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任务艰巨——疫情之下，百相杂俎（四）

　　一、爱国精神和民族凝聚力

　　空前的疫情难以避免地要产生巨大的负面与消极作用，这毋庸讳言。经济上的损失自不待言，其中更重要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也都因此踩了一脚急刹车，并把车上的乘客们着实惊悚一吓。

　　但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任何时候都存在化消极为积极的巨大空间。此次中国的疫情危机也不例外，对中国社会而言，这是一次相当全面、相当彻底的洗礼，等于把当代中国的各种要素、各种成分、各类人群都做了一遍透视、照相与体检，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检视、验证了好与坏、优与劣、高与低，从而使得今后的选择与取舍有了可以信赖的新依凭。

　　这其中最为突出的还是思想价值问题。中国人民的全民抗疫再一次证明，当今中国最需要的是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在此次抗疫过程中，这种精神再一次强有力地焕发出来，为中国提供了强大的凝聚力;与此相对应，对中国最有害的就是那个著名的普世价值，这种价值的核心理念，即所谓的民主与自由，如果在中国得以泛滥，所带来的只能是社会生活的混乱与政治秩序的碎片化。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说说此次疫情中社会上的各类政治“异见”。

　　同我们每个人经验所感受相一致，每当中国出了点事情的时候，总会群魔乱舞纷纷登台，总有那么一些人，不管任何时候，也不管任何事情，他们都要站在中国政府的对立面进行表演。这次也不例外。在疫情挑战中国带来公共卫生危机的同时，一些人制造各种政治噱头，力图同时掀起一场政治危机，他们赤裸裸直言中国崩溃者有之，恶狠狠逼迫中国道歉者有之，假惺惺悲泣吊丧而实际是要给中国送终者亦有之，并且内外结合、遥相呼应。他们对中国从上到下、从官到民的一切努力，统统都予以否定鞭笞，一心一意要趁机而上，宣判中国的死刑，宣判中国政府的死刑，宣判中国共产党的死刑。

　　可遗憾的是，他们起劲如此这般地喧嚣了一通，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

　　非但如此，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在危机与忧患中却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中国社会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经过此次风波，中国的抗挫折能力、抗危机风波能力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展望未来，在更强烈的危机忧患意识下，中国的民族凝聚力将达到历史的新水平，任何指望中国像前苏联那样解体的渴求，都将归于彻底的失败。

　　二、思想价值领域的拨乱反正任务艰巨

　　尽管美国不断在打压羞辱中国，尽管一切有爱国心和民族情的中国人无不对美国的霸权行径义愤填膺，尽管人人都知道美国处心积虑地要扳倒中国，但亲美崇美主义在中国仍然大有市场，也大有人在，这就是当代中国的现实。突出的表现是，就在此次疫情危机的时候，仍然有大量的中国“精英”声嘶力竭地呼吁中国救美国，他们再次振臂高呼救美国也就是救自己(见《马上，考验中美的历史性时刻真正就要到来了》)——只不过把当年“救美国就是就中国”的口号略微加以改动而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出现相当程度的集体性塌陷。

　　当改革开放伊始国门洞开，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立刻为西方丰富灿烂的物质生活所折服，这等情形同鸦片战争以后一个历史时期十分相近。从精神到行动蜂拥奔向西方的知识分子们短时间吸收了大量西方的思想价值伦理，培育起浓郁旺盛的西方情感，并如同新冠病毒一般在中国传播开来，造就了一大批又一大批被西方价值伦理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正如著名媒体人物胡锡进所言，“我像很多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在对美国文化的崇拜中度过了自己的年轻时代”。谁都知道，年轻时代正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时代，这个时期塑型造就的思想情感，往往就是一生价值情感的底色。

　　在一批又一批崇拜美国西方文化的人群中，有一些人脱颖而出，其中最活跃最嚣张的，就是那些“公知”，他们成了当代中国的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中共历史上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以下简称“二十八个半”)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众所周知。在那个革命的年代，他们自诩从革命的珠穆朗玛峰上下来，得了真传圣经，掌握有绝对真理，在他们看来，任何他们之外的人都不配、也不能引领中国走向未来、走向光明，而只有他们才有这个资格。他们很快就抢夺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结果如何，已经明白无误地写在历史教科书上。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也冒出了一路又一路的新“二十八个半”。当年的“二十八个半”是从革命圣地上下来的，而当代中国新“二十八个半”则是从市场经济和民主自由的圣地上下来的，或者是在圣地的精神哺育下成长造就起来的。虽然所来圣地不同，但亟欲改造中国与引领中国的诉求则大致相仿，只不过当代中国的新“二十八个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而并非像老“二十八个半”那样昙花一现。他们在中国制造了大量的思想和舆论垃圾，恶臭熏天，严重是污染中华民族的思想情感世界，他们的队伍十分壮大，而且都有十分靓丽的外表包装，比如各种名目的“智库”、“几十人论坛”之类，其高端部分，就是著名的“公知”群体。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举办了“影响中国的50名公共知识分子”评选活动，此举可视为公知在中国正式亮相登场。自此以后，中国的公知们就驰骋江湖、纵横四海。他们以批判当代中国为核心，以弘扬西方价值为己任，其最高境界，就是在舆论上思想上宣判当代中国的死刑，宣判中国历史文化的死刑，宣判中华民族的死刑;其终极目标，就是要把中国改造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参见笔者《中国“公知”的政治本色》一文)。

　　从这个视角看出去，当代中国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具有强烈的历史阶段性特征。这就意味着，要实现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回归，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所涉及的是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问题，绝非简单的几次治理整顿就能解决。所以，笔者以为，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意识形态领域总体上仍然处在冰河期，实现拨乱反正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