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星期天,聊点轻松话题。
昨天,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现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鸿在“人文清华云讲坛”做了《向死而生:传染病灾难电影分析》的演讲,视频和文字稿也很快在网上流传开。
刚好看到,有一些观点不能苟同,这里略作点评,权当休闲。
01
尹鸿教授在演讲的最后一部分“传染病灾难电影的警示”中,提出了几点结论,其中一个是——
这些电影还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世界上永远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很明显,尹鸿教授这里不是在讲电影,而是在讲现实了——“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这句话当然无可挑剔,但令人想起仍在激烈进行中的围绕方方日记所进行的争论。
这算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声援吗?
方方及其拥趸经常一边用这句话为自己打造一套防弹衣,一边又派发“极左”、“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试图封杀批评的声音。
揆诸当下中国的现实,批评的声音才是最需要保护和鼓励的,不知尹鸿教授是否同意?
02
尹鸿教授的另一个结论——
人不仅不是世界的上帝,甚至也不是自己的主人,我们不能支配一切,世界有其自身规律,因此我们要敬畏生命,敬畏自然。
按照尹鸿教授的说法,面对“自然”传染病,人类似乎只能选择“群体免疫”了,这当然是错误的。
人不能做自己主人,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在未来的无阶级社会,人当然要做自己的主人,正如《国际歌》中所唱的那样“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无疑,“世界有其自身规律”。但人类并不是只能被动地受规律摆布,而是可以认识规律、掌握规律、运用规律,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进而获得自由和解放!
最后,“疫病”并不仅仅是“自然”造成的,还和贫困、阶级压迫、殖民主义以及帝国主义为瓜分世界而发动的战争有关。电影都没有回避这些问题,为什么尹鸿教授在做总结时反而回避这些问题呢?
03
尹鸿教授最后的结论是——
“在灾难面前只有爱能够拯救人类自己,只有人的尊严能够拯救人类自己,所以这些作品当中表现了人性的伟大和高贵。”
这句话一般说说是不错的,但有点中二。
这次新冠疫情,从开始出现到今天,几个月的时间里,人类看到的事情,恐怕比过去二十年都要多。
面对疫情,抽象的人性是没有的,只有不同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性。
中国最早取得基本战胜疫情的胜利,这无疑和中国社会仍然存在深厚的社会主义传统有关,这些传统,有些是以制度形式有形地存在着,更多的则是以文化、精神等“无形资产”的形式存在着,这才是真正“伟大和高贵”的东西,值得我们珍惜、继承并发扬光大。
我们不仅要靠这些战胜疫情,还要靠这些走向星辰大海!
04
尹鸿教授在演讲中还提到了著名的传染病灾难电影《卡桑德拉大桥》。
他是这样说的——
这个虚构的故事中,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所发明的病毒,跟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然而为了维护军方利益,他们不愿意让人知道这个病毒的危害,甚至为了不让这个病毒被暴露,宁愿让这一列车的人在卡桑德拉大桥全部坠毁,以消除这件事情可能对社会带来的影响。
这段话,尹鸿教授说的含含糊糊,似有难言之隐,刚好这部电影我也很熟悉,为了搞清楚其中的细节看过多遍,在这里提出几点,与尹鸿教授商榷。
首先,影片中的病毒,即可怕的“肺鼠疫”,并非“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所发明的”,而是美国军方设在世卫组织总部大楼内的秘密实验室“发明的”,实验室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守卫的;
其次,尹鸿教授说“他们不愿意让人知道这个病毒的危害”。这里的“他们”说的很含糊,似乎指的是“世卫组织”,其实不然。
按照影片的交代,事件发生后,美国陆军情报部的麦肯齐上校即负责全权处理这一事件,代表世卫组织的斯切纳医生,只能起到参谋作用。让列车在卡桑德拉大桥坠毁的决定是美国单方面作出的,世卫组织根本无权置喙。
第三,麦肯齐上校执意要消除的,是对美国的不利影响,而并非所谓“对社会带来的影响”,他要维护的是美国利益,也并非简单的“军方利益”,不知道尹鸿教授为什么对“美国”两字如此难以启齿?
《卡桑德拉大桥》拍摄于1976年,由英国、意大利和西德合拍。影片中通过从集中营生还的犹太老人卡普兰先生的指认,将纳粹“死亡列车”和美国“死亡列车”联系在了一起,从而提醒观众,对人类来说最危险的不是肺鼠疫,而是纳粹主义在美国身上借尸还魂。【点击阅读】
当年影片的创作者都不怕开罪美国,今天尹鸿教授对美国却如此小心翼翼,又是所为何来呢?
05
最后,挑一处硬伤吧。
尹鸿教授在讲到“传染病的灾难性”一节时,很明显把2011年的美国电影《传染病》和2007年的美国电影《我是传奇》混为一谈了。他讲《传染病》,举的例子却是《我是传奇》(见截图),而且篇幅还不短。
人的记忆力并不太可靠,一时口误是可以理解的,但尹鸿教授演讲时使用了PPT,文字稿应该也经过他自己校订了,作为研究电影的专家,为什么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令人困惑。
当然,这是一个小瑕疵,但尹鸿教授如此有名望,课程又是向全国公开的,所以还是要更加严谨一些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