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续）香港中文大学“以史为鉴——中外学者论文革”研讨会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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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月10日，也就是所谓“以史为鉴：中外学者论文革研讨会”结束两天之后，有朋友转来参会学生(应该是在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的微信聊天内容：

　　1、抛开政治立场不说，不得不承认郭松民的确是以一己之力掀翻了整个会议，让我见识了毛左的确厉害，聪明的人像陈老师就不说话，而忍不住爱说话的又说不出所以然，说出来的话又是在给自己挖坑，慌忙之下熊竟然说我们这不是学术，的确是有失风范。

　　2、今天跟政治系的几个博士生聊，他们也觉得教授们被郭打的落花流水，毫无招架之力。

　　3、这次WG会议，毛左完胜，毛左已经把战场伸到了香港，据说会后郭圈了很多粉丝。

　　的确，这场研讨会，由于主持人和我在对话时做出了“我们不是搞学术”的表态，事实上等于承认了这仅仅是一次政治宣传会，从而自我宣布在学术意义上的破产。

　　据此，有人说我专门是去“砸场子”的，这完全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臆测。

　　实际上，我获得参加这次活动的机会是偶然的，去的目的就是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我一直克制着自己发言的冲动，甚至把第一次发言的机会让给了林敏捷老人。这次“研讨会”之所以破产，完全是因为与会学者在事实与逻辑两个层面存在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导致的。

　　我的第一篇“亲历记”在网上传开后，有人对我在文中写了丁抒教授的头衔——“美国某社区学院的物理学教授”，表示不满，认为是故意贬低丁教授，这更令人啼笑皆非，因为丁教授的这一头衔是会议发放的“学者简介”中标明的，并不是我硬安给他的。

　　我绝不会认为丁教授是研究物理学的就不能研究文革。不过，丁教授在和其他提问者对话时，表示因为找不到可信的材料，就只好采用不可信的材料，这仍然让人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无论是历史还是物理学，都不能这样被研究。

　　但是，要说这次“研讨会”完全没有“创新”，那也是不准确的。

　　虽然与会学者秉承了一贯的用碎片化叙述来代替本质分析的套路，但他们仍然是有变化的，即建立了一套更加完整的历史叙述。

　　这套叙述的逻辑脉络是：

　　第一、文革是人间地狱(这个结论不是通过对全部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得出的，而是通过堆砌历史碎片描述出来的，所以是一种文学化的结论);

　　第二、出现这种“人间地狱”的原因，内在于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之中，内在于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中，内在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之中。

　　第三、为了避免“人间地狱”的再现，就必须彻底否定新中国、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

　　需要强调的是，与会的“自由派”学者的这一套历史叙述，已经和1981年通过的“决议”毫无共同之处。

　　“决议”是我们党为了总结自身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做出的，认为问题主要出在方法层面。而“自由派”学者的这一套历史叙述，则试图以否定“文革”为突破口，达到彻底否定中国革命、否定新中国、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的目的。

　　面对这样一套根本否定自身存在合法性的叙述，有关方面的应对令人困惑：

　　一是沉默。

　　沉默的效果约等于不抵抗。正如在抗战时期，不抵抗政策不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一样，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不抵抗，也不能有效反击这种具有颠覆性、破坏性的论述;

　　二是切割。

　　这种做法看似撇清了自己，但实际效果比不抵抗更糟，因为这等于公开承认自己是有前科的，实际上把自己置于一种不能为自己辩护的境地。

　　这些年来，由于在文革问题上不能建立一套有效的话语来反击“自由派”学者的进攻，这产生了两个后果：

　　其一，大大压缩了政策调整和政治进步的空间。

　　如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反击、对贫富差距的调整、对卖国言论的批判、正常的文艺批评、甚至对腐败的打击等等，往往一言不合就被人指为“极左”，当事人则被扣上“文革余孽”的帽子，其行为和言论都失去了正当性;

　　其二，由于“自由派”学者建立的文革论述具有很强的欺骗性，这动摇了不少人的政治认同，“带路党”、“果粉”的出现就是一个证明。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创建自己政治认同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但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政治认同的流失也是惊人的。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关于文革的历史叙述不能达成共识，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最后谈一点思考。

　　就中国目前的形势而言，“自由派”关于文革的历史叙述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接受这种历史叙述，意味着人民共和国的被颠覆，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崛起的百年梦想的破灭。

　　当然，不能接受这种的历史叙述的更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种论述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不是对历史的还原，而是出于政治目的对历史的颠覆与割裂。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做出的关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论述，才应该成为新的历史叙述的基础。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具有理论高度，最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科学论断，也体现了深厚的历史情感和对中华民族未来的责任感。

　　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应该在这一论断的基础上，达成与历史的和解。在共同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以一种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逐步加以解决，共同营造中华民族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