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忠武：量态历史学刍议

　　量态历史学刍议

　　【浓缩版】

　　龚忠武

　　2020.1.10

　　什么是「量态历史学」?它是从「量子力学」派生而来的新兴的「历史科学」门类。量子力学是在解释和描述物理世界的自然现象，而量态历史学则是要解释和描述人类的活动;由于物理世界和人类社会都属于宇宙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存在着内在的密切联系，都受宇宙力(天力)cosmic forces和宇宙法则(天则)cosmic laws的支配，所以具有高度可比性和相关性。(1)

　　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是，单一的粒子，测不准其位置，也测不出其能量，只有在抱团成束时，才能测出其位置和能量。同样地，量态历史学quantumic historilogy(2)假定历史是历史人创造的，不是什么神或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创造的;单一的个人,作为一个自然人、社会人，固然具有自由意志，可以自由活动，但只能进行生物性的生存本能活动，无法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而创造历史;只有成群时，才能在史场中遵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力的规律互动而创造历史;单一的个人，无论多么杰出，多么英明伟大，如果离群群居，或生活在蛮荒之地、北极冰原，连生存都成问题，还奢谈什么呼风唤雨，创造历史。

　　所以量态历史学是将人类社会视为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受着「量」的理念支配，遵循「量」的规律在运作;于自然界，谓之量子，于人类社会，谓之量态。这是中国「天人合一」的主观直觉概念，在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前沿研究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对历史学予以哲学化、科学化的最新表述，也即现代版。

　　那么为什么不像「量子心理学」(3) 一样称之为「量子历史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历史人」，是具有意识和精神的有机动物，毕竟不是无意识、无精神的无机物质，量子。纵令如此，但历史人在史场中的活动，与量子在自然界的活动，具有量子的可比性和相关性，所以称之为「量态历史学」，而不称之为「量子历史学」。而且，也可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附会误解。

　　不过，两者具有可比性和相关性，其一是，量子力学的量子和量态历史学的「历史人」，分别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为单一的实体，都是处于恒动状态，无时无刻不在运动，所以也可称之为动态历史学。

　　其二是，「历史人」和量子一样，其活动必然遵循普遍的规律，也即上述的宇宙法则天则在运动。量子在自然界，是受四大基本力支配，即重力、电磁力、强力、弱力;而「历史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除了必须受这四大基本力的支配之外，更必须受人类社会(广义而言动物界)的四大基本力的支配，即生力、灭力、物力、心力。人类历史，就是「历史人」，不论进行的活动多么多样化和复杂化，最后归纳起来，无一不在遵循这八种基本力的互动所构成的史场historical field结构中不间断地进行活动。自有人类以来，人类的历史, 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概莫能外。

　　量态历史学，属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主义的「历史科学」(4)的一个分支，所以必然采取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寻找普遍的规律;纵然如此，量态历史学进而更具体地将历史科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和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有机地融为一体;具体而言，也即不限于采取科学的精神、方法，而是为作为「历史科学」理论基础的唯物历史辩证法的三大规律，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寻求其后的更基本的规律，并运用于解释、叙述人类的历史活动和进程;质言之，即在为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历史驱动力，生产力(包括科技)、生产关系、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寻求其最后因。所以量态历史学，是汲取融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前沿研究的最新成果，批判地继承传统史学(5)、新史学(6)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积极因素，解释和描述历史人的活动和及其进程，所以是历史科学中派生的一门新兴的历史学学科。

　　下面将列述作者亲身见证和参与的、以及研究过的古今中国史中有关量态史学的实例，以资佐证。(7)

　　一、蝴蝶效应

　　作者「余生也晚」，来不及亲身见证参与近现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史诗般的革命进程，但有幸见证和参与1970年代的台港和海外广大保钓群众—先是港台留学生，后来是广大的海外华侨和华人，为了维护孤悬中国东海上的面积不足七平方公里的几座荒瘠无人的钓鱼岛列屿的主权，发起的空前盛大的爱国运动。钓鱼岛列屿像只蝴蝶，中日主权争端搅起的海浪，迫使这只原本与世无争的蝴蝶拍打双翅，竟然产生意想不到的复杂波动效应，先是在万里以外的美国台港留学生，掀起了护土爱国的钓鱼台运动，继而引发海内外全球华人奋起维护钓鱼岛主权的共鸣，形成冷战以来划时代的波澜壮阔的海外华人爱国群众运动。(8)也可以一石激起千层浪来形容。

　　当时作者还是一名留美的研究生，在爱国情怀的感召下，见证并参与推动了保钓运动。回顾1971年4月10日美加华人在華盛頓举行盛大的歷史性群眾示威运动，约有2500至4000人参加。按照量态历史学，他们不再是自然人，社会人，而是历史人，可以濃縮為史場上微小的质点(或称之为「史点」)，每個人的個性特徵完全消失了，不見張三李四，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只是一個群體，一個集體，一束历史人(一束史点)，像閱兵方陣中的集體一樣，行为思想整齊劃一;只見集體性，不見個體性。當時的學生刊物是这样描述其特徵的：

　　4月10日，从纽约、从波斯顿、从费城、从中西部的威斯康 辛、爱荷华、明尼苏达、芝加哥，从更远的西雅图、旧金山、洛 杉矶、肯萨斯、得克萨斯，甚至跨过了国界，从犹在冰雪笼罩的 加拿大……来了，来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中国人的脸，为四 月的料峭春寒冻得苍白的脸，拳头举起，口号震天，二千五百张 脸，一个声音!!外抗强权、内除国贼。打倒国际阴谋!钓鱼台， 我 们的!从林肯纪念堂前的广场出发，二千五百人化成一条长龙， 一条口号、拳头，抗议声讨的长龙。二千五百颗为正义燃烧的心， 喷吐着愤怒的火焰。四月初春，华盛顿的广场大道，樱花似火。 沉默了二十年的海外中国人，再不沉默了，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 起，标语牌扬在空中，热血沸腾的歌声，响彻云霄。四月初春， 宁静的华盛顿街头，二千五百个中国人汇成一道铁流，在美国的 政治心脏里穿过去。(9)

　　當外侮的事件發生，每一個角落的中國人都會挺身站出來，因 為他們不再是一個一個的中國人，他們就是「中國」。他們的神情 是凝重的，眼神是憤怒的，意志是堅決的，行動是一致的。(10)

　　「中國人」不再是一個名詞，今天大家已觸着「中國」的心臟，已和「中國」合為一體。「中國」在我們的身體裏。長江大河在我們的血裹，滾滾地流着。(11)

　　于此可见，這批华人，如果作為一個社會人，一個個的個人，你無法預測其行為動向;但作為一個史場中的歷史人(史点)的集合體，卻是完全可以按照量态历史力学中的心力--由共同的信念、价值观、历史观所构成的心力--的理论作出預測的，他們的言行舉止如此的一致，心力化为物力，冲破了冷战以来二十多年来两岸的隔离状态。(12)

　　这是作者亲历并参与的一个量态历史学得以成立的史例。一部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史，就是无数这类史例，例如历代的农民战争、反侵略战争，以及近现代的革命斗争，所谱写的连续不断的篇章。

　　二、涡旋运动

　　涡漩运动的自然现象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最常见的是河流中的湍流产生的涡漩现象，台风、龙卷风也是气流的 涡漩造成的自然现象。这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更是比比皆是，例如在电磁场中，在重力场中，甚至在宇宙的天体运动中，也常发生这种现象，只是我们看不见而 已。

　　这是自然界的现象。在人类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类似这种涡漩运动的现象。例如河洛文化的源起和发展过程就是一种文化涡漩运动的范例。这也可以看成是一 种现代版的「天人合一」吧。

　　涡漩运动，首先必须有一个核心，例如台风的风眼，它起着吸引和辐射的两种作用;也即涡漩运动循着两个方向进行，一个是向心力，一个是离心力，不断交互作用，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河洛文化的源起和发展过程正是如此;具体地说，河洛文化具有物力(自然地理生态和区位)和心力(人文思想精神)构成的强大的吸引力，把周边的地区文化或文明，例如中华史场中的红山文明、巴蜀文明、良渚文明、海岱文明、江汉文明、荆楚文明等地区文明都吸引进来，消化融合而成为更普世的新文化新文明。然后再释放巨大的离心力，将其融合後的新文化、新文明辐射到四周地区。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使河洛文化不断向四周延伸扩大，从而形成更大的河洛文化圈，也即华夏文明。这是历史力学在东亚史场运作的一个范例。

　　到了两宋时期也即第一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之交的数百年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积累，东亚历史场的涡旋运动的规律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时的东亚史场存在着四大涡漩运动的中心地区：汉人农业文明中的河洛涡漩运动中心和江南的涡漩运动中心;塞外胡人草原文明中的鄂尔多斯(广义的包括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涡漩运动中心和塞北的西辽河平原与东北的松嫩平原的涡漩运动中心。最後分析起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积累，驱动东亚史场上这四股涡旋运动日趋活跃和激烈的双重和多重的互动、交融、撞击、裂变与整合，最终导致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河洛文化涡漩运动中衰的衰变、裂变，终至移出河洛中原地区，移转到幽燕地区，形成汉胡融合的黄淮辽松大河平原的幽燕文明、进而凝结为中华文明，取代了华夏的黄淮河洛文明。

　　这种东亚历史结构上的革命性变化，好比天文学上从托勒密(Ptolemy,100-170)的地心说变成了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的日心说一样，其对华夏民族的心理和历史造成的冲击和影响的深度、广度和强度，不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言过其实。较其有过之无不及的，就是将近千年後西方海洋文明的对中华文明的冲击了。

　　按照历史力学，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核心，由于其本身内在的衰变，其生态的质量和旱耕农业的生产力水平的物力，自唐代中叶至宋代，不断退化下降，无力再承受华夏帝国庞大的物质需求;这时南方的水耕农业应时而兴，致使经济重心和文化中心发生裂变，逐步南移至资源丰裕的长江中下游特别是江南，以拓展新的生存空间。

　　相对于河洛文明的胡人的草原文明而言，得天独薄，其核心的生态基础是依托冰川雪水或短促河流、湖泊的、面积狭小的沃洲或绿洲，不可能形成像河洛这样依托大河的干流和无数支流而形成的盆地或平原式的核心。其次是，草原牧民，受干旱气候和严酷生态条件的制约，逐水草而居，飘泊不定，先天就患了资源匮乏的饥渴症;而河洛大河文明的农民，得天独厚，得以世代定居务农，安土重迁。这两大差异，决定了河洛文明的涡漩运动和草原文明的涡漩运动，遵循不同的自然规律运行，从而使草原文明和农业文明分道扬镳，不断碰撞、冲突。

　　与河洛文明走向衰变的历程一样，草原文化涡漩运动的核心鄂尔多斯高原特别是其毛乌苏沙地以南的横山平原也发生衰变，其生态质量，自西元前二世纪的汉匈争霸以来，中经魏晋南北朝，唐末五代，到了宋初时，已因天灾人祸而严重退化。恶劣的生存条件迫使塞外胡人草原文明涡漩运动的方向或南移，寇扰侵夺中原;或东移，将其政治和经济中心东移至资源相对丰裕的西辽河平原、松辽平原一带，以拓展新的生存空间。

　　由上可见，汉胡生存空间的大开拓，激化汉胡文明内部的衰变裂变，特别是汉胡两大文明之间的碰撞、矛盾、冲突;胡人铁骑南下，逐鹿中原，猛烈冲击河洛涡漩运动的核心，造成政治中心的裂变，以致赵宋政权――但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被迫转移流亡江南。

　　综上而论，构成历史力学的物力，也即一系列自然生态、土壤的变化，自唐中叶以後使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前中国的经济中心一直立足于北方黄河中下游的旱耕农业，此后则移至长江中下游，特别是长江下游的西湖、太湖的水耕农业。由于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生产力的变动，于是河洛文化涡漩运动所需的物力也不得不被迫依靠江南了。

　　所以，帝国的经济中心拓展到长江中下游，使华夏文明赖以存立发展的农业基础，不但其范围较在河洛地区广大，其生产力也大为提高;简言之，移出河洛中原，转移江南的中国农业经济或小农经济的基础，不是削弱了，而是更加坚实了。所以，江南――再加上後来的岭南――的优越生态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丰饶经济基础，对华夏农业文明的存续繁荣的重要性，不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言过其实的。

　　这就产生了两个显明彰著的长远影响：一是中华民族获得了新的更广阔、更为优越的生存空间，不必像西欧滨海的几个小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一样，为了生存发展，被迫向不可知的大海去找活路(当然因此却发现和开拓了比其本国领土要大上好几百倍的生存空间南北美洲，这是他们始料不到的);其次同样重要的是，儒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两宋以前，体现了干旱农业的意识形态，此後则体现了水耕农业的意识型态。由于江南丰饶的生态条件，儒家作为哲学思想和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地位不是被削弱了，而是更为强化了。南宋时理学盛行江南一带，不能不部分地归因于这种丰饶的物质条件;元明清汉胡融合后的中华民族，继承了这个丰饶的物力，直到西方海洋文明入侵为止，一直处于自给自足自满的农耕文明的状态。

　　所以从近程来看，接替华夏农业文明的中华农业文明是更加充实、更加发展了;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于小农经济的巨大惯性，却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和海洋的远略，这个战略性的致命弱点，到了西风东渐后完全暴露无遗。

　　总结而言，这幅分分合合的宏伟壮丽的东亚历史画卷上，涂抹了汉胡两大民族无尽的鲜血和泪水!历史的车轮，在历史力学的驱动下，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地前进着!

　　三、波动现象

　　中国历史有一种独特的波动现象，就像数学、微积分的波动曲线。　　
　　在这个波动的曲线上，但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上古的三皇五帝夏商的史前时期，中国文明尚处于漫长的孕育形成期，没有定型。一直到周初周公制礼作乐，为华夏文明制定了典章制度，奠定了礼仪文明的基础。春秋战国的六七百年是华夏文明的第一次的大分水岭，此前历史进程的轨迹无规律可循(14)，此后的则形成一定的轨迹，有规可循。

　　例如秦汉两朝，按照量态历史学的生灭力论，秦汉兴亡的突出特征是，秦很强大，但很快就亡掉了，就15年(公元前221-206);汉也很强大，但国祚很长(公元前206-公元后220)，中间分为前汉后汉，一共约420年。秦汉通常并提，这是一个波动模式范式paradigm，如果只是出现一次，是个孤立的现象，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但后来又重复了一次，就是隋唐，同秦汉一样, 也是并提，令人惊奇的是，秦汉兴亡的波动模式，又重演了一次;隋朝很强大，但国祚也不长, 就32年(581-618)，虽然比秦长了一倍多，但相对大对朝代而言，也算是个短命的王朝。唐朝国力强大，国祚也很长，321年(581-907)，中间也分成前唐后唐，以安史之乱(755年)为分界。到了中期开始衰败，朝代波动律开始作用了。这种波动现象，绝不像传统道德史观的史家所说的暴政必亡那样简单，必然有更深刻、更复的历史伟力在作用，在驱动。例如人口问题、土地制度、赋税、军政制度、中外关系等问题，随著超级电脑的出现，现在都可以编成程式加以量化，从而从历史力学的角度，找出更深刻的生灭原因。

　　下一个波动周期就是元明。这是东亚史场上的第二次的大分水岭，标志中国史场从中原扩大至广大的北方、东北方;质言之，东亚此前是华夏王朝循着波动规律的兴替生灭，胡人的王朝循着草原的波动规律兴替生灭，各自独立发展，现在则由于华夏文明的核心由中原的河洛北移至幽燕，胡人的文明核心由鄂尔多斯东移至辽海松平原，直接介入华夏王朝的兴替，终至取华夏王朝而代之，入主中原。所以中国历史进程的波动曲线发生了质变，但仍然残留其基本形态。胡人元朝首开其端，国力十分强大，但国祚九十多年，虽然相对于秦和隋，长了好几十年，但相对于好几百年的大朝代，夏商周汉唐而言，仍然是个短命的朝代，所以基本残存着朝代一短一长的波动曲线，虽然作了很大调整。

　　在波动曲线上，明朝相当于汉、唐，是个很强大的朝代，国祚也很长，大致也可分为前明后明，以1573年万历朝的张居正改革为分水岭。其后的清朝又是个胡人王朝入主中原，以致华夏中国一短一长的波动曲线被严重扭曲了，波动规律再次被搞乱了。按照一短一长的波动模式，清朝应该是像秦、隋、元一样，国力很强但国祚很短。但清朝前期不但国力强大，而且整个清朝的国祚很长，267年，算是个长命的朝代;主要原因是满人汲取了之前胡人王朝辽金元的历史教训，走儒家仁政的道路，全面汉化，甚至青出于蓝。但清朝在国史上的突出特征是，不在于融入华夏文明，而是面临另一个跨洋而来的强大的西方海洋工商异质的文明全方位入侵，其冲击力远超过印度的佛教文明，从而对中国的农耕文明构成国史前所未有的—不是两三千年，而是亘古未有--巨大挑战，不但打乱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波动曲线，甚至以西方历史的线性史观取而代之。清亡后，不再以家天下的王朝命名新对政权，而是以公天下的共和国称之。

　　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清朝初期，仍然像其前面的大朝代，汉唐明一样，可分为前后，前清、后清，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分界。虽然清中叶以后，中国历史的传统波动惯性轨迹，由于受到西方文明的猛烈的冲击碰撞发生了质的改变，但同元朝一样，仍然残留了波动的基本形态。

　　这就联系到清末、民国、共和国的近现代历史了。如上所述，由于西方文明的强力入侵，中国历史的波动规律被迫作出相应的改变调实，质言之，按照波动规律，即按照秦汉、隋唐、元明的波型，清末明初的军阀割据和中华民国，都是过渡的地方割据政权。中华民国可以算是个从地方政权过走向统一的中央政权的一个过渡政权。新中国的成立，标志中国的历史同世界历史接轨，成为民族国家，不是王朝国家。毛泽东主政的时代，止于1976文革结束、毛泽东年逝世，约为27年，相当于秦隋元三个强大但寿命较短的朝代;继毛之后开始的邓小平时代，则是另一个新大的时代，相当于汉唐明朝强而长的大朝代;清朝是个变则异数，昭示波动运动的气数已尽，行将结束，走入历史。

　　毛之所以发动文革，就量态历史学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一是因为毛深通中国历史的规律，鉴于中国历史上早期农民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本身内部腐化造成的，最近的例子就是李自成和洪秀全，太平军更是彻底腐化掉了。60 年代时毛主席警觉到早期打天下的同志，党政军都有，还有高干子弟，丧失革命精神，忘记革命初衷，开始腐化享乐 ，为了避免步中国农民革命失败的历史覆辙，于是采取文革大手术整治贪腐。

　　二是，中国共产党革了几十年的命，党政军内和社会上积累不少个人的恩怨情仇，相当于历史的尘埃渣滓，必须清除。鉴于明朝亡于宦党和东林党的恶斗，给了满人分化离间的可乘之机，毛主席担心这些个人的恩怨情仇，可能对他去世后的中国造成严重的影响;特别是四大五大(华北)野战军之间积累的长期矛盾，如果他不来化解，无人能够化解，所以要用文革这种非常霹雳手彻底整顿党政军的领导班子，从而将之消除。

　　三是，中国最高政治权力的转移古往今来一直是个大问题，不论君主多么英明，都无法和平解决;而最高的权力必须靠枪杆子支撑，否则难以持久，这是中国的特殊政治国情。1972年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重要因素，让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就是要向西方开放，将党国的工作中心从政治建设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鉴于国情和对西方开放的新局面，毛主席认为有二野、三野枪杆子支撑的邓小平，加上邓在知识界和工商界的广泛人脉、留学背景和儒将的政治头脑，是个比较适当的接班人，因为此后的历史任务不再是打天下，而是治天下，毛认为邓是最佳接班人选，能够完成经济建设这个宏伟艰巨的历史任务。所以在文革期间，移除具有接班资格的党政军开国元勋构成的障碍，为他的顺利接班创造有利的条件。

　　四是，毛晚年打了抗美援越的隐蔽战争，维护了中国南大门的安全，更打破了美苏二元的旧国际秩序，建立中美苏三元的国际新秩序。1972年的中美大和解表示美国默许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席位，为中国体面地进入国际社会开路让道。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不世功业。当然，同超强美国耗了十年之久，对国民经济受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也是客观事实，但不能因此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然而这场抗美援越、攸关共和国命运的十年艰苦斗争，却至今一直被反国内外的反毛者刻意淡化、曲解、误导了。

　　最后一个是，培养下一代的接班人。根据他个人数十年来在斗争的烈火中从事革命和社会实践的经验，培养下一代接班人，不能在教室里、实验室里培养出一批书呆子，而是要在革命烈火中锻炼，在社会实践中成长，才能知道社会底层的民生疾苦，才能成为人民的贴心人，为他们谋福利。现在看来，1990年苏联社会帝国的突然崩溃，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毛逝世后的接班人，胡锦涛、习近平，都是经过文革锻炼的。于此可见，毛作为大政治家的高瞻远瞩。(15)

　　以上所述，是根据历史事实，参照中国历史波动论和量态历史学作出的客观分析和推断，也可称之为毛的猜想，不是意识形态的主观臆测。然而国内外的反毛者，或本于政治立场，或出于学术偏见，或别有用心，以致曲解历史事实，颠倒黑白，刻意塑造出一种毛晚年犯错、误国误民的昏君形象了。未来的历史一定会对毛晚年的这段历史公案作出公正的评说，是可预卜。

　　四、涡旋运动与板块运动的双重作用

　　十九世纪中叶中西两大文明在东亚史场的激烈碰撞，随着立场和学术观点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解读，但用地质学最新的板块构造理论(Plate Tectonics)，(16)来解读这种碰撞现象，也许更为深刻，更有说服力。

　　当然，同时对这种碰撞起着重要作用的还有上述的涡旋运动。质言之，在东亚史场上，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在涡旋运动和板块运动的双重历史伟力的驱动下，猛烈碰撞。但不论涡旋运动或板块运动，都需要力的推动。

　　按照历史力学，西方文明自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麦哲伦Ferdinard Megellan 1480-1521、达伽马Vasco da Gama, ?-1524,揭开了地理大发现、也即人类的海洋大时代，是利用风帆的自然之力;随后到了英国纽科门Thomas Newcomen, 1663-1729发明、瓦特James Watt, 1736-1819加以完善的蒸汽机，揭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使人类历史进入了机器时代。于是，机器不但从事纺织、开矿冶炼，推动火车，美国的富尔顿Robert Fulton,1765-1815, 还于1807年将蒸汽机用于驱动轮船……科技创造了历史从未有过的强大生产力，即物力,开启了人类进入海洋的时代，为西方的海权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这种西方用科技创造出来新型的物力，作了生动的描述：

　　爰有智士，深思天地间空中运动流转之物，惟风、水、火三

　　者，今风力、水力皆无可恃，惟有火力可借。火药之力能裂金石， 震虚空，愈闷之则力愈大，岂不可以火轮代风轮、水轮乎?

　　于是以火蒸水，包之以长铁管，插柄上下张缩其机，借炎热郁蒸 之气，递相鼓激，施之以轮，不使自转。既验此理，遂造火轮舟， 舟中置釜，以火沸水，蒸入长铁管，系轮速转，一点钟时可行三十 余里，翻涛喷雪，溯流破浪，其速如飞。不论风之顺逆，风之有无， 潮之长落，溜之上下，借阴阳之鞲鞴，施造化之鹿卢，巧矣! 极矣!

　　弥(美)利坚与欧罗巴隔海数月程。五印度与欧罗巴绕地数万里， 而火轮遄驶不过四五旬。大则军旅，小则贸易，往返传命，有如咫尺，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斯! (17)

　　西方以这样新强大的动力，用之于通商贸易，殖民海外，开疆拓土，于是：「广东有通洋之利，恐有通洋之患，诸国熙熙，皆为利来。而英夷尤专为奇技淫巧，以易取中国之财。……即如商船，……散处海外，皆有大小兵船，时常巡徼，往来游弋，……欲占据其国之某地，告知国主许往，凑合钱粮，即抽拨各处之兵船，令往攻取。若战胜得地，其地利益国主与出资之人均分。」(18)

　　于是西方文明，挟近代工业文明的科技优势，以「坚船利炮」为后盾，在广阔的海洋上，形成挡者披靡的涡旋运动和板块运动，从而将古老落后的农耕文明、游牧文明、部落文明，卷入其中，不是沦于衰亡覆灭的命运，如美洲大陆的印第安文明，和非洲大陆的部落文明，就是挣扎求存，如古老的中国文明、俄罗斯文明、印度文明。

　　就历史力学而言，一部人类的历史，无一不是各个文明的心力和物力构成的综合战斗力的较量; 力大者胜，力小者败;力强者打人，力弱者挨打，从而推动历史前进。历史上没有无缘无故的胜利，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败亡，其最后的决定因素就是力，这是历史力学得以成立的物质基础。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一部中国历史可以印证这个兵学的要旨，这条颠扑不破的历史铁律：古代中原的华夏文明是刀把子出政权，塞外的胡人文明则是「铁骑强弓」出政权; 到了近现代，西方文明是「船坚炮利」出政权;诚如毛泽东高度概括的，「枪杆子出政权」。无一不是力的较量!

　　当然，历史是人创造的，必须看到人民的力量，看到无坚不摧的人心的软力量，也即心力，才是对待战争的正确辩证观点。

　　不过，需要强调指出，孔孟儒道力倡仁义的心力，这在中国农耕文明的时代，的确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辉煌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但遗憾的是，将仁义的心力绝对化，以致儒学末流耻言兵，不知兵，不讲科技，以致自唐宋以下，当儒道成为独领风骚的治国理念时，中原华夏民族自废武功，从此丧失了自卫的尚武精神，以致在内亚胡人「铁骑强弓」的碾压之下不断挨打，成了胡人砧板上鲜美的鱼肉;终至异族蒙元满清先后入主中原，华族国破家亡，河洛文明从而走入历史，进入胡人当道的幽燕文明，这是汉胡战斗力--刀矛弓箭与铁骑强弓--较量的结果!

　　到了近现代，东亚进入胡人满蒙依托「铁骑强弓」的大陆农耕文明同西方以「船坚炮利」为依托的海洋工商文明在东亚史场猛烈碰撞的时代。就中西文明的战斗力的较量而言，1885年之中法战争是个分水岭，此战中，中国马江海战惨败，但陆战却取得胜利，是个胜负平分的结局; 随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海陆皆败，以致大清帝国依托蒙古马队的中国传统之陆权时代从此走入历史!

　　但物极必反，屡遭挨打命运的清王朝，被迫向西方学习，发起同光的中兴自强运动，洋务运动(1860-1885)，(19)决定采行魏源「师夷长技」的指导思想，大力引进西方科技，建设近代化的国防工业，特别是开始扭转长期有海无防的国防局面，开始建设海防，组建南北洋舰队。(20)但是文明的转型，非朝夕之功，从农耕文明转型为工业文明，需要漫长的时间。直到新中国建国后，才得以逐步建立了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

　　有了以科技为依托的基本物力，方可以同西方文明在战场上一较短长。毛泽东，一个饱经无数革命烈火锤炼、大风大浪考验、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从而掌握了唯物辩证思维锐利武器的国家舵手，以小米加步枪的最起码的物力，彻底颠覆了靠炮舰支撑的西方强大的文明;致胜之道，主要凭借创造性地结合中国深厚的陆权传统和毛主义的人民战争的强大心力，转化为物质力量，在四次攸关中国国家命运和中华文明兴衰存亡的对外战争--抗美援朝、中印战争、中苏珍宝岛之战、抗美援越等战争—中取得辉煌的胜利;从此中国永远告别了屈辱挨打的时代，古老的中华文明始得以在东亚重新崛起，焕发新的生命。毛的这项丰功伟绩，在国史上无人能比，怎么形容也不为过。

　　以上史例，在在证明，量态历史学的八种基本力，重力、电磁力、强力、弱力、生力、灭力、物力、心力，辩证互动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最后，本文之所以题名「刍议」，是因为论题是个全新的门类，涉及众多交叉学科的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传统史学等。兹事体大，由于学力所限，所以本文只是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性的前沿性看法，画出一个轮廓，尚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和大量细致的论证。深盼高明雅正。

　　注释：

　　1、法国浪漫主义史学家奥古斯坦·蒂埃里(Jacues Nicolos Augustin Thierry,1795-1856)就曾说过，「历史学就是社会物理学」的名言。其实，他是受其前辈Henri de Saint- Simon, 1760-1825, 以及其同辈的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影响, 二人都曾提出这个概念，并进行一系列论述， 但二人是社会学家，而蒂埃里则是历史学家。

　　这不仅意味着历史学也可以运用人类的理性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概括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模式或准则、原理，而且也意味着，物理学特别是现代物理学的前沿研究成果—当然也包括广义的自然科学等，往往对历史学的研究可以起到很大的启发和促进作用。例如，历史学非借助于与历史学密切相关的人文学科，人类学、语言学(即古代习称之小学、训诂学)、诗学、印章学、钱币学、年代学、计量历史学等，以及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生态学、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等的研究成果不为功。

　　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唯物辩证史学，就是综合百家之长，汲取其前沿研究成果，除了继承实上述证主义的思潮余绪，还批判地继承了康德、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费尔巴哈机械唯物主义论等，恩格斯更进而研究数学、生物学、解剖学等，最后融为一炉，发展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史观的「历史科学」(有别于「科学历史学」)。

　　2、historiology不是门新学问，如注(1)所示，早在 18世纪的西方理性启蒙时代，圣西门和孔德为了使历史学科学化、理性化，就提出这门学问的概念和构想，但二人并没有使用historiology这个字。historiology语尾-logy,相当于sociology,psychology,sciento-

　　logy中的-logy; 当然其字根来自希腊文的logos, 英文的logic, 就是理则学的意思。但是到现在为止，中文却一直没有对应的译文，其确切的译文应当是「科学(的)历史学」，此处的科学二字，是形容词，科学历史学不是专有名词，是一般名词。但是由于「科学」这个字用的太泛过滥，令人产生许多不相干的联想。所以为了本文的目的，特译为动态历史学dynamic historilogy，或量态历史学quantumic historiology。服膺这种方法学的历史学家，称之为quantumic historiogist 量态历史学家，与 sociologist,psychologist，anthopologist, scientologist等同类。关于historiology一词用法的学术研究，请参看佐滕正幸著，郭海良译，《历史认识与历史意识：关于“历史”一词的研究》。

　　3、2013年武汉大学教授廖浩磊在湖北省展开的心理咨询师协会上所作的主题讲座上发表的《发展心理学‘终极篇’—从‘奈何桥心理谈濒死体验》的演讲中，提出「量子心理学」的这个新概念。但其主旨涉及人的心灵、灵异、死后灵魂等问题，虽然诉诸量子意识、量子干扰等概念，但与本文的主题量态历史学不在一个范畴。

　　4、参看葛茂春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三版。

　　5、以记叙、考订为职司的传统史学，讲的是史识、史德、史才、史心，质言之讲的是史家本身的禀赋和修为、功力，与自然科学无涉。

　　6、以社会科学为标志的新史学，讲的是汲取交叉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史学所用，基本上都是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角度，记叙、研究、考订、解释历史的真相和进程，与自然科学无涉。(参看何炳松译，《新史学》，译自J.H. Robinson,  1863-1936，New History, 书中倡导汲取语言学、心理学等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

　　质言之，传统史学的司马迁所谓的「究天人之际」的史学家理想，只是流于主观的直觉理想, 无法成为科学的历史学;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融为一体的历史科学，也即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辩证分析和恩格斯对自然结构的辩证分析，才能将史学、哲学、科学融为有机的整体的历史科学，从而才能大大拓展史学的边界和视野，真正探讨历史的真实和真相，才能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和中国哲人「天人合一」的理念，给予严谨系统的科学论证，使史学名副其实地进入科学的殿堂。

　　7、请在网上查看阅以下拙作：《返祖归宗：试论河洛文明的涡旋运动》、《试论两宋重文轻武的国策—再论河洛文明的涡旋运动》、《试论近代中西两大异质文明猛烈碰撞的火花》、《钓运学》、以及作者主编的《春雷文献集》系列(《春雷声声)、《春雷之后》、《峥嵘岁月·壮志未酬》系列等》。

　　8、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则indeterminacy下的混沌现象 phenomenon ofchaos，表示一个历程的结果很容易受初始状态initial condition的影响，例如常见的气象学领域的「蝴蝶效应」就是最好的例证。1963年美国的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EdwardLorenz发现，简单的热对流的现象居然能引起令人无法想象的气象变化，产生所谓的 「蝴蝶效应」;亦即某地的大雪，经追根究底竟然发现是受到几个月前远在异地的蝴蝶产生的气流所造成的。在研究历史现象时，由于太多太多的因素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或然机遇的因素一直存在而且有增无已。钓鱼台运动，就是钓鱼岛列屿这只蝴蝶，在当时的时空条件下受到刺激引发的一件出人意料的或然的历史事件，钓鱼台运动。

　　9、吕国泰，《华府四一〇示威侧记》，见《春 雷声声》，页365。

　　10、大川，《芝城的示威》，1971年2月。

　　11、同上。

　　12、打破海峡两岸隔离状态的是保钓第一(或零)团(李我焱、陈恒次、王正方、王春生、陈治利)于1971年秋国庆前夕受邀访问大陆，并蒙周总理接见。这五个人是受官方邀请，并受到国家领导人周总理的接见，所以不是私人性质的访问，应该具有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完全不是像台湾国府或后来岛内亲台的老保钓所说的，是1987年蒋经国批准老兵返乡探亲才打破两岸的冰冻状态的。

　　13、河洛文明所起的吸引力和辐射力的作用，可以热力学第二定律来解释，该定律说，热能总是自发地从高温热源向低温热源流动，而不是相反。那么引申到文化历史领域，我们不妨推论说，文化或文明总是自发地或非自发地从先进文化源或文明源传播到落后的文化源或文明源，而不是相反。古代河洛的高文明源向四周的低文明特别是塞外胡人的低文明源和江南岭南的低文明传播的历史过程，正是这样的过程。这个温差律也可应用到自然生态和资源的研究，即资源富集区和生态优厚区必然向资源匮乏区和生态恶劣区传输其能量，而不是相反。中原河洛文明经济和文化中心向其四周辐射传播其物质和文化能量，完全符合这个规律。到了两宋，这个规律在更大的史场中又重演了一次。

　　14、当然，儒家的道德史观，提出「仁政必胜，暴政必亡」，可以视为一种道德规律，而且也贯穿整个古代中国历史。

　　15、请参看拙作，《历史的毛泽东、现在的毛泽东，未来的毛泽东》，和在乌有之乡所作同样题目的的演讲的视频。

　　16、板块的概念, 现已被广泛应用于文化、文明、文学、史学等人文领域的探讨研究，例如文明板块、文化板块、甚至文学中之辞赋板块说等。

　　17、《海国图志·贸易通志》，页449、《海防余论》，页345。李巨澜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18、同上。

　　19、关于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薛福成在他的《庸庵笔记中》记载了一段有关同治中兴名臣之一的胡林翼的故事。胡(1811-1861)时任湖北巡抚，据称胡于1861年在围太平军所据之安庆时，四周视师，骑马登上龙山，到了江边，「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急如飘风，文忠(胡的谥号)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 胡亲眼看到洋人坚船利炮如此威力，「虽欲不忧，而不可得矣」。据曾任胡幕府的阎敬敏(后任户部尚书)回忆说，每与胡讨论洋务，胡总是摇首闭目，神情凝重地说：「此非吾辈所能知也」。胡作为中兴名臣，关心洋务理所当然，但却自知对洋务所知有限，而且深感对于洋务之理，不得其门而入，甚为忧心，以致病情加重，不久便离开人人世。胡面对西方文明挑战的这种悲观无奈心情，很有代表性，也很能说明问题。

　　盖当时中国面临西方文明的挑战，基本上是文明发展阶段之差，当时中国农耕文明相对于西方工商业文明而言，全面落后，所以挨打。当时要跨越这个中西文明之间的鸿沟，已经远远超越几个当政者和少数才智之士的能力。所以失败是必然的，其结果必然是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外债高筑，民生困竭。

　　但决不能因此而自暴自弃;虽不能跨越，但却可以奋发图强，不断拉近，不断追赶，然后赶而超之，方是上策。当今社会主义中国经过数十年之拼搏，已经全面崛起，不仅成为政治大国，经济大国，而且更成为军事大国;这一系列亮丽的成就，正是这种不服输，全力追赶、赶而超之的努力的结果;特别是近代中国在海上跌倒，当在海上站起来;目前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像下饺子般地飞速推进，就是最好的证明。未来下一步的国事日程，应当是建设与西方相等甚至驾而上之的高度文明，才可以称得上是中华民族的全面崛起，真正的振兴!

　　20、同治初年(1862-63)，清朝鉴于有海无防，屡受西方海权凌辱，认识到海防的重要性，遂利用当时中英处于和平合作时期，企图寻求当时的海上霸主大英帝国的帮助，创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所需舰船已委托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人、时在英国休假的李泰国，代为购办妥当，当时被称之为「中英联合舰队」就此成形，万事俱备，只待扬帆出发，开至中国。但最终由于舰队的指挥权的争执，中国不得不于1863年将之遣散，以致中国海军现代化的努力功败垂成，美梦化为泡影。参看拙作《近代中西两大异质文明猛烈碰撞的亮丽火花--遥想清同治初年一闪即逝的中英联合舰队》，载于《乌有之乡》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