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 | 重访革命史之十七：革命现代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十七)

　　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是出于两方面考虑。

　　一是军事，面对五六倍之敌的“会剿”，死守硬拼显然不是上策;

　　二是经济，要供养5000多人的军队，井冈山毕竟太小。

1929年1月4日柏露会议上，传达了刚刚收到的“六大”会议文件，重点研究了分兵计划。会议决定彭德怀滕代远带领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朱毛带领红四军跳到外围去“围魏救赵”。

　　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中共六大会址

　　然而离开井冈山后，一路磕磕绊绊，损失巨大。

　　红四军征战赣南的行军路线是行洲乡工农兵政府提供的，这是一条农民为躲避税卡走的秘密山路。事实证明，这一路的艰难还不是山路，而是敌七师穷追不舍。

　　1月24日，敌军发起突袭，包围了毛泽东与军部机关，独立营营长张威牺牲，31团一营长周舫牺牲，转移中28团党代表何挺颖牺牲。

　　1月31日，部队在吉潭圳下村遭敌包围，在突围中宣传队长伍若兰受伤被俘。

　　2月3日，在寻乌县芹菜塘前委开了一次扩大会，讨论了应对最困难局面的办法，甚至想到了部队打散后如何在城市里登报用化名联系。

　　2月9日，继续北退到了大柏地，朱毛二人见两边山林茂密，不约而同点点头。

　　2月11日正是农历的大年初一，大柏地一战全歼两个团，重创了追敌刘士毅，李文彬的21旅也不敢再跟进了。

      2月13日移师宁都，从宁都党组织负责人王俊那里得知，朱德爱妻伍若兰因拒绝登报与朱德脱离夫妻关系被杀害，头颅悬挂于赣州城门。朱德痛哭失声。

　　伍若兰的牺牲使朱老总种了一生的兰花

　　四年后毛泽东再次经过这里，写下“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的诗句，壮美歌哭，祭奠当年牺牲的战友。

　　2月17日，部队进入东固山区。一到这里，感觉又回到了井冈山，部队一进村就受到近千群众的热烈欢迎。22日，红四军与江西红军独立二团、四团召开了会师大会。

　　通过李文林的介绍，和东固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毛泽东对工农武装割据又有了新的思考，一个大胆的设想迅速在头脑中形成。

　　1927年11月至1928年3月，在中共赣西、赣南特委的领导下，赖经邦、李文林、古柏等领导赣西南地区武装起义，开创了东固、桥头等革命根据地。

　　1928年3月，郭滴人、邓子恢、朱积垒、张鼎丞等领导闽西地区武装起义，创建了永定溪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工农武装。

　　这些根据地的成功，印证了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一个基本判断：土地革命、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的出现是大趋势，谁也阻挡不了。

　　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的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的四大军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各霸一方的内战重新开始。蒋桂战争即将爆发，印证了毛泽东的预言：

　　我们只需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立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只要军阀开战，我们就好办，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破裂的时机发展红色区域，进行武装割据。

　　这期间又有两个消息传来：

　　一个是令将士们无不惊讶的消息，井冈山失守了，彭德怀的红五军去向不明;

　　二是李文彬的21旅和滇军12师正在向东固移动。

　　毛泽东主张红四军既不在东固与敌交战，暂时也不回井冈山，而是采取飘忽不定的打圈战术。

　　这是毛泽东这些天来访问老农，与东固领导人座谈，和闭门读书得到的最新体会。毛泽东问大家：

　　我们在井冈山实行的这一套，难道是红色政权唯一的模式吗?李文林他们在东固不是搞得很有特点吗?

　　据李文林介绍，东固看不到多少赤色割据的迹象，也没有赤色割据的火热场面，没有一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挂牌，甚至不见一条红色标语。但是，他们采取的秘密割据的方式是有效的。他们根本不搞守土的赤卫队，党的组织和工农兵政权完全是秘密的，但群众基本上是站在共产党一边。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可能是最有效的斗争方式。

　　另外他们的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的区域是很宽广的，也消灭了很多敌人。红四军在井冈山目标太大地方太小，经常受到会剿，连五分钱的伙食也难以为继。但是李文林他们红二团通常是一角五分伙食，从没有发生经济问题。敌人的军事情报也能那么及时地得到，“边界所受到的痛苦这里完全没有，敌人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完全秘密着”，这些“东固经验”使毛泽东大为惊讶，并把它与“贺龙经验”、“方志敏经验”放在一起比较。

　　另外，东固红军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与井冈山王佐他们的打圈子是同一个道理，只是这里的领导们在飘忽不定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一个秘密割据。这与井冈山的经验是不同的，毛泽东说，红四军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打圈圈，争取创造一个更广大的格局。

       当初，“围魏救赵”核心思想还是“救赵”，还是坚守井冈山，而此时毛泽东意识到，跳出对地形的依赖，充分发挥和依靠主观条件对工农武装割据或许更为有利。

　　当土地革命已经形成历史潮流，当历史潮流已经形成历史惯性时候，军事上一战一役一城一地的胜败得失并非那么紧要。最紧要的是扩大根据地，掌握根据地的实际领导权，这是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反思的成果。

　　1929年3月11日，红四军从赣南到达长汀四都。

　　14日晨，红军向据守在胜华山的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土著军阀郭风鸣的主力发起进攻，歼敌2000多人，击毙旅长郭风鸣，乘胜解放了汀洲城.成立中央苏区第一个红色县级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

　　4月1日，红四军折回赣南。邓子恢闻讯朱毛红军已挥戈西进去了赣南，及时将闽西地区敌情变化情况写成书面报告派人星夜送到红四军前委毛泽东、朱德处，要求红四军再次入闽。于是，毛泽东于5月15日率领红四军第二次入闽。

　　红四军在闽西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援下，于23日第一次攻占由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占领的龙岩城，25日解放永定城，成立了以张鼎丞为主席的永定县革命委员会。随后，红四军分兵至各县乡村发动群众，纷纷举行暴动。

　　6月3日，红四军第三纵队回师龙岩，在龙岩地方革命武装配合下第二次攻下龙岩城，成立了以邓子恢为主席的龙岩县革命委员会。不久，红四军主力挥师上杭，转战(上)杭、(长)汀、连(城)边区，汀江以东的上杭县大部，长汀南部和连城县南部地区，相继建立红色苏区，与龙岩、永定2县的苏区连成一片。

　　6月17日红四军得知土著军阀陈国辉旅主力从广东回来，即从连城新泉出发，19日再次攻打龙岩城，将陈部歼灭，前后3战，共歼敌3000余人。

      此后，闽西广大地区“分田分地真忙”，与赣南、湘赣边界连成一片，共有10多个革命根据地，活动范围扩大到20多个县，为日后中央苏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30年1月毛泽东在古田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篇以答复林彪的名义发表的党内通讯，实则借此突破了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框框，阐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在理论上正式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显然，毛泽东的目光已经投向了未来十年，二十年。

　　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革命现代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本本”上抄来的，它是痛苦的实践，是血泪的结晶，是教训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