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金融+时代”的政策趋势及隐忧

　　“金融+时代”的政策趋势及隐忧

　　十年前，中国最流行的网络语言是“互联网+”，借助它，可以在实体上获益，更能够从资本市场获益。现在，基本不提这个概念。原因是什么?互联网的全球化和无死角覆盖，无须再提互联网。

　　可以这么认为，互联网是对人类生活方式改变最具革命性的事物，我们无法衡量它的好与不好，但它的影响在可见的未来是不可撼动的，可能是几百年，也可能是上千年，我们现在讨论的每一项新科技都将以互联网为载体，每一个人都不离不开这张网。

　　单就中国一个特定的实体而言，“金融+”必将是下一个十年的高频事件，蚂蚁集团的暂停上市，P2P的清零，都不预示金融大改革的结束，恰恰相反，它预示着大金融时代的开始，一种对金融玩法重新定位的开始。

　　如何观察未来可见的金融时代?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

　　●●政策切换是金融大改革的起点，不是终点。

　　我一直在不厌其烦地强调一个观点——人决定方向。政策，在一般公众的认识里，要么出自于民选的“代表群体”，要么出自于看得见的部委机构。然而，现实中的政策产生过程可能并不是这样，“特定的人”和“特定的群体”才是真正的操般手。这两个“特定”分布在哪里?一部分在政策机构里，一部分在高校，一部分在智库。这几大块的顶级精英可以相互转换，年轻时，智库人士和学院派可以进入行政机构，退休后，决策人士又可以回到智库或高校。比如说清华，它不是为科学而立，它的更大贡献在于掌握着相当比重的决策权(决策人)。

　　大家需要了解以下高端名词：五道口，陆家嘴，亚布力，博鳌，50人论坛，40人团，一行两会，等等。为什么要了解这些?因为这里面的人就是决定中国经济走向的主流。他们的绝大多数都有留美经历，部分人甚至国籍也是美国，他们对经济金融改革的政策吹风足以引导所有媒体跟风，普通百姓能从网络看到的“改革热词”都是他们在各类“高峰会议”中提到的倡议。中国的金融改革，不管以什么速度和方式进行，方向上绝对是仿制美国，或者说试图用“美国模式”同美国竞争。有两个人大家应该很熟悉，胡祖六和陈志武。前者曾经差点任职央行副行长，要不是被民意抵制的话。后者是央企的独立董事，是很多地方政府的坐上宾，说话的份量绝不亚于部级官员。

　　●●金融大争论不是回归传统，是进行结构调整。

　　过去，大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说法比较熟悉，很少听说过金融结构调整。未来，金融结构调整会慢慢进入大家的日常生活。

　　什么是金融结构调整?

　　有两种理解法：

　　一种是官方说法，简单点讲，就是着眼于新的融资结构，直接融资将会占比越来越大，监管和风险防范都不过为结构转换预备些定心丸;

　　另一种是民间说法，那就是要让更多百姓掏更多的钱让更多的老板做亿万富翁。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做剖析的话，金融政策的结构调整，最后达到的效果会改变中国社会的群体结构，绝大多数的一般群体维持着占财富大多数的塔顶集体，不但维持，而且还是自愿维持，当更多人的更多财产同金融资产紧密挂钩时，“穷人自觉围绕富人转”就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今天的美国便是如此。

　　调整，从金融角度讲，就是把钱在不同人的口袋里进行腾挪，有自愿，也有不自愿。自愿，是抓住了普通人的投机心理。不自愿，是大量的政策工具逼迫你不得不投资。

　　●●“金融+科技”是获取金融利益的重要组合

　　所谓扩大直接融资比例，不外乎就是发行股票、发行债券和增发募资等套路。无论推出多少政策工具，最终都是为了让国内外居民和国内外机构掏钱买单(尤其是国内)。

　　什么情况下，企业更容获得融资权?

　　在全民呼唤“科技创新”和“解决卡脖子问题”的中国，一定是科技型企业更受青睐，早期的创业板就是为科技型企业专设的板，后来发现未达到目标，又推出一个科创板，力度更大，门槛更低，只要是“科”字头、“技”字头的公司，或者说名字本身就很高大上，上市审核并不太难，个别企业，因为有个“AI”定位，亏损超二十多亿还能上市，因为大家普遍接受了“要给创新企业一个创业期”的观念。

　　这个趋势给中国企业创新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

　　正面看，它让个别有核心科技的企业有成功的希望。负面看，它让相当多的企业变得特别浮躁，从组建公司开始，就不是冲着掌握核心科技去的，而是着眼于未来某一天能从市场捞一把。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它们只能是走“模仿、复制加包装”的投机路线，从形象看，公司拥有的全是新科技，但一较真，你就会发现它不拥有一丁点属于自己的核心科技。大家不妨去把创业板和科创板的科技型企业做个清理，至少至少有九成以上企业没有自己的核心科技。

　　目前，中国股市的上市公司总数大约在4100家左右。

　　未来十年，只要中国不与其它国家发生大规模战争，上市公司家数将激增，会把池子放大一倍，会达到8000家左右。想要进入到这个大池子中，包装就成为关键之关键，“金融+科技”是非常完美的组合，公司不但要学会用“科技”包装自己，还要善于运用“金融”武装自己，要想获得金融市场更大的收益，必须先接受金融机构的提前介入及股权转让，要么双赢，要么双输。

　　如果我们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未来产业集团的变化，可以认为，中国将会诞生越来越多的“康采恩”。

　　●●房地产业的金融倒吸效应将持续影响着地区级差和群体级差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全体中国人与“房地产”这个词都发生了紧密联系，也许没有一个经济学词语的影响力能超越它。它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我们应该给予它大量的正面评价，因为它真实地改善了人民的居住条件。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地产这个行业的畸形发展又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无法摆脱的困难，甚至已经达到“房地产即国家”的地步，它一停滞，国家经济便停滞，它与中国经济的直接和间接相关度已经达到40%的比重。

　　近二十年来，有关房地产业的调控名词多到数不胜数，我建议大家不要关心一切新名词，包括“房住不炒”，都没什么意义。如果连捡破烂的群众都能看出房地产的问题，而精英还否认问题的存在，那这个问题早就不是存不存在的问题，而是解决问题意愿的问题。

　　我告诉大家一个分析房地产业对国家影响力的最简单办法：看城市周边的航拍影像。如果你没有航拍工具，不妨开着车子沿着城市周边跑一圈，你会清楚地看到，所有的省会城市，整个周边就是一个大工地，并且绝大部分是商业小区的工地，地级市和县级市稍轻一点，但城市周边工地化的景象大体上是相似的。

　　这说明什么呢?“金融房地产化”不是在减弱，而是在进一步强化。

　　有很多人对中国的区域收入级差和群体收入级差不理解，如果你能从房价视角去分析一下，就能悟出一些道理，这个道理就是“金融倒吸效应”。

　　分析房价，首先一定要从财富的角度出发，不要从欺骗人的所谓“幸福指数”出发，北上深的房价畸高，表面看，北上深的人被房价剥夺了幸福。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北京的100平米房产拥有金融上800万元的承载意义，而长沙100平米房子只能拥有100万元的金融承载意义，不同的人，干同一种工作，在长沙奋斗一辈子与在北上深奋斗一辈子的金融价值有天壤之别。北上深三地的住房金融价值总和也许达到东北或西部省份十倍人口的价值总和，甚至更多，六千万人的北上深坐拥等同于其它地方超六亿人的不动产财富总量。

　　这是什么意思呢?中国近几十年来的货币宽松化，最后都聚集在少数几个城市，货币宽松的真正服务对象很窄。

　　房价低的地区，为什么发展越来越难?还是财富倒吸效应。财富吸附能力越强的地区，越能吸引追求财富的人向那里集中，但集中到那里的年轻人，起初并没有能力维持其生存，多数人必须借助父母的帮助。举例讲，在长沙工作的大部分家庭，把家里所有的积蓄甚至是不动产变卖，拿到北上深，仅仅只能交个首付，长沙人的辛勤劳动，最后都变成了北上深财富池子里的一部分，而不是用于建设长沙。如果国家继续把北上深作为改革的优先发展对象，这些地方的资产膨胀会越来越显著，它的金融池子就会越来越大。

　　再类推一下，各省的省会城市对本省其它地方的财富吸附能力也是一样。

　　按照这个模式，中国的地区级差和城乡级差将会持续畸形，不会得到改善。

　　金融是人民生活之水，水池大的地方，生活质量越高，水被倒吸的地方，发展必定越来越难。

　　●●农业金融化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低收入群体集居地。虽然有两个“低”，但并不意味着金融扩张的触角不会伸过去。资本的仁慈一面是获得收益，资本的残忍一面是只追求利益。越弱质的产业，意味着它越经不起金融的打击，收入越低的群体，越渴望获得金融的扶助。一旦金融以善良的面孔渗入到农村，它一定会主导农民老化的未来农业。

　　大农业离不开金融。分田单干，干了几十年，愿意干的农民都老了，新农民的接班意愿不强，大农业的趋势已经隐现。所有的大农业都离不开金融，如果不想靠天吃饭，那就只能靠银行和保险吃饭。

　　非粮农业离不开金融。基本粮田改种果树或其它经济作物的面积越来越大，高附加值农业离不开高成本投入，比如说苹果，若只想卖个普通价格，就只能随季节出货，如果想做错季销售，那就得有强大的储藏能力，否则的话，苹果会变质或降低品质。而建设大型储藏库，需要有强大的金融支持。其它的经济型农业也是这个趋势。

　　农产品互联网化离不开金融。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单家独户的农产品网售方式，农民似乎不用担心金融风险。但是，随着网络销售模式的普及，个体户的竞争力必将越来越弱，大鱼吃小鱼的网络竞争方式一定会出现，借助金融力量构建规模化、专业化和高品质化的农产品网络超市会占据优势。

　　农地流转离不开金融。耕地基本承包权三十年不变或五十年不变的政策只具有承诺价值，不能改变实际操作中的实时变更，虽然政策规定流转必须是自愿的，但实际上，很多情况下，你必须“自愿”，耕作权的流转将是大势所趋。流转后的规模农业离不开金融扶持。

　　●●国企会在金融化的混改中缩比

　　混改，没有一种情况能够离开金融，因为股权就是金融。国企，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市场估值上的劣势，它们大多缺少科技包装，即使拥有非常不错的核心科技。比如说，一家做特高压的国企，拥有世界领先的特高压输变电技术，有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规模化生产基础。但是，它的市值还比不上一家送快递企业的十分之一。如果要由送货的企业来参与混改特高压的企业，核心技术在金融面前并不值多少钱。

　　这些年，中国资本市场诞生了非常多跑货的、修脚的、烧饭的、网贷的、演戏的、组装的、砌砖的、卖假货的高市值上市公司，动不动就几千亿或上万亿，如果由这些公司参与到全国性的国企混改，就算是工商银行，也经不起蚂蚁集团的啃食，如果阿里和蚂蚁不断拆分再上市，五大行、三桶油和铁路公司都可能成为它的儿子。

　　估值，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丑陋怪物，大家听说过“抱团串价”吗?公司上市前有投价和报价环节，各机构之间可以相互打听价格，报了价，还可以改动价格，只要给个理由就行。既然是抱团，那肯定就有特殊利益的存在，并且这个利益肯定只能是有参与资格的机构才可以获得，决不是一般的市场参与者可以得到。中国股市，为什么无法接轨于中国经济?因为大部分上市公司自上市之日起就满身带病，只能造就富人脱身，没办法给市场回报。

　　●●教育的金融化正在破坏教育大环境

　　在教育改革的某个时期，提到了一个名词叫“教育产业化”，虽然被诸多有识人士公开批评，但产业化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把学校当企业管”已经成为很多校长的思想，“教师”被喊成“老板”，不但不让老师生气，反倒是一种潮流。

　　基础教育的资本化会成为新的趋势，很多名校已经不是学校，而是注册为“某某教育集团公司”，以公司制不断分化出分校。大型教育集团会越来越多。

　　职业教育的资本化也会成为新趋势，它会让不负责任的、形式主义厚重的公办职业教育越来越不会受欢迎，公费职业教育只能靠浪费财政经费维持运转。

　　深圳大学和苏州大学是高等教育金融化成功的特殊典型，砸钱，买人，买仪器，最后都能变成论文和“科研成果”，排名飞速上升。这条捷径给了多数大学以启示，纷纷投靠富人和富裕地区，名校到处办分校，到处设科研院所。这个模式，短期看不出优劣，至少不能说全错，长期看显然是不可取的，资本可以为教育服务，但教育一定不能屈服于资本。

　　●●“金融+时代”的中国有三个隐忧

　　一是类似于阿里和蚂蚁集团的企业会越来越多，蚂蚁暂停上市，并不意味着蚂蚁不再啃食国体，只是给蚂蚁一种新的吃法，只是要给类似的企业设计一个新版本。

　　二是担心“金融倒吸效应”会让中国阶层固化走向绝境，找不到任何解决办法，扶贫式的、补贴式的政策只能安抚受伤的心，不能修筑共富之路。

　　三是担心精英们复制美国金融模式成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仍是金融和经济学家们的集体爱好，金融大开放就是想“师夷长技”。他们想复制美元国际化，他们想复制美国金融剥削世界的玩法，但这条路其实是走不通的，愿意陪你玩的国家太少。

　　你愿不愿意，你的资产都将被金融化。

　　你参与参与，你的财富都将用于金融。

　　附言：

　　1，有人问我对胡锡进被举报的看法。答：我不喜欢胡主编的投机性格，但我相信他是一个真实的爱国者，我能包容他的自由表达权。我不关心他的私生活和其它问题，以纪委的调查结论为准。

　　2，人大某教授讽刺李毅教授是三四线城市大学的所谓教授，不配做视频讲谈。评：看了李毅先生的多个视频之后，我感觉自己上篇文章对他的批评有些过重，不管李先生立场如何，他比方方及陈丹青等公知要强得多。我最恨身分歧视，人大教授就有权讽刺三四线城市高校的教授?工人，农民，所有群体，只要讲得对，讲得好，我就支持，管他什么身分。

　　3，有关天安门城楼网络图片中的毛主席像问题。答：这个问题不一定是出版社问题，也不全是宣传口的问题，中国的图片库公司(包括官网版)未必不受资本操控，一旦监管不严，部分人就耍小动作，然后又把这些所谓的定式图片塞进各类宣传画及青少年读物中，以实现自己的目的。经过大家的努力，已经发生了很大改观，我们在思政学习中用的图片就恢复了主席像。这是好的开始，只要大家能坚持正义，还会有不断的改观。

　　写于2020年12月5日星期六

      【孙锡良，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 “孙锡良”，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