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文明的背面

　　文明，是社会概念，而非自然概念。它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文明通常指人类更乐于接受的产物与规则，而广义文明则包含人类各方面行为。换句话讲，广义文明是一个中性表述，本身不含有褒贬。

　　现实生活中，文明的中性往往被误导为褒义，文明即美好，文明即正确，文明即有利，等等。实际并非如此，原始人类学会使用石头、火及语言文字，这是文明。后来，人类学会奴隶他人，并且可以掌握奴隶生杀大权，从此构建了奴隶社会，这也是文明。

　　简单讲，文明就是人类改变自身自然属性的行为总和。凡区别于原始动物性的一切新型活动都可以认为是文明的一部分。人类文明不等同于人类的共同追求，不同群体的追求可以逆向。奴隶主的形成，对奴隶是残忍的，对奴隶主则是有益的，相对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仍然是文明阶段的进步，封建社会的出现相对于奴隶社会也是一样。

　　文明的内核是什么呢?是人类对自身的改变。

　　从裸体到穿着，这是文明进步，但人的自由度在变小，身体的部分位置开始受到约束。穿衣，并不只是为了保暖，还包含适应人的精神感觉。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原始公社，部落，都是人类受到管束的探索形式，因为有管束，才慢慢跟大自然中到处野跑的那个“人”区别开来。

　　从野生到共生，这中间必须加上一个“约束”。约束劳动，约束分享食物，再到约束两性繁衍，慢慢再过度到家庭、组织、社会和国家的形成。人类发展阶段不断提高，人受到的约束就越来越多，法律体系的不断进步过程，实质是人类脖子上的枷锁越来越多的过程。非常奇怪的是，这个枷锁增加的过程恰恰是人类文明所谓不断进步的追求。

　　今天，一方面，我们都在不断地宣扬自由民主，不断地吹嘘人性释放，另一方面，法律法规却在永不停歇地海量式增加。为什么会出现“约束自由”和“鼓吹自由”的真实倒挂局面?我认为这必须要落脚到人类文明的精神灵魂——洗脑。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一样。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洗脑史，所有控制人类精神的文明产品都是洗脑剂，包括各类宗教、文学及政治产物等，没有例外。洗脑，不是一个贬义词，也是一个中性词。用更容易接受的词替换，也可以称教育。改变大脑的动物性思维模式，以期适应人类不断增加的创新活动。

　　中国的三皇五帝时期就有了战争，那时的部落首领们是如何让那么多人跟随自己打仗呢?当然是靠洗脑，强迫是洗脑的初级形式。原始的洗脑刺激条件是生存，一切可供食用的食物奖赏都可以成为鼓励部落成员拼杀的动因。到了奴隶制夏朝以后，法律、宗教、礼仪等精神产品逐步诞生，明确性、体系性的精神控制物就多了起来，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约束”变得越来丰富，不断丰富起来的新约束恰恰代表着人类文化的进步和文明的递进。

　　母权制向父权制，再到习惯法，一步步转化，每个人对于自己的财产、地位、生命所拥有的处置能力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当中国式宗教“儒学”形成固定的体系之后，二千多年的封建史基本就以它为洗脑剂。在西方，埃及在公元前4000多年前就有了习惯法，公元前3000多年，开始出现成文法，之后在两河流域及罗马等地也开始出现成文法。所有这一切，都在昭示一点：无论东西，人类一方面创造所谓的文明，一方面丰富约束自己的枷锁。

　　从生理角度讲，人类这个物种的诞生并没有按绝对相同的结构进行复制，而是有生理和身体上的巨大差异性，人类内部不只是有性别之差，个体之间还有强弱之别，争取食物的能力大小不同，性需求和性满足的能力也不同，这两个“不同”如果完全按动物世界的方式处理，人与动物就没有区分，当人不按照原本的能力放纵自己时，约束就占据了所谓的文明位置。比如说，家庭的权利，一夫一妻制的权利，一夫多妻制的权利，都得靠约束，而不是靠最简单的决斗。

　　基于生理，我过去曾对“人性”给予了区别于传统的定义，我认为，人性是人的文明社会性，而非动物性。当你看到一位让你极其有感觉的异性时，你的真实心理动机是想占有对方，这是动物性使然。但是，你知道不可能见到有感觉的异性都能得到，必须控制动物性而要守规矩，这是人性。尊生理，是动物性，内层的真实。尊文明，是人性，外层的不真实。

　　有了广泛的约束，并且更多的人都愿意接受约束，说明人类慢慢地、更多地承认控制身体和生理的自然需求，这个“承认”在很多情况下是违背本征意愿的，或者说必须表达不真实。比如说，男人对女人表达爱情时，通常会说一生一世有真爱，但内心随时或者正在喜欢另外的异性，甚至经常性喜欢刺激物。再比如说性犯罪，它不是某一个行业或某一类人群的单独偏好，而是人类的普遍偏好，不存在哪一类人群有较好的表现，差别只在于对“约束”遵守的程度不同，或者说各人实现能力有大小。

　　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更多表达自己的不真实需求。

　　不真实不等于造假，不真实不等于虚伪，不真实也不等于错误。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不真实”不是一个统计概念，而是一个哲学上的存在，“真实”与“不真实”是一对矛盾体，与某事物真假成份的多少无关，不象研究科学或历史学那样理解。

　　对爱情和婚姻的坚守，表达时有不真实，可能含有感情的真挚，但更多是出于法律的约束，口头与心理反向，口头表达需要满足对异性的安慰，还要满足对法律的认同，心底里却不需要，心理动机完全出自于生理反应。用约定俗成的文明来评判，表达与心理有矛盾，这违背了道德文明，但跳出人类自定的“文明”，两者都没有对错之分，所谓追求“一致”本质上是要求人类表达出不真实。

　　“三从四德、三纲五常”都是普遍公认的道德，但这些“德”是不是古生代人的真实意愿呢?当然不是，它只是文明人类的屈从。帝制结束之后，公认的道德自然也就不道德了。不过，后期至今天的我们，是不是就跳出了这些框框呢?没有。“996工作制”不是任何劳动者的意愿，只是资本家的意愿，但他们总有一种手段让人为其自我强迫屈从。部分高薪人士承认是自己乐意接受“996”，事实上，他们表达了不真实，他们心中真正乐意接受的是高薪，真实想要的是正常工作也能拿高薪。新的“现代规则”比封建道德明义上更人性，但还是低级人对高级人的非自愿跪就。

　　不真实，是不是一定都错?

　　未必全然。这必须用人类自己制定的规则来判断事物的对错。戏台上的演员，哭也好，笑也好，骂也好，赞也好，全都不真实，没有一个情节反映人物当时的真实处境，但却没有人认为演员有错，假得越逼真，获得的承认就越多。因为他们的行为来源于不真实的故事，演出故事的目的不含有主观恶意，相反还带有某种程度的善意。

　　假若我所讲的各类“不真实”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新的问题来了，人类社会中，到底是“真实”占比多还是“不真实”占比多?

　　这恐怕要观察“约束”的多少与松紧。约束越多，人的自由度越小，不真实的表现就越多，同一约束，还有执行的松紧度，它跟真实度成反比关系。真实度还跟科技文明的发展有极强联系，科技给人类带来的方便越多，人类搭载在“方便”中的问题也越多。

　　现实生活中，你看到的或将要看到的，是越来越不真实的世界。

　　文学作品，几乎百分百都是假的，但文学却是人类保持得最持久的精神粮食。

　　历史著作，不管官史还是野史，大部分都是假的，历史从不反映人性的真实，最多只能部分呈现事件的线条，但人类始终愿意把历史当作未来的指针，因为未来的历史仍然是人类一惯性的甚至是更不真实的延续，科技甚至可以造出“历史”，人类只需要看重“历史线条”就够了。书写文明的学者最喜欢干的事就是篡改，后人一定会“修改”自己认为“不真实”的历史，实际上，他们是篡改，每“修正”一次，就越失真一次。中国部分人迷信欧洲史更真实，相反，欧洲史比中国史还假，十六世纪以前的欧洲没有史官，各国历史几乎全是教堂故事的修改品，欧洲鼓吹的“文明”，其杜撰的成分远高于东方文明。

　　切入到生活，你会发现假比真有更大的和谐需求。

　　大部分人经常会讲“我从不讲假话”，这句话本身就是假话，没有哪个人没讲过假话，百分百的人都讲过。当人非常生气的时候，最想骂人，但又不得不说“我不想骂人”，因为骂人被视为不文明。

　　官员们经常会讲“我内心并不想干这个位置(科长、处长、校长、市长、省长等)”，其实，绝大部分官员的一生都在追求每一级晋升，“不想干”反映的是其内心的“真想干”。清官和贪官，在心理真实动机上没有任何区别，面对金钱和珠宝，所有人的真实想法都是很想得到，只不过，清官能控制这个真实念想。为什么清官能控制?因为这类人对法律的敬畏高出贪官，知道文明社会不能为所欲为。

　　同事们经常会讲“钱是身外之物，别太在乎”。然而，真正不在乎的恐怕是百之唯一，钱自诞生以来就成了人类的灵魂鸦片，嘴上讲的跟灵魂想的无法统一，如果有人天天把“我就是为了钱”挂在嘴上，反倒是招人嫌，真话令人反感。每天，你都需要讲很多假话。

　　亲人恋人之间的对话更真吗?未必。结婚仪式上宣誓的“我愿意”从来都不是无条件表态，“永远”仅仅是一个文明词汇，办理离婚的约束条件越少，宣誓的真实性就越低，离婚率就始终在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不断提高。人类的宣誓越来越靠不住，海誓山盟秀得越有影响力，离婚来得越快。虽然这样，但人类仍不可能在结婚宣誓中附加“条件”。

　　庄子带着妻子田氏经过一座坟，看见一位少妇拿着扇子使劲的扇坟，田氏不解，庄子告诉她：“生前个个说恩深，死后人人忙扇坟，哪有什么矢志不渝的感情!”田氏反驳：“我不会，不必以人代我，你死，我绝不再嫁。”庄子道：“难说，难说”。不到一月，庄子生病装死，田氏守孝，庄子友人楚王孙前来吊唁，结果田氏在棺前即拉楚王孙行云雨之事，竟至欲劈棺为新人治病。庄子推棺而出，再作诗：你死我必埋，我死你必嫁;我若真个死，一场大笑话。

　　外交语言，没几句是真的，但大家都愿意听，碰到某个政客捅了直话，世界反而会无所适从，越直接的外交语言，被攻击越厉害，国际交往，欺骗，让人感觉上会更舒服。

　　战争，也是人类文明形式之一，并不因为它的残酷性就能否定它的文明性。“爱好和平”更多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口述与文章中，一旦自己的国家主体被侮辱，绝大多数人心中都有个“用战争解决问题”的诉求，总觉得“屈辱的和平”还不如战争。人类发展史，就是人类战争史，人类战争史，又是人类更大的发展史，一边寻求和平，一边刺激战争。“爱好和平”的前提是“自己的面子和利益不受侵害”，极少有纯粹性无条件的和平主义者。

　　总而言之，“不真实”才是最真实的现状，文明世界的所谓和谐取决于不真实的多少，而不是真实。不真实的多少取决于什么呢?大概有三个目标取向：

　　商业取向。为了获取利益，所有从嘴里吐出来的内容都必须服务于最后能否从对方那里有所收获，这个过程，你也许需要释放一些真实的数据和内容，但大多数的语言组织都必须用来包装你的真实，包装得越好，谈判成功的几率就越大，不善于谈判或者说谈判经常失败的人，并不是因为真实不够，而是不真实不够。

　　技术取向。技术越高，可隐藏的不真实就越多。没有电话的时代，人与人只能直接交流，而有了电话，尤其是人人有了手机，撒谎就变得轻而易举。有一次，我打手机约同学帮助办点事，结果他说没在单位，到外省出差了，实际上，他正在单位门口跟我打电话，而我就在对面的粉馆吃早餐。技术能帮助人类制造多少不真实的实景呢?几乎无所不能。

　　情感取向。我们经常说“善意的谎言不算错误”，这是从情感角度原谅能够带来彼此和谐的造假行为，因为真话可能更易伤害人类脆弱而又虚伪的心灵。见到女性，不管她美还是不美，一般都会称美女，即使她非常丑陋，你也不可能当面以所谓的讲真话告诉她长得很丑，这会伤害女孩子的面子，这个“面子”就是人人都需要的虚伪感觉。一个只会讲真话的人，他的人际关系一定会很糟糕，所谓很会讲真话，实际上是拿很多不真实包装的真话。

　　当然，除了上述三种取向，还有一种最大的取向——统治阶级的意志。这是阶级社会不可豁免且最能驾驭人类不真实意志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个决定性因素作用下，不真实，既是普遍性存在，又是和谐社会的需求，部分“不真实”没有对错之分。这种模糊性，给每个人都带来了鉴别上的难题，处理得好，不真实可以带来和谐，处理得不好，就会充满着恶意和危机。如何处理真伪的问题，整体上讲，属于对文明的认知态度问题。

　　人类的智慧具有无限性，这是基于整体的判断。但每个人的认知是有限的，无论天才还是庸人，对宇宙、对社会的认知永远都觉得极度微小，要把微小的自己与无法认知的宇宙融成一体，构建无穷多虚拟的文明就成为人类深层次的灵魂追求。为什么要设计更多虚拟的追求?因为它更容易将自己的痛苦与无解进行精神上的转移，解释不清的东西，转移到神灵身上去超度;承担不起的责任，分摊给他人去受罪;无法洗脱的罪恶，交给上帝去打理;难以满足的欲望，从无关的第三方身上再索取。人类有智慧，所以，生活有目的性，与动物单一性的生存需求是殊为不同的，这种“目的性”通常都会带来恶果，欲望的无限性，会表现为人类恶果的无限多。

　　如何减少人类的恶果?还是得靠文明。

　　文明必须尽其最大的努力来对人类的进攻性本能加以恐惧性的限制，这个“恐惧性”必须大到足以让人感受欲望的得不偿失甚至是欲望权利的被剥夺，法律是最好的恐惧性工具。为了让人类更自觉的控制欲望，文明又发明了一个新词——良心。用“有良心的好人”与“没良心的坏人”进行形象对立，鼓励更多人去做有良心的人。

　　那什么是有良心的人?简单讲，就是有更多负疚感和抑制能力的人。随意做坏事恶事的人，其行动上散发着自然的动物性。有良心的人，永远会思考干出文明不允许的事情会带来负疚感，会带来不快乐，必须时刻抑制这种有损公开形象的冲动。克制真实的本能需求越多，文明的形象就越丰满。

　　文明，无论是其积极的一面还是消极的一面，都具有鲜明的反自然性，凡自然没有的，文明都想去创造，凡自然要表达的，文明都想去抑制。正面，你更想看到，但，背面，内涵更为丰富。

　　人类，不是因为顺应自然才创造了文明，而是因为改造了自然才诞生了文明。

　　文明社会的最别扭却又最美妙之处在于：人人都在形式上追求真实，实际却是人人都在扮演不真实，“不真实”最终成为社会和谐的最好润滑剂。

　　人类文明的现实悲剧是什么?真实永远斗不过不真实。

　　人类的最终悲剧又是什么?人类必须生活在自然中，人类不断地释放智慧破坏自然，自然一定会在暗中回击以相等的力量，两个力不停地相互作用。但人类显然无法拥有与自然相等的持久承受力，最先灭亡的不是自然，而是人类。

　　一种病毒，让十四亿人无法过年，让整个世界为之受惊。同时出现十种病毒、一百种病毒，又会如何?可以肯定，人类决不是自然界中最后一个灭亡的动物物种，这就是文明的另一面，也是文明的应有代价。

　　写于2020年1月21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