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沐春风,坦然愉悦,还是如临如履,战战兢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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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谈到“单位共同体”【点击阅读】,很多年轻的朋友不太明白,今天略作解释。
当年的“单位共同体”,在城市以“国营企业”为主要形式,在农村以“人民公社”为主要形式。
“国营企业”,大约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被悄悄地改成了“国有企业”,一字之差,意义却天差地别。
“国营企业”的含义是,企业为全民所有,国家仅仅是经营者,经营好了是义务,经营不好要问责。当然,更不能不经过全民允许就把企业送给私人。
“国有企业”就不一样了,既为“国家所有”,则“国家”就可以随意处置了。
九十年代,正是国企“改制”大规模展开的时候,改“国营”为“国有”的人深谙“名不正则言不顺”道理。
说的稍远了,继续聊“国营企业”。
02
“国营企业”对当年的工人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领工资的地方”,还是工人的生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
一家国营企业的“标配”,在理想状态下,不仅要有车间、仓库,还要有食堂、俱乐部(包括图书馆和进行文艺演出的地方)、澡堂、托儿所、医务室等等,一些大型国营企业,还有附属学校、武装部和民兵营等,到了七十年代,“七二一工人大学”也兴起了。【点击阅读】
简言之,一个劳动者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基本都可以得到满足。并且,企业也基本没有权利开除工人。
这种状况,八十年代以后被经济学家诟病为“企业办社会”。
当年国企之所以发展成了劳动者的“命运共同体”,变成了“社会”,是基于如下理念:
1、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凌驾于“社会”之上,靠榨取社会养肥自己;社会主义社会则要建立起“社会”对“资本”的驾驭与统治,把社会从资本的压榨下解放出来;
2、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人,他们所享有这些权益与保障,是做为“主人”权利的具体体现;
3、社会主义要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把人变成生产利润的工具,变成“单向度的人”。
与这种状况相对应的文化,则提倡“以厂为家”、“爱厂如家”。
今天,对大多数劳动者来说,这样“共同体”已经不可想象。劳动者和企业的关系变成了相互博弈的关系,本届奥斯卡的获奖纪录片《美国工厂》对此有生动表现,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
企业也不再关心“人的全面发展”,工人不过是一种“资源”,即“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工具资源”等并列,只有在能够为企业带来利润的情况才有存在意义。
毋庸讳言,当年的国营企业并不是完美的,发展的过程中也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但其存在的各种问题可以通过强化管理、增强劳动者主人翁意识以及民主权利的方式逐步改善。
在下面这幅出自工人画家之手的油画《沸腾的钢城》中,做为企业的鞍钢被表现得像纪念碑一般雄伟、像圣地一样充满激情,可见工人对工厂的感情。
关于这些,大家也可以参阅著名作家曹征路的小说《那儿》【点击阅读】,也可以看看电影《钢的琴》【点击阅读】。
03
人民公社的情况,和国企有很大不同。
国企是全民所有制,公社是集体所有制。
五十年代后期,经过一系列艰辛探索之后,公社所有制形式被确定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约略相当于今天的自然村)为基本的所有制单位。
这种状况,主要是考虑两个因素:
第一, 当时共和国的任务是快速工业化,国家要通过“剪刀差”从农村提取剩余发展工业,还没有到“城市反哺农村”的阶段;
第二, 农村发展也不平衡,“队为基础”可以防止相对富裕的村庄的财产被平调到比较贫困的村庄。
但按照毛主席的构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公社的所有制水平也要逐步提高,最终跨入全民所有制,使农民和工人一样也享受国家保障。
当年有一种说法:“社会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指的就是这种构想。
关于人民公社在平整土地、兴修水利、创办社队企业、提高粮食产量等方面的贡献,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了。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依托人民公社的财力支持,逐渐在农村普及了中学教育。这使得中国在八、九十年代能够凭借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人口,承接西方的制造业转移,实现经济腾飞。
此外,依托人民公社的支持,普及了赤脚医生制度,改变了农村千年以来缺医少药的情况,大大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对社员来说,人民公社也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尽管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失去劳动能力的社员,可以被纳入“五保”, 即,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孤儿为保教)。
由于城乡居民背后都有自己的“单位共同体”做依托,其安全感远高于原子化、沙化的市场社会。
04
我在昨天谈到,从获得安全感的角度来说,制度是基础性原因,但还不是全部原因。
还需要什么呢?价值观与文化。
当一个社会把为人民服务确立为核心价值观,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和“助人为乐”的社会氛围,每个人的安全感就会大大增强。
“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也会柔化、润滑制度所必然带来的冷漠与无情。
比如一个医生,下班时间到了,这时有人求医。依照制度,他可以走了,但是,如果他一心为病人着想,他就不会对病人置之不理。
推荐大家看一部电影《今天我休息》。
应该说,在毛泽东时代,这样的社会氛围已经基本形成,人民群众在学雷锋,干部在学焦裕禄,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很高。
“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这意味着他帮助了很多陌生人,而这些陌生人也坦然地接受了他的帮助。
这和我们今天乘车时,广播反复提醒“不要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饮料,食物,不要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信息”完全是两种感觉——前者令人如沐春风,坦然愉悦;后者则如临如履,战战兢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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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写过一本在中国颇有知名度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这句话的意思是,生命中有太多事,看似轻如鸿毛,却让人难以承受。
这次疫情,很多人可能会刻骨铭心地体会到这一点。
未来,要防止“尘埃”变成“大山”,不要让“轻如鸿毛的事也变得难以承受”,我们要认真考虑重建各种小共同体,变已经沙化的社会为共同体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