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围绕方方日记所进行的争论中,人大文学院教授、著名作家阎连科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
“要感谢方方,是她捡起了作家和文学掉在地上的脸。”
阎连科教授的这句话,悲愤、沉重、力道十足,有一种被卷刃的伐木斧砍断手腕的痛楚!
但另一方面,这句话也散发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黄旧杂志的味道。
如果在八十年代,这样一句充满“天问”风格的豪言壮语,立刻会为他赢来满堂喝彩和“社会良心”的光环,但遗憾的是,现在是新世纪的二十年代了。
所以,阎教授的这句话一出来,立刻就遭到机智网友的反唇相讥——
“为什么方方能捡起阎连科的脸?”
这句话灵动、俏皮、但无懈可击,因为这正是阎连科教授“天问”的逻辑延伸。
阎教授此前可能没想过这个问题。这一次,他应该认真想一想。
02
“作家和文学的脸”,方方和阎教授的脸,为什么会掉在地上?
我也愿意帮阎教授找找原因。
几年前,阎教授曾发过这样一条微博——
【民国结婚证书上的一段美好的话】“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看此日桃花灼灼,宜室宜家,卜他年瓜瓞绵绵,尔昌尔炽。谨以白头之约,书向鸿笺,好将红叶之盟,载明鸳谱。此证。” ——读读都觉得温暖!
这条微博,阎教授自感春心荡漾,沾沾自喜,但网友却不买账。
且看网友的回复——
逗死了!取(娶)小妾会这样吗?
呵呵,又一个来捧民国臭脚的,那时候满大街妓院有钱人娶小老婆,穷人家卖女儿,你们这些人不光眼瞎心也瞎,历史也没学,语文不及格拿着只言片语就脑补那个吃人的旧时代的美好。
还在吹民国,真当还是十年前那会儿?看看印度,谁还会信你们那套!哦,不对,民国连当时的印度都不如!
问问博主,杨森(以妻妾成群出名的四川军阀)的夫人们有没有这么一本结婚证书?
新中国建国之初伟大的两件事是订立婚姻法和扫盲工农速成中学!
妇女能顶半变天,这一句秒杀民国所有文人的文字,因为她提高了这个国家一半人口的人权与地位!
这里,我没有使用许多人常用的“怼”字,因为网友并不是在“怼”阎教授,而是在和他说理,并且表现出了很高的知识水平,比自鸣得意的大学教授阎连科强多了。
其实,多少受过一点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人都明白,“结婚证书”中的这一段话就像高老太爷多少天没有梳洗过的辫子那样,散发着封建恶臭,既没有男女平等也不尊重个人权利——一是把婚姻视为两个家族之间的事,个人只是媒介;二是把女性当成家庭圈养动物,所谓“宜室宜家”;三是把女性看作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
如此而已。
“作家和文学的脸”、阎连科教授的脸,就是这样掉在地上的——他们早已被时代所超越,却毫无察觉,或者虽然觉察到了却没有勇气面对,还是幻想能够以“社会良心”的姿态扮演“启蒙者”的角色,于是就一次次被打脸,打得多了,脸就没了。
这一次,在武汉封城之初,方方日记一度一纸风靡,这让阎连科们产生了错觉,以为他们又可以在方方带领下被当成“社会良心”来接受欢呼,又可以回归“启蒙者”的神位接受顶礼膜拜,于是兴奋莫名,深信他们丢掉多年,早已腐烂变形,难以辨认的脸终于被方方捡起来了。
03
不过,错觉终究会在现实面前碰壁,无论阎连科教授是不是愿意承认,方方日记已经在社会公众中破产了,一同破产的,还有渗透其中的以西方为理想模版的“启蒙”价值观。
脸还没有捡起来,就又掉了下去,并且掉到了最不干净的地方。
方方、阎连科们为什么会被时代超越?
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对中国革命,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紧随其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一直怀有病态的仇恨和反感(这在方方的小说《车欠埋》中体现的非常明显)。
他们不承认这是现代性在中国的表现(可参考曹征路教授的《重访革命史》,公众号“新文化研究”正在连载),不承认正是中国革命开辟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他们更拒绝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升华,使之成为一种源于中国,但又具有普世性的话语,并贡献给人类。
几十年来,他们由对文革的反感发展到了反感新中国的一切,由对西方的崇拜滑落到了对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崇拜,这就出现了前述阎连科闹的笑话。
其实,方方的《车欠埋》和语无伦次的所谓“日记”,又何尝不是一个笑话呢?
相反,他们固执地认为西方道路具有唯一性,不可替代,更不可超越。
这次疫情爆发以来,尤其是在中国基本阻断疫情传播,欧美反而大爆发之后,他们把全部的精力都用来维护西方作为“彼岸”的完美性,以至于到了不尊重简单事实的程度。
不尊重基本事实,就会不断被事实打脸,最终就会从“脸掉在地下”,到头来连遮羞的衣服也会掉在地下,变成一种众目睽睽下裸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