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年终回眸之：阻击方方女士的“武汉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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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新冠疫情肆虐，各种限制旅行和社交的禁令出台，许多人认为2020年是相当无趣的一年，不过我的感觉却不同，我认为，2020年是战斗的一年，也是因为战斗而相当充实的一年。

　　对我来说，2020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整个春天，主要精力都用来阻击方方女士的“武汉日记”，夏天来临之后，精力转向了我最喜欢的领域：电影欣赏与批评，目标是重新上映的《八佰》和《金刚川》以及《一秒钟》等，最后两个月，主要精力则转向批判伪装成爱国主义的臣妾主义和投降主义。

　　此刻，也许可以借用毛主席的几句词来形容我的心情：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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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心的朋友可能注意到，我用了“阻击”这个词，来形容对方方女士“武汉日记”的批判。

　　是的，这的确是一场阻击战。

　　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在武汉市内进行的抗疫斗争，非常类似于解放战争期间进行的攻克锦州的战斗——它是一座城市的战斗，但关系到全局的成败。

　　而方方女士以“武汉日记”的形式发起的进攻，相当于为锦州守敌解围的国民党军——只不过这次要解围的对象是新冠病毒，因此，对“武汉日记”的批判，也相当于锦州战役期间进行的塔山阻击战。

　　塔山阻击战的胜利，为我军攻克锦州创造了条件。同样，阻击方方女士“武汉日记”这场舆论战的胜利，也为武汉抗疫的胜利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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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封城之后不久，方方女士开始连载她的“武汉日记”，在当时武汉的形势混沌未明、疫情严峻的情况下，“武汉日记”出现了一纸风靡的“盛况”，几乎所有的朋友圈都在转发，所有的微信群都在讨论。

　　在追踪阅读了几篇日记之后，我在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评方方的“枉死论”：你对得起武汉吗?》【点击阅读】。

　　这篇文章，经过方方女士本人确认，是第一篇批判其日记的文章。

　　她在“关于极左”一文中写到：

　　“几天后，有人传给我一篇公众号文，这应该是我看到的第一篇对我日记进行讨伐的文章，它发表于2月6日。写作者，正是当年批判我的小说最勤奋的一个人。”

　　方方女士说的“批判我的小说最勤奋的一个人”，就是我!因为2017年，正是我率先发起了对方方女士小说《软埋》的批判!

　　不过，方方女士说错了时间，我的文章是2月5日发表的。

　　此时，方方女士的“日记”刚刚开始连载一个多星期，风头一时无两，她本人也顾盼自雄，但我发现，方方女士的“日记”存在严重问题。

　　我在文章中指出，方方女士的“日记”中

　　“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多的是一些灰黑的网络段子，看来，虽然身处武汉围城，但作协前主席仍然与真正的抗疫前线相距甚远，只能到虚拟空间去寻找创作素材了。”

　　在文章中，我对方方女士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善意提醒，希望她不要太在意名利，能够“把精力放到创作上来”，更不要“对所有干部和医护人员进行有罪推定”，也不要“把工作中的失误、错误和蓄意犯罪混为一谈。”

　　方方女士在她的文章引用了我的一段话，我在这里也同样引用一次：

　　“把所有因病去世的人说成是含冤而死的‘枉死者’，借以在自己拥趸中掀起仇恨和歇斯底里的情绪，这和香港的动乱中，躲在废青背后的‘大台’的所作所为是一样的，作协前主席方方想达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枉死论”是方方女士发明的一种非常煽动情绪但又极不负责任的说法。

　　试问，当一场未知疫病突然来袭时，什么样的体制能保证一个人都不会被病毒击倒?每一个病死者都是“枉死者”吗?在疫情十万火急，每天都有人被新冠病毒夺去生命，抗疫战线历尽艰辛刚刚组织起来时候，方方女士居然要“一层一层追究，一个也不放过”地搞肃反式清算，这不是故意破坏抗疫又是什么呢?

　　坦率地说，正是方方女士杀气腾腾地提出的“枉死论”，使我意识到，必须尽快展开对方方女士的阻击，因为“枉死论”会使社会公众的注意力从“怎样才能战胜病毒”，转向对抗疫组织者的清算，这等于为新冠病毒从武汉“突围”并蔓延到全国争取时间，甚至有可能导致抗击新冠疫情的“武汉战役”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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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篇文章之后，伴随着方方女士“日记”的连载，我又连续写出了《方方女士的图穷匕见》、《方方女士，请清理一下头脑里的封建垃圾》、《方方女士为什么害怕真理?》、《评疫病围城中的作协主席：被吓坏了?》、《再评围城中的作协主席：布尔乔亚的“感伤”》、《谁是新冠病毒的同盟军?》、《抗疫观察：如何识别“伪士”?》、《再谈“尘埃”变“大山”：共同体与安全感》、《从粱艳萍的被处理说到方方的嚣张与滑头》、《评方方“日记”：始于谣言，终于谣言》、《评方方的“关于极左”——从〈软埋〉到“日记”》、《评diss〈外方内圆〉：方方与愤怒的“金刚”》、《也谈批判〈日瓦戈医生〉的教训》、《方方和簇拥她的“大咖”们》、《阎连科的脸为什么掉在地上?》、《谈武汉保卫战》等多篇文章，对方方女士在后续“日记”中渲染的失败主义情绪、特权思想、编造的“满地无主手机”谎言、以及“与政府绝对保持一致，绝对配合政府的每一项举动”的花言巧语和否定抗疫成就的“没有胜利，只是结束”的宣告等等，随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判。

　　随着武汉抗疫形势的好转，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阻击方方女士的行列，方方女士从一开始的趾高气扬，似乎可以长驱直入，灭此朝食，到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左支右绌，焦头烂额，不得不为自己辩解的境地。

　　总的来看，对方方女士“武汉日记”的阻击是成功的，这是一场胜利的阻击战!

　　胜利的主要标志，就是方方女士的“武汉日记”失去了欺骗性。至少在中国，没有什么人再相信她的“日记”是武汉抗疫的真实记录，而是将其视为是一位怀着某种恶意甚至怨毒的年迈妇人的偏见、道听途说乃至谎言的集大成。

　　方方女士“武汉日记”的破产，也标志着与她共享一整套话语和立场的文化僵尸们的破产，在围绕“日记”产生的争论中，他们的苍白、贫困、僵硬都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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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啊!

　　回首2020年，尽管戎马倥偬(原谅我借用一下这个词)，但我还是看了200多部电影，元旦过后，我会公布我的全年影单。

　　生活是这样有意思，就让我们热爱生活吧!

      【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 “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