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 | 重访革命史之九：真实的“朱毛之争” - 学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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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九)

　　第七篇说到，1928年的毛泽东个人境遇并不顺利，主要原因是上级党组织还处于“立三路线”时期，全党对中国以及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还处于探索期。党内的主流思想是这样，付出昂贵的学费也就不奇怪了。

　　这期间各根据地先后出现了三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可见当时思想认识及信息沟通之困难。而井冈山的这支由工农革命军改名而来的红四军在朱毛会师后还不到一年，就出现了“朱毛之争”。

　　2010年第二期的《炎黄春秋》发表一篇文章，说朱毛之争是“家长制与民主集中制之争”，并推导出这是后来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

　　党史专家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则认为“朱毛之争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意思是“无谓之争”。

　　也有民间研究者认为，红军的组成来自不同的成分，形成了不同的山头，是“山头之争”。

　　毛主席与朱德在陕西宝安县合影

　　那么革命史中的真实“之争”究竟争什么呢?

　　1929年初朱毛率军离开井冈山后，一路行军并不顺利。毛泽东感到在离开了根据地，国民党军队穷追不舍的情况下，红四军党组织再像机关那样，遇事层层讨论层层汇报，直至前委最后定夺，既贻误战机也没有必要。于是做出了“停止军委办公”的决定，取消了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对此，朱德并无意见，陈毅亦表示支持。

　　此时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莫名其妙地要红四军分散行动，并令朱毛到上海“学习”。当时信息交通不便，中央也不甚了解部队的实际情况，但此信却在红四军上下引起了混乱。对这个明显脱离实际的决定，毛泽东和所有前委委员都不赞成。4月5日，毛泽东以前委名义复信中共中央，阐明了不能同意的理由。中央后来也不再提及此事，但却派了刘安恭到红四军任职。

　　“海归”刘安恭一到，就掀起了轩然大波。

　　刘安恭与朱德都是四川同乡，又同在德国留学，关系不错。党中央派他到红四军来工作，并没有明确他的职务，毛泽东出于红四军内部对刘安恭资历经历的尊重，征得朱德、陈毅的同意，决定恢复临时军委，安排刘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位在毛、朱之下，陈毅之上。

　　一个工作岗位的废与立，在当时险恶的战争条件下并不像今天那么正规，用今天的程序来套当时的历史显然对不上号。没想到刘安恭一到任，就召开红四军军委会议，撇开过去党中央关于军委统辖于前委的指示，要求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只管地方工作”，并提出要反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家长制”。

　　毛泽东看了这个决议后，非常生气，立即召开前委会议，取消了临时军委。这决定遭到刘安恭的激烈反对，他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斥毛泽东和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红四军的规章制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没有记载，一个字也对不上号，不合规范，土里土气，农民意识太强，要统统废除。”朱德是部分赞成刘的观点的，他提出，“党管一切为最高原则”，但应“通过无产阶级组织，起核心作用”，不是“党管理一切”。而毛泽东则坚持己见，非要取消临时军委不可。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当选主席。图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右2毛泽东，右5朱德。

　　1929年五六月间，红四军在雷湖和白沙举行了两次前委扩大会，就设立军委等问题进行辩论。双方依然争执不下，毛泽东见会议无结果，愤然表示要辞去前委书记职务。在白沙会议上，毛的观点得到36票赞成，朱、刘等5票反对。但毛在会议后，还是表示要辞职。陈毅在朱毛之间始终莫衷一是，他说：

　　你们朱毛两人，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在吵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不好办。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怕党分裂。我是希望你们两个团结。

　　陈毅的调解没能起到作用。

　　1929年6月22日，为平息红四军党内军内发生的争论，中共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中的公民小学“兴学祠”的院内举行，主持者是陈毅。经全体出席者的表决，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撤，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

　　“七大”还有人提出口号“闹个人意见的滚出党内”，表面上看多数拥护陈毅，反对毛泽东。实际上多数人是为党内的不团结担忧，也是对毛泽东“撂挑子”不满，并没有多少实质内容。那时党内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居多，包括毛泽东朱德在内，都有意气用事的成分。这从接下来毛泽东、朱德、陈毅的表现中可以看出来。

　　首先，陈毅对不同意见采取“各打五十大板”，对毛泽东予以严重警告，对朱德予以书面警告。其次这次会议决定仍要在闽西地区开展游击战和建立根据地，送走毛泽东的第二天，陈毅就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详情和“七大”情况写信报告了中央。信中说毛泽东是红四军的缔造者，称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自己只是“过渡内阁”，静候中央派大员来主持工作。

　　图为目前见到的陈毅

　　在红军时期唯一身着戎装的照片。

　　中共中央接到陈毅的信，复信要求红四军派一两名得力同志赴上海向中央报告情况。7月29日，陈毅和朱德赶往蛟洋，会同在蛟洋养病期间参加闽西“一大”的毛泽东等，召开前委紧急会议，研究应敌方案。陈毅先找到毛泽东，征询毛泽东是否愿意去上海报告的意见，被毛泽东婉言谢绝。于是，前委决定由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临行前，陈毅又特地来到蛟洋毛泽东住地，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

　　毛泽东回答：

　　你那个和稀泥的做法，我不能同意。是非没分清，问题没解决，难以开展工作。

　　但毛泽东对陈毅去上海报告情况是赞成的，希望他将详细情况向中央报告。

　　8月19日，专为听取陈毅报告而召集的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总书记向忠发及政治局成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出席。政治局决定以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提出决议到政治局讨论通过。三人委员会由中央军委书记、军事部长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解决红四军党内分歧。

　　在上海领导中共特科时期的周恩来

　　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给陈毅。陈毅安顿后，仔细阅读了毛泽东写给中央的几个报告。他还研究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红四军的几个会议记录，尤其是中央8月21日指示信的底稿，对中央当时的状态有了较全面的理解。通过对毛泽东几个报告的认真研读，陈毅的思想产生了飞跃。陈毅后来曾说，这次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等于进了两个月的“训练班”。通过思考总结，陈毅确实感到了毛泽东在政治路线方面的见识远胜同辈。

　　由陈毅执笔起草的指示信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作了分析，对红军的任务作了明确的规定。指示信提出了必须在红军中“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强调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明确写下了“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的指示。

　　这封信，就是有名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陈毅10月1日急匆匆离开上海，22日赶到广东蕉岭县的松源，与朱德会合。

　　陈毅说：

　　七次大会我们犯了错误，跟你有关，跟我也有关，我们都要向毛泽东同志承认错误，转变旧观念。我们要请他回来。

　　再说朱德。

　　陈毅赴沪后，朱德曾在上杭召开红四军党的“八大”。会上有许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在朱德支持下，由彭枯、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请毛泽东回来。

　　但毛泽东没有回来，却回了—封信。信中写道：

　　我生平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不打倒陈毅主义我就不回来。

　　陈毅看了信当即表示：

　　毛泽东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

　　据王震回忆：

　　1935年长征在甘孜，朱老总找我和萧克谈话(此前二六军团不了解张国焘的情况，对中央有误解)。他说，井冈山朱毛的争论，你(指萧克)是站在我这一边的，毛对，朱不对。如没有朱毛之争，就没有新旧之别，这个争论是很有意义的。

　　王震还说：

　　1971年林彪死后，我和陈毅到朱德家去，又谈起这件事，朱老总说井冈山的争论很有意义，一个新的，一个旧的，新的胜了旧的。

　　以上就是“朱毛之争”的大体过程。

　　从总体上来说，朱德、陈毅等人，对毛泽东的主张，并无实质分歧。

　　这是一群忠诚的共产党人，在建军的初期，在险恶的战争条件下，党对军队的领导究竟应该怎么做，不尽一致的地方可能有。比如军队是打仗为主，还是建设根据地为主?党内军内的民主以什么方式去实现?会师以后几支队伍领导人由于个人经历、水平和个性上的差异，对革命前景和斗争手段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反映到各自的队伍中，产生一点“山头”情绪也不奇怪。但他们都不是为私利，也不是为了当“家长”，更谈不上朱、毛已分成“两派”，因为流血牺牲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

　　应该说，“朱毛之争”在本质上是“立三路线”军队中的反映，是马列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思想碰撞。在怎么样建设人民军队问题上，这个时期的各个领导人都是有过贡献的，都为这支队伍成为一支新型军队，作过不懈地努力与探索。但相较而言，毛泽东的眼光更远大，更具有现代意识。

　　朱德陈毅彭德怀，包括刘安恭在内，都是从书本知识或军纪伦理层面来认识和处理军队建设问题的。而毛泽东，是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高度来思考的，是把“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当做目标来进行实践的。尽管毛泽东的做法在当时同样存在着不成熟或者不稳妥，但他的思考和实践高度，不仅是在当时红四军领导人中，就是在各根据地中，也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