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之：报复社会的安顺公交车坠湖案再思考

　　贵州省安顺的一名公交司机张某钢制造的坠湖案，现在有了警方的调查结果，公布了案前他的家庭情况，其中涉及了房屋拆迁和投诉问题，详情以新华社通稿为准。这起案件，也被人民日报定性为报复社会。所谓报复社会者，就是伤及了无辜，其罪在本人。是的，任何一个人活着都有不顺，也会遇到不公，所以我们常被说，任何苦难和痛苦要学会自己扛，不能责备别人，更不能伤害到无辜的他人。还有公知灌鸡汤，说，遇到不公和苦难，你首先要自己内心强大，要在痛苦中先学会如何享受生活。所以就是，实在扛不下去想寻死，最好自己选个没人的地方安静去死，死后尸体也不要惊吓到别人，不要让自己的死打扰到别人的静好。

　　如果留心这些年来的某些跟死有关的事件，其中有两种死显著不同，一是官员的自杀，可能因为官员素质高学历高，所以那些自杀而死的官员也很有官样，都不伤及无辜，如一个人跳楼自杀，一个人吃安眠药自杀，连死都不累及人民，不打扰群众。而第二种人，就是抽刀砍向更弱者的人，他们素质不高，都是什么民工了，无业者了，保安了，拆迁户了，公交司机了，有砍向小学生的，还有这种开公交车把满车人淹到湖水里的，这都是报复社会的，自己死也要拉人陪葬。

　　说到陪葬，古代秦穆公死，殉葬之人有一百七十七人，其中有秦穆公喜爱的三名贤臣奄息、仲行、针虎。秦穆公生前与群臣一起饮酒，对他们三人说，“活着一起快乐，死后也一共悲伤。”三人当场允诺与穆公共死。古人最重信言，所以穆公死，三人皆从死殉葬。三人殉葬虽是自愿，但三人之死，还是让秦国人哀伤，唱出了黄鸟之诗，这首歌就是诗经里的《黄鸟》。按说秦国百姓没必要为三人殉葬哀伤，但还是咸得蛋疼，用歌声唱出他们对殉葬制度的愤恨。也因为秦穆公不人道的殉葬，他死后秦国不能再东征。后来人殉改为陶俑，但用良臣殉葬就此不有。

　　张某钢报复社会，还伤及到无辜的一车人。是什么让他报复社会，警方通报告诉了我们，是“张某钢因生活不如意和对拆除其承租公房不满，为制造影响，针对不特定人群实施的危害公共安全个人极端犯罪。”

　　张某钢要报复，不该针对“不特定人群”，从理由中理解，该针对让他“生活不如意和拆除其承租公房”的么?但是呢，他即使想报复，他能接近那些人吗?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古来“贵人不履贱地”，“官僚不触群氓”。官家处处都戒备森严，一排排保安，一层层秘书，一道道安检。办事见人必须要提前预约，但基本都靠电话，而电话几乎都是自动语音，在所有公开的电话里几乎很难找到活人，所以实践总结就是：电话投诉问题基本就是形式，几乎难解决任何问题。官见不到，电话没用，处于困难和呼救中的底层人的那种天地不应的愤恨和绝望，无其经历者是无法感受的。张某刚开车坠湖肯定是绝望下的犯罪，是绝望而生的罪恶。

　　这是一个乐看别人灾难、更盼别人倒霉的社会，唯如此，才能显摆自己的优越感和高高在上的地位。有人翻出了好像是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中国人从来不怕灾难，不管是多大的灾难，只要是大家一起倒霉就行，从不探究真相，也从不屑于别人去了解真相。灾难过后，庆幸自己躲过了，嘲笑别人离去了。最后扔下一句混账话：这都是命。”没查到这句话是不是鲁迅先生说的，但这话没错。

　　元代剧作家关汉卿有名剧《窦娥冤》，窦娥含冤死前发三誓，第三誓，让楚州大旱三年。按媒体说话，第三誓算不算报复社会、伤及无辜呢?只能让人深思了。如果只把任何一种犯罪说成是犯罪本人的责任和他个人之问题，而不让思考社会之问题，那么这类案件就能阻绝了吗?

　　据说交通部门因此案要审查大车司机了，前几年就为出租车司机安装了护栏，审查完司机，也可再为他身边站俩保安来护航。我们社会真是越来越“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