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如何判断一个人对你撒谎吗?对，他说话时回避你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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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紧张的关头，尤其需要说真话。
说真话，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官方要如实发布信息，让人民随时了解疫情发展的真实情况;
另一方面，媒体以及那些拥有巨大话语权的人，也要说真话，否则就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使抗疫斗争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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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一个人说了假话，这是一件非常有技术含量的事。
2016年，白银连环杀人案告破。
多年前的旧案如何破获?答案是靠DNA。凶手为逃脱罪责，一定说了不少假话，但他的DNA说了真话。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说谎，也会有很多蛛丝马迹可循。
比如，他的眼神会忽然变得躲闪、不敢和我们对视;
还会有很多身体语言，如身体不自然地扭来扭去、下意识地抓住衣角、握拳、以及抖动双腿，等等。
另有一个特征，也可以作为判断的参考，那就是对方突然变得高亢、浮夸、似乎你不相信他就是对他莫大的羞辱。
这个时候，他很可能正在撒谎。
在著名影片《卡桑德拉大桥》【点击阅读】中，蓄意要将列车引向死亡深渊的麦肯齐上校，面对张伯伦医生关于大桥是否安全询问，忽然失去了冷静，他夸张地保证说这座桥是绝对安全的，“波兰政府维修这座桥所花的钱比建造这座桥所花的钱还要多，文件就在我面前。”
正是他这种信誓旦旦的绝对担保，使张伯伦医生立刻意识到“麦肯齐在撒谎”，由此引发了一场争夺列车控制权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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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湖北省作协前主席方方女士的“封城日记”火爆网络。
与这种火爆相伴随的，则是对她的质疑，尤其是“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这一条，关注度最高，似乎对方方女士的“伤害”也最深。
因为这一个画面(即逝者的手机在殡葬馆被随地弃掷)，分量相当重，容易引起无限遐想，包括可能隐瞒真实的死亡数字、不尊重病逝者、随意处理逝者遗物、以及管理混乱等复杂信息。
也许是舆论压力太大了，一家相当有级别的通讯社及其所属的新闻周刊，对方方女士进行了连续的报道和专访。
有趣的是，方方女士在进行这样一番华丽操作的时候，似乎忘记了她对批评者“有关系”、“有高官”的指责，而向自己的“关系”和“高官”呼救了——操刀采访的，竟直接就是当年的武大同学，今天的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不过，虽然层级很高，但这却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失败洗地，倒可能会成为心理学上自证撒谎的经典案例——
一是，方方在访谈中夸夸其谈“保持自己的诚实和正义感，这是必须的”，但却对“殡葬馆手机”一事只字不提，仿佛根本就不存在。
采访者也非常知趣并相当贴心地根本不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这么好的自我澄清的机会却轻易放过了呢?
显然是因为这个问题无法回答。
还记得如何判断一个人对你撒谎吗?对，她说话时回避你的眼睛。
不该避开的问题却极为小心避开了，这证明了那里的确有一颗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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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忽然信誓旦旦，胸脯拍得砰砰响了。
且看方方女士的这段表态：
“我写‘武汉日记’的基调始终秉持与政府绝对保持一致，绝对配合政府的每一项举动，并且努力帮助政府说服不理解的人们，帮助政府安抚焦虑的人们。”
“两个绝对”!
太夸张了，喜欢文学的人不能不想起《红岩》里的郑克昌、《青春之歌》里的戴瑜，甚至《大浪淘沙》中的余宏奎，他们都喜欢作绝对化的表态。
一般的经验是，越是浮夸，越是说过头话，就越有可能在说假话。
从“两个绝对”的表态中，我们不难看出谄媚、讨好，以及一点戏虐和玩世不恭，唯独没有看到风骨。
在今日中国，一位正派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
政治上，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但对待政府，则应该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政府正确的“举动”，则坚决支持;如果认为政府的“举动”不正确，则应该本着严肃的、负责任的态度提出批评意见，而不应像一个没有底线的马屁精那样表态“绝对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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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在“封城日记”中散播失败主义情绪、猜疑情绪，近期接受采访又高调表态“两个绝对”，这种反差极大的态度，令我想起被鲁迅先生深恶的“伪士”。
1908年，鲁迅在决定“弃医从文”后不久，写了《破恶声论》一文，发出了“伪士当去”的呼声。
何为“伪士”?简言之就是没有自己的信仰，随波逐流，还要对青年扮演启蒙者角色，本质是“掣维新之衣，以蔽其自私之体”，一切为了个人利益。
这种人便是“伪士”。
鲁迅曾多次与冯雪峰谈到“伪士”牌号的“知识分子”，他说，
伪士“实在是应该轻蔑的，他们花样多，有时是看不到他们的主意所在的，有些事情就败于他们之手……”
可以想见，在抗疫最严峻的时刻，如果方方“封城日记”中的失败主义情绪、猜疑情绪像新冠病毒一样扩散开来，那非常有可能导致抗疫斗争“败于他们之手”。
所幸，中国人民是有觉悟的，武汉人民也是有觉悟的，“日记”喧嚣了一阵，终究不能掀起大浪。
但我们识别伪士的能力，却不能不尽快提高，否则早晚会被人带到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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