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中美关系的出路与未来

　　按：这是笔者2020年年初所写的一篇文章。当此美国新总统难产、人们对今后中美关系更加议论纷纷之际，做此刍荛之议，供嗤笑批判。

　　中国的前途与未来，在相当程度上系于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有怎样的出路，相应地，中国就有怎样的前途。因此，中美关系的出路在哪里，未来将如何，这是一个不能不思考研究的重大战略命题。

　　应该说，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全世界各国各民族都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正确定位自己同美国的战略关系。正因为问题重大，所以积年来人们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广泛的实践。

　　进行一点儿简单的梳理，大致有如下几种主张：

　　其一，和平共处原则

　　这个原则发端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在第三世界国家蓬勃发展壮大的基础上，在中国等国的倡议倡导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世出台，并成为指导世界各国关系的重要准则。这一普适性国际关系准则，在一定意义上也对当时的中美关系有相当明显的影响，当时的中国积极支持和开展全球范围的反帝反霸斗争，同时也愿意本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五项基本原则同美国打交道，或者毋宁说，那时的中国希望同美国之间建立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国家关系，即和平共处的中美关系。这是一种以斗争求和平的关系。

　　其二，和平竞赛学说

　　这种学说基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两极对立框架而提出，其发明者为著名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前苏联执政以后，试图化解两大阵营间尖锐的冷战，消除战争危险，力求争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国际地位，实现苏美共同主宰世界，因而提出了同美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的“三和”方针，并寄希望于通过“三和”达到战胜资本主义的目的。这在当时属于一种修正主义的和平学说。

　　其三，和平演变战略

　　这一著名战略是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提出，后经中央情报局等部门全面策划设计的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中国也是主要对象之一。关于和平演变的具体内容，相关介绍已经很丰富，具体案例也十分生动。这里需要说明只是，这一战略集中体现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所反映的是美国战略语境下的中美关系，是霸权世界战略的核心内容。

　　其四，融合融化理论

　　这种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国内一些“精英”们在汲取西方“先进发达”思想营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学说，笔者将这些人称之为“高度国际化”的知识精英。在西方各种新自由主义学说的武装和指导下，他们认定人类社会发展大势就是融化融合，而这种融化融合的中心或核心所在，就是美国。所以他们对中美关系的梦想，就是把中国融合或融化到美国那里去，使中美结成以美国为核心的一体，成为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战略体系的一部分，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其具体路径是从全球化、一体化到全面接轨，最后发展到“中美国”。该理论是一个完整而全面的体系，比较庞大，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有典型的观点与表述，也都有相应的代理人，对此，国人大都耳熟能详，毋庸赘述。

　　其五，战略较量思想

　　这种思想发肇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后一直流传于中国改革开放前，同和平共处原则并行不悖。这种思想认为，当代世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方压倒东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始终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彼此之间较量与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为此，要赢得胜利，就必须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动派。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中美关系，就是全面战略较量的斗争关系。

　　简单地列举出上述诸种思想、理论和学说，人们就会发现，前苏联赫鲁晓夫捏造的“和平竞赛”学说已经破产失败，早已经烟消云散、无复孑遗，不但前苏联早已经被搞死，甚至连如今的俄罗斯，同美国的关系也简直是要死要活的关系，都一概丝毫不见“和平竞赛”的影子，所以，回头来看，“和平竞赛”就是一厢情愿的战略天真;美国所奉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取得巨大成功，并在冷战结束后继续焕发新的生机，出现了“普世大潮”、“颜色革命”等新的升级版本，并且持续获得新的胜利。但是，这个战略的胜利尽管十分巨大，但并不全面，依然在有些地方碰壁，比如在中国，就出现了相当严重的碰壁，可以看做是其部分失败;融合融化理论是对战略较量思想、和平共处原则的否定与颠覆，理所当然地受到美国的欢迎、鼓励和支持，但进展一直都不顺利，发展到今天基本上也失败了。特别是当美国进入奥巴马时期以后，中美融合融化理论越来越看不到希望与前途，发展到特朗普上台执政，中美融合融化理论已基本上归于破产呜呼了。虽然一些中国人仍然对此坚持不懈，但实际上这个理论已经腐烂发臭了。

　　正因为这样，所以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美双方都对中美关系开始了新的战略设计，都要在新的背景环境下寻找新的办法与出路。

　　中国对新世纪的中美关系积极地进行了相关的战略设计，到现在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体从2000年到2012年前后。在这个阶段里，中国试图以“伙伴”为核心来塑造中美关系，先后提出诸如“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等靓丽名号;

　　第二阶段——大体从2012年——2019年。在这个阶段中，中国方面主要围绕“新型”来塑造中美关系，以便呼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背景、新环境、新诉求，其具体名称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差不多十年之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相关舆论弥漫中国上下，炒作得相当热闹。

　　第三阶段——从2019年开始至今。针对中美关系急剧下滑、日益严峻的现实，中国方面极力予以挽回救赎，对中美关系的期望值相应地也大大降低，因而提出了中美“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目前还处于为此而不懈努力的进程当中. . .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美国也开始对中美关系积极进行战略再设计。

　　美国方面对中美关系的战略设计因为两个问题而显得有些杂乱：

　　一是911事件打乱了美国既定的战略步伐。按照既定的战略步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搞垮前苏联并进行相应的战略消化之后，顺理成章地就应该把目标转向中国，但因为爆发大范围的所谓反恐战争，对美国形成强有力的牵制，所以针对中国的步伐只能相应放缓放松，出现了所谓美国对华战略的模糊期。在对华战略模糊的基本框架下，美国方面所诠释的中美关系也相应地模糊了，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前十年。

　　二是中国战略实力增长迅猛，短时间内就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令美国在经济与战略上都感受到明显的压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环境下，从美国奥巴马总统时期开始，美国急匆匆地开启了同中国战略竞争的进程，把中美关系置于战略竞争的框架下来处理，为此实施了全球战略重心转移和“亚太战略”，目标就是围堵与遏制中国。这条战略路线一直贯彻整个奥巴马时期，越到后来越坚决有力。进入特朗普时期后，特朗普颠覆了奥巴马内外政策的许多举措，但唯独在针对中国的战略上不仅全盘接受奥巴马的遗产，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做了大规模的升级升华：比如在政治上升华，重新把中美之间的主义与制度之争纳入到美国对华战略框架之中，成为其中重要内容;比如战略上的升级，把“亚太战略”升级为“印太战略”，等等。保持了相当大的连续性。

　　时至今日，美国新的对华战略已然定型，这一战略的核心内涵，就是把对华战略定位在竞争战略上，即通过全面的战略竞争赢得对中国的胜利。这一战略已经充分地体现在最新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等几份重要的美国国家文件中。

　　在对华战略竞争的基本战略框架下，中美关系在美国方面的定性与定位就是战略竞争关系。这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基本面貌，美国将以此为指针来安排中美关系的各个具体方面，并将稳定地持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即便特朗普之后美国其他人上台当政，可能在具体策略与举措步骤上有变动修正，但基本内容并不会出现大的变化。

　　对比上述中国、美国各自对中美关系的设计安排，就会发现，中美两国在中美关系上缺少基本的耦合与共振，简单地说，就是没有什么共同点。

　　那么，今后的中美关系究竟将向何处去，究竟谁能对未来的中美关系说了算呢?

　　显然，要实现中国方面的企图，那就要强有力地管控中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之不能脱轨，更不能摊牌。

　　事实上，时至今日，稍有一点战略理解能力中国人都已经明白，中美两国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是战略意义上的结构性的矛盾，任何有关“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两国除了合作别无出路”的说法都不过是可怜的梦呓，中美之间各种尖锐的矛盾深深地根植在各自的文化历史体系内，在可以望见的历史未来中都不能人为地化解，更不会自动消弭，什么融合融入接轨之类，都是表面文章，都是局部现象，从总体上战略上而言都是骗人的假象。指望我们这代人那点可怜的智慧与能力能够化解或消弭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完全是异想天开。

　　但是，当代中国又完全没有同美国做战略对决的勇气和决心。基于走在“强起来”的路上这样一种战略定位，一些人中国评估自己战略能力的结果，就是认定现如今中国还不具备同美国战略摊牌的实力，中国还必须隐忍地发展自己，不能在对美战略上呈血气之勇，不能在中美关系上意气用事。所以还必须老老实实地当孙子，当缩头乌龟。当代中国起主导作用的战略觉悟与认知就是这个水准。

　　对中美矛盾既不能化解，又不能对决，剩下的办法也就只有“管控”一途了，这是真正的“别无出路”。这大概就是“管控”一词最近一个时期在中美关系中十分火爆热辣的原因。

　　但是，“管控”也需要一定条件的支持，而且这些条件还相当苛刻。一般来说，管控国家间双边或多边矛盾，强的容易制衡弱的，大的容易制衡小的;如果反过来，小的或弱的企图制衡大的、强的，管控彼此之间的矛盾，那就相当艰难也相当危险，譬如朝鲜、伊朗，如果他们试图“管控”他们同美国的矛盾，则无异于刀尖上跳舞了。中国所面临的情形虽然没有这么严重，但总体而言仍然是要以弱制强、以小制大。首先是中美之间并没有基本的力量均势，在战略力量的天平上，中国方面仅仅能保住基本的底线，即战略核武器摆在那里，令美国不敢对中国痛下杀手;其次是现如今美国围剿中国，是为战略进攻的一方，它可以组织动员全世界的资源集体围剿中国;最后是战略主动权基本上掌握在美国手中，美国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中国发动各种隐形或没有硝烟的战争，也可以随时在台湾、南海以及钓鱼岛等处发起凌厉的挑衅，也可以随时抓住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问题来痛殴打国。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中中国所能“管控”的东西就少得可怜，可以措手足的，大概只能是少得可怜的、表面上的那点分歧(相关文章请参阅笔者《中美矛盾和中美关系》一文)。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中美关系的“管控”注定要一路踉跄趑趄，而且还很容易滑进绥靖主义的泥坑，多数时候都将不得不在妥协退让中挣扎，不得不手忙脚乱、狼狈不堪地应付一次又一次危机，只能用“严正交涉”、“强烈抗议”乃至“狠怼”、“痛批”这类的文辞来遮羞遮掩，弄得国内民众不满意，美国作为对手不满意，朋友同情者也不满意，可谓“抱着磨杆放屁，转圈丢人”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后的中美关系将很难实现中国所希望的那种“稳定”、“协调”。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要实现美国的战略企图，即要在竞争中实现对中国胜出，“合作”就不可能成其为应该予以考虑的选项。任何“竞争”都有强烈的对抗性，“战略竞争”更是如此，从来没有什么“良性”一说，手段、途径与办法从来都无所不用其极。正因为这样，所以美国必将设计安排一系列阴狠毒辣的具体项目来实施对中国的竞争，经济贸易战不过只是一出开场小锣鼓、小剧目而已，未来美国将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各种形式没有硝烟的战争，其力度、深度与广度将远远超过冷战时期，至于会不会挑起有硝烟的战争，我们只能说，一切都在计划之中，具体打不打，什么时候打，怎样打，要看实际情形而定。

　　总之，美国将完全按照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意愿来塑造未来的中美关系，这倒不是说美国有多么坏，我们只能说这是霸权的本性所使然。事实上，霸权的中国战略也不过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霸权对中国的战略安排同它对整个世界的战略安排紧密相关联。

　　在霸权的战略定义下，人类世界不是什么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而是一个等级的世界。这个等级的世界譬如一个巨大的金字塔，高踞塔尖上的是美国，塔尖以下是以美国为核心的盎格鲁——撒克逊族系的国家，然后是它的西方盟国，再往下才是中国等有分量的大国，底层则是广大第三世界穷小弱国家。

　　在霸权的战略定义之下，人类世界还是一个暴力的世界。霸权从来都信奉武装暴力是人类社会第一力量的原则，从来都把暴力当做最高和最有效的手段。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一切帝国都难以避免地向着军国主义的方向发展，西方帝国在这方面也十分突出。美国霸权是西方帝国主义的顶峰之作，目前已经严重军国主义化，已经成为人类世界最大、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几十年来，当今世界的一切战争无一不是美国霸权干涉诱导的结果;同任何国家打交道，美国都要把暴力当做第一力量和最有效的手段。针对中国也不例外，美国处心积虑要通过一场战争打垮中国，这是霸权梦寐以求的事业，他们正为此竭尽全力地进行准备。

　　在霸权的战略定义下，美国是这个世界唯一的领导者，它不允许任何形式的“二元世界”，也不允许重新出现一个新的两级格局，所以它不会对什么“新型大国关系”有一丝一毫的好感，也不会对什么“稳定、协调、合作”这类华丽辞藻有些许兴趣，美国的全部兴趣与爱好，就是把中国置于美国的压制之下，实现美国骑在中国这个大国身上的风光。简单地说，如果不能骑在中国身上，美国就不能称做是全球霸主，就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美国第一。在美国霸权主义者的眼里，世界只能有一个太阳，那就是美国。

　　在上述这些视角下审视中美关系的出路与前途，中美关系究竟将是一种怎样的未来呢?

　　站在中国的角度上说，关键是中国能否实现战略突围、获得行动自由，只有挣脱枷锁获得战略行动自由，中国才能势不可挡地前进;而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则关键在于能否战略上驯服中国，给中国套上必要的枷锁。如果驯服失败而导致中国在战略上失控，则局面将不堪收拾，霸权也将因此遭遇根本性的危机。所以，总体而言，中美关系的未来就是斗争的未来，只能通过斗争而不是合作来寻找出路，中国要同美国进行战略斗争，美国要同中国进行战略斗争。一些中国人所渴望的中美两国并肩携手共同寻找出路的前景根本不存在，这种前景只能停留在他们大脑的幻想中，没有任何现实可能性。当然，中美两国在具体“管控”彼此关系的时候，也不排除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但这种合作只能是斗争下的合作，是服从和服务于斗争的合作。这就是中美关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