫不为过。杨天石的“捧蒋”史观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