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们又受不了,吓得面如土色。
01
有时候真觉得在中国当个老百姓挺可怜的。
前些年,中国老受人欺负。一会儿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一会儿日本搞钓鱼岛“国有化”,再过一会儿美国又在韩国部署萨德。老百姓气不过,到这些国家使馆门前抗议一下,唱唱国歌,并表示要抵制什么货,其实只不过咽不下这口气而已,结果精英就一大堆帽子扣过来了,“民粹”呀、“极端民族主义”呀、“义和团”呀,等等,好像别人欺负我们有理,我们生气反而没理,应该带着谦恭的笑容把这一切都接受下来才对。
今年以来,形势不同了。
尽管春节前疫情的洪水来势凶猛,但在中央指挥若定,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的努力下,中国迅速从漩涡的中心游到了岸上,而原来站在岸上看笑话的欧美国家,却下饺子一样纷纷落水,中国反而成了从岸上向水里抛救生圈救人的人。
举个例子,以前我们的医疗专家组都是派往亚非拉,现在则派到欧洲的原“八国联军”国家了,估计过段时间,北美也会需要我们的医疗专家组。
这种状况,令中国老百姓心情大好!说话的声音也响亮了,有替他们着急“连抄作业都不会”的,还有人想起以前受过的气,表示要“根据心情决定援助谁不援助谁”。
结果精英们又受不了,吓得面如土色,一个鲤鱼打挺跳将起来,用颤抖的声音说:
可不能这样讲啊, “这种趾高气昂,猛踩他人的话从外部听上去要多刺耳有多刺耳”、“如果有外国舆论把这些话当真,对中国形象无疑是伤害”、“ 这么干都是丢分的,秀的是人性的低限”,云云。
所以我说中国老百姓可怜,合着我们怎么做都不对?生气不行,自豪也不行,在外国人面前,必须永远温良恭俭让,永远低眉顺眼,永远大气不敢喘,对吗?这种状况,无以名之,只能称之为新“友邦惊诧”论。
02
鲁迅先生写《“友邦惊诧”论》的时间是1931年。
那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三省沦陷,国民党政府不是组织力量收复失地,反而担心爱国学生的请愿活动引起“友邦惊诧”。
今天距离鲁迅先生写文章时已经快100年了,对“友邦惊诧”的担心,还令一些精英寝食难安,动辄一惊一乍,这倒是一个非常值得分析的历史、文化和心理现象。
这种状态,说来话长,但说清楚也简单。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处于东亚朝贡体系的中心位置,是这一体系规则的制定者、解释者、裁决者,掌握着话语权,一般来说,不太担心“友邦惊诧”的问题。
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东亚朝贡体系解体,中国失去了自己的体系,并被强行纳入到了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
在这一体系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体制、文化、甚至人种都失去了正当性,成了不折不扣“国际贱民”,完全失去了话语权,一切只能看列强的脸色,所以“友邦”是否“惊诧”就变得十分重要。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仍坚持向日本支付庚子赔款,就是做给“友邦”看的,以免他们“莫名惊诧”。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状况有了根本性改观。
毛主席非常重视国际话语权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权、解释权的争夺。从五十年代的“两个阵营”、“东风压倒西风”,到六、七十年代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国以“反霸”为核心构建了自己的话语体系。
有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就有了自己的是非标准,就不怕“友邦惊诧”了。
1970年,毛主席发表“五二0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国霸权主义,首都百万群众集会,全国各大城市也都举行了集会游行,中国并不怕什么“友邦惊诧”;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首都机场矗立的大字标语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我们也不担心“友邦惊诧”。
当然,八十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这里不展开了。
03
以上谈的是客观历史背景。
从心理的角度来说,最近三、四十年,一些文化和舆论精英继承了晚清和民国时代买办知识分子“自我奴化”、“自甘贱民”的心理,他们不敢想象和西方争夺话语权,更不敢想象同西方争夺规则的制定权与解释权,对他们而言,唯一的行为标准,就是西方的脸色,能够不让“友邦惊诧”就是最高成就。
毛主席当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为这种人画像:
“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
正是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上,才会出现我们老百姓动辄得咎,怎么做、怎么说都会受到他们指责的荒诞状况。
他们没有意识到,老百姓的激烈话语,本质上是对精英多年来小心翼翼地伺候“友邦”,生怕他们“惊诧”的一种抗议和反弹,是对中国理应获得平等地位和应有尊重的一种民间表述,是典型的话糙理不糙,尽管个别的用词未必准确文雅,但正当性是绝对毋庸置疑的!
这是不是有点矫枉过正呢?算是吧。但正如毛主席所言:“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老百姓已经站起来了,精英还跪着——这才是这一现象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