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腹与心腹大患，只差两个字。
公元19年，提比略时代，罗马，提比略的亲侄兼养子、奥古斯都指定的提比略的皇位继承人、在日耳曼地区取得丰硕战果、在日耳曼军团中颇有威信的年仅34岁的日耳曼尼库斯，突然死亡。
后世认为他死于疟疾，当时的罗马人认为他死于被人用毒药谋杀，嫌疑人皮索自杀。
日耳曼尼库斯的遗孀，大阿格里皮娜认为提比略与其夫的死有关，并认为提比略有意袒护皮索的家人。从此，大阿格里皮娜与提比略的关系迅速恶化，并开始秘密组织反对提比略的政治集团。
近卫军团长谢雅努斯编织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使用各种手段监视所有人。依靠这张情报网，谢雅努斯为提比略提供了大阿格里皮娜阴谋发动叛乱的证人证言。
公元30年，在近卫军团长谢雅努斯的协助下，提比略以阴谋发动叛乱为由，对大阿格里皮娜派发动攻击。大阿格里皮娜、其长子尼禄·恺撒先后死于流放，其次子德鲁苏斯·恺撒被监禁并死于在皇宫地下室。
公元31年，近卫军团长谢雅努斯利用镇压大阿格里皮娜派的机会，达到权力的最顶点。他野心膨胀，试图通过与提比略的儿子小德鲁苏斯的遗孀莉维拉成亲，成为皇位继承人。
公元32年，提比略任命马克罗接替谢雅努斯担任的近卫军团长。在一场元老院的会议中，提比略以一封公开信，指控谢雅努斯罪不可赦。马克罗当场逮捕谢雅努斯，谢雅努斯一家被灭门。
历史上，负责肃反、铲奸的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下场悲惨的很多，名单很长，包括并不限于：周兴、来俊臣、魏忠贤、雅戈达、叶若夫、贝利亚……
《西游记》之中，沙僧被发配流沙河以前的官职是卷帘大将。卷帘大将的工作，真的只是替玉帝卷帘吗?司礼监掌印太监真的仅仅是替皇帝拿玉玺吗?司礼监秉笔太监真的仅仅是皇帝拿御笔吗?
沙僧的工作，其实是天宫情报工作负责人。
“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流沙河幽深的河水好似黑洞吞噬一切，无论是鹅毛还是芦花都会消失在水中，留不下一丝痕迹。现实之中，有这样的地方吗?
有，这就是诏狱。进入诏狱的犯人，从此仿佛人间蒸发，直到躺着出来。
卷帘大将知道的太多了，玉帝找个理由，把他放进诏狱这个保险箱。
打碎琉璃盏只是公开的理由，究竟为什么进诏狱流沙河，只有卷帘大将和玉帝知道，彼此心照不宣。
阶级社会最高统治者对绝大多数人统治的奥义就是让绝大多数人无法达成联手对抗自己的协议。
信息不对称，是阶级社会极少数人统治绝大多数人的基础条件之一。因为信息不对称，绝大多人如同一盘散沙，无法在现有的阶级社会结构之外达成协议，联手对抗极少数人。反过来，了解、掌握绝大多数人的政治倾向，并能影响绝大多数人的倾向，不断使用相对忠诚的人替换不可靠的人，使绝大多数人或者忠于自己或者不敢轻举妄动，主动或被动执行自己的指令，使极少数可能采取行动的反叛分子被孤立、边缘化甚至肉体消灭，这就是实行统治的政治权力。
一位心怀不满的谋逆者，每次试图建立反叛同盟的尝试都是一次极大的冒险：他不知道自己试图联合的对方，一旦得知自己试图反叛的意图，是准备和自己达成协议，联手反抗统治者，还是准备出卖自己向统治者邀功请赏。
除非一个社会已经走到崩溃的边缘，民不聊生，人人都没有生的希望，都希望最高统治者尽快垮台。否则，反叛者试图组织反叛集团的过程，就是在赌运气。反叛集团扩张得越大，就越容易遇到出卖他们的叛徒。考虑到概率，就会知道这样的反叛集团，很难做大，反叛集团的人数达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出现告密的叛徒。随后，反叛集团的头目被公开明正刑典，成员被处决或流放，叛徒获得荣华富贵。死亡的恐惧和财富的诱惑，让社会成员之间更加不信任，使心怀不满者组织下一次反叛集团的难度更大。
何况，即使没有叛徒，也可能被统治者钓鱼执法。统治者感觉到某些反对派势力过于强大，就可能主动安排一些人，伪装成心怀不满者，去接触反对派，并在此过程中，诱导目标人群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证言，做出对自己不利的行为，并记录在案，然后“人证俱在”一网打尽。周兴、来俊臣、雅戈达、叶若夫都是钓鱼执法的高手。
当然，谢雅努斯也是。所以，大阿格里皮娜就是吃了这个亏。
对普通人来说，最高统治者要求被统治者投票、向自己宣誓、强制统一服饰(冲锋队制服)，出席盛典(罗马凯旋式)、到处树立塑像(罗马皇帝)、张贴画像(沙皇)等行为，其实是一种向被统治者示威的行为。这表示一定比例的民众主动接受至少被动不公开反抗最高统治者，接受最高统治者获得最高权力的现状。
比如，投票选举团队最高领导人，就是是一种展示自己实力的机会，意味着团队内部(国内)超过一定数量的选举人支持某一候选人成为最高统治者。
比如，封建年代的加冕典礼、或者皇帝继位大典也有这样的意义，意味着所有出席典礼的人至少在公开场合都默许某人登基而不站出来反对。
再比如，1932年希特勒镇压纳粹党内由施特拉塞组织的反对派，一方面希特勒清洗了所有的施特拉塞派，一方面要求所有的纳粹高级党员都向他宣誓效忠。这些人未必忠于希特勒，但是他们知道其他人和自己一样，不敢公开挑战希特勒。
类似的事情，孙中山也做过。二次革命失败，革命党人亡命日本。孙中山汲取革命党人自行其是一盘散沙的教训，组织中华革命党，并要求幸存的革命党人按手印并宣誓效忠于他个人。这表示多数人起码在表面上不愿意公然挑战孙中山的权威。当然，这也导致黄兴等同盟会元老与孙中山的分裂。
被统治者如同在黑暗森林之中，每一个人都可能为了个人的富贵或者自保而出卖他人，谁敢主动暴露自己对统治者的不满，谁就可能统治者被干掉。
每一个人都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谁也不信任对方，谁也不敢轻易暴露自己的不满，谋求富贵至少是自保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举报对方。这就如同三体世界，哪个文明主动暴露自己的存在，哪个文明就会被其他文明(比如歌者文明)消灭。
所有人都互不信任，这就是统治者需要建立的统治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相信来自顶层的权威。
希姆莱曾经有能力杀死希特勒，提前结束战争。但是，他并不能确定那些国防军尤其是野战军的将军们是否会支持他，而那些士兵们又是否会支持他们的将军——经过720事件和随后的野蛮清洗，每一个对希特勒不满的德国人都再也不敢轻易暴露自己的想法，甚至连特务头子也很难知道绝大多数对希特勒的真实态度。虽然事后看纳粹国内包括高层希望希特勒尽快的死掉的大有人在，但是当时720事件的刽子手找不到可靠的盟友——谁知道希姆莱是不是要搞钓鱼执法。他曾经试图获得来自美英的支持，与美英的军事力量合作，压服反对势力。但是由于战场局势急转直下，他的谈判筹码已经是美英的囊中物，他又无法让美英相信他有能力在希特勒垮台后迅速控制德国向美英一边倒，美英态度暧昧。没有美英的明确支持，他一直没敢轻举妄动，最终希特勒觉察到他的不忠，将他免职，他和第三帝国一起毁灭。
特务部门的介入，如同在黑暗的森林之中点开了夜视仪。最高统治者如同歌者文明高高在上，对被统治者的动向看得一清二楚。在情报机构的辅助下，谁和谁可能结盟，谁和谁势不两立，谁可靠忠诚，谁可能阴谋叛乱，谁骑墙，谁可能当叛徒，统治者看得一清二楚。
考虑到特务部门的威胁，绝大多数人会更加隐藏自己的想法。反叛者之间的结盟更加不易。
当然，特务部门的作用不仅仅在于了解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和政治态度。整个社会的人财物的细节都在特务部门的掌握之中。一旦内乱，可以调动的资源有哪些，统治者了如指掌。
一旦统治者和反叛者发生直接冲突，特务机构的作用如同预警机。掌握战场全局，有条不紊地指挥本派势力镇压反对派。反对派则各自为战，最终被各个击破。
在黑暗森林中，组成反叛集团方案只有两种：
方案一是耐心等待时机。等待经济崩溃，政治危机，绝大多数人被逼入绝境，对现状极度不满，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个别人想当叛徒，也会考虑到绝大多数人的态度，知道该站在那一边。
这种情况，比如陈胜吴广起义，大泽乡一声吼，全民跟着陈吴走。比如二月革命，绝大多数基层士兵实在忍无可忍不想去一战前线当炮灰了。这就是导师所谓的革命条件成熟。
720事件就是革命条件还没有成熟的来自顶层的谋杀。随后的野蛮清洗，使得全民反对希特勒的条件更难成熟。希姆莱本人是镇压720事件的刽子手，他出面组织反叛行为，使得组织反叛行为更加难上加难。
方案二是了解每个人的政治倾向，同时巧妙的规避甚至主动铲除那些潜在的叛徒，并与可能与自己有相同行动的人迅速达成协议组成同盟，发动反对统治者的政治行动。
毫无疑问，要实行方案二，必须有负责铲奸、肃反的特务部门的支持。有特务部门参与，黑暗森林一下子有了光，多数人的倾向很快就彼此清楚了，互相之间结盟，形成有组织的反叛力量是很快的事情。同时，对反叛行为的举报大概率会被特务部门拦截。不仅如此，特务部门一旦倒戈，就如同关闭了统治者的夜视仪，打开了反叛者的夜视仪。局面马上就会改变。夜视仪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但是可以极大改变斗争双方的斗争效率。所以，特务部门叛变可以使反叛最高统治者的政治行动的门槛儿极大地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提比略极度警惕的他近卫近团长谢雅努斯的原因。
如果1945年，西线的集团军群的将军之中有人组织起来阴谋反抗希特勒，希姆莱支持这些将军，那么反叛行动成功的概率会极大。但是，这样的将军们已经在720事件后的大清洗中被大批处决，个别幸存者也不可能信任720行动的刽子手希姆莱。所以，直到1945年柏林陷落，再也没有成规模的反叛希特勒的行动。养鸡场主利用情报优势，在1944年把自己的潜在的合作对象都杀光了，几个月后发现自己没有任何盟友，只好束手待毙，这真是天大的讽刺。
当然，情报的作用远远不止这些。比如，大多数情况下，控制个人只要获得个人的隐私就行。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永远光明正大。即使是表面上的君子，也难免有一些在私下场合无伤大雅，在公开场合会导致身败名裂的行为。更何况绝大多数人的行为标准，远远不如君子。
二月河的小说《雍正王朝》之中，有一位任伯安，官职虽然不高，但是利用在吏部的便利，汇总了几乎所有官员的见不得人的隐私和失误，用这些黑材料编写了一本《百官行述》。当事人如果不想让这些隐私被公之于众，就要老老实实听从任伯安的差遣。当然，任伯安也会给予当事人足够的好处。在威逼和利诱之下，绝大多数人会如何选择，是可想而知的。当事人接受任伯安的好处，自然被任伯安掌握更多的隐私。任伯安的一封匿名信，就可以使当事人身陷囹圄。这种情况下，任伯安对当事人的操作，自然越来越深。
小说源于现实，类似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存在。美苏的特务机构，都使用类似手段，网罗、操纵对方的变节者。这些变节者在对方隐私、美色和金钱的控制下，铤而走险，一步步走向深渊。一些特务机构对国内的线人的控制，也大同小异。
对人身的控制是最高统治者的特权，如同掌握全面情报是最高统治者的特权一样。多说一句，《百官行述》这种黑材料汇编，只能由最高统治者掌握。任伯安掌握这种大杀器，又没有武力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就为自己的结局埋下了伏笔。同理，特务机构获取隐私，控制他人，对最高统治者也是一种威胁。
本身的能量其实不大，但是可以把力量对比的格局彻底颠覆，这个就是信息的作用。从维护统治的角度看，最高统治者才能掌握全部信息。如果有些人掌握的信息太多了，对统治者来说，这本身就是极大的威胁。
在镇压反叛集团的过程中，特务机构支持哪一边，那一边就单向透明。一旦特务机构叛变，统治者就可能被蒙在鼓里。特务机构监视所有人，谁监视特务机构负责人。对统治者来说，所有人的忠诚都值得怀疑，特务机构负责人的忠诚尤其值得怀疑。
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有些统治者设立多重特务机构，互相钳制。比如，蒋介石有军统还要有中统。如果有足够的经费，蒋介石当时也许可能设立马统，奋统。多重设置，虽然浪费精力，内讧不止，但是可以避免单一特务机构负责人垄断信息，把统治者蒙在鼓里。
有些统治者严格限制特务机构负责人获得兵权和财权。特务机构拥有信息优势，军队掌握以暴力为后盾的执行力，两者结合，能发挥巨大的威力。这就如同单纯的预警机没有战斗力，预警机结合战斗机拥有强大的战斗。绝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统治者都把情报机关和军队分开。以免情报机关和军队结合。对自己构成致命的威胁。
近卫军团长谢雅努斯不但掌握情报的优势，手下还有9000名精锐士兵。如果他主动动手谋害提比略，在罗马实行宵禁同时围攻提比略隐居的卡普里岛，提比略几乎毫无反抗的余地和生还的希望。
纳粹德国和苏联时代，特务机构负责人不但指挥特务机构，还拥有野战部队，即大名鼎鼎的武装党卫队和克格勃边防总局下属边防部队。这说明最高领导人对特务机构的信任超过了对陆军的信任，至少对陆军并不完全信任，所以需要特务机构下属的部队制衡原有的陆军。当然，希特勒对希姆莱也并不完全信任，所以又有了由戈林创建的空军野战师。
使用一些性格有缺陷，树敌颇多，人品颇差，受人指责的人担任特务机构负责人，也是避免特务机构与其他实力派结合的手段。这样的人一旦脱离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是无法自立的。否则，如果特务机构负责人像宋江一样，人脉广泛，一呼百应，与军方人物有密切的联系，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反对派有暴力执行，有信息支持，很短时间就能取得压倒性的优势。
从这个角度考虑，就不难理解一旦特务机构负责人伸手人事权，广植党羽，就很容易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高度警惕。这些人离开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也能和其他人建立合作的协议，也能站得住脚，那还得了?
虽然特务机构的预算惊人，但是财权也是被严格限制的权力。特务机构拥有独立的财权，就可能迅速膨胀，把触角伸到全社会的各个角落。不仅如此，还可能培养少数精锐特种部队。这些特种部队虽然不能对抗成建制的野战军，但是发动政变绰绰有余。
尽管如此，大多数情况下，都很难有效控制特务机构的财源，一方面，许多特务机构以正常的企业作掩护，许多高级特务的公开身份是私营企业家，比如纳粹时代的德国妓院大多由特务机关经营，比如沈醉姐夫余乐醒的公开身份是炼油厂的厂长，这些企业经营的利润如果没有被中饱私囊，自然归特务机构所有。另一方面，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内部保密的原因，即使特务机构的最高负责人，往往也很难清楚自己手下间接部门究竟有多少下属，这些下属控制多少产业。
所幸，大多数高级特务对经营性行为都不擅长，经营企业不是他们的主业，企业在他们手中大多是勉强维持。此外，还有很多中下层特务中饱私囊，导致跑冒滴漏严重。因此，大多数特务机构的主要资金来源，还是财政拨款。不过，如果某一特务机构在商业领域迅速扩张，甚至富可敌国，那么这个特务机构很容易引起最高统治者的警惕。
此外，最高统治者为了抑制特务机构负责人，有意压制特务机构负责人的地位，让他们虽权重但位卑。因此，许多情报负责机构负责人虽然权势熏天，但是级别并不高。比如，戴笠不过是一名中将，和大多数国民党军长平级。这种级别的军官在国民党内部比比皆是。解放军充分了解国民党的这种内部的分配关系内部的潜规则，对于俘虏实行差别对待，对俘虏的特务往往高一级处理。比如，沈醉的军衔是少将，但是处理他的时候是参照国民党中将处理，并给予了一定的优待。当然，也有很多中小特务，因为级别向上靠，本来可以教育改造的，结果被镇压了。
越是极少数人利用信息不对称统治绝大多数人的年代。对特务机构负责人的清洗越容易发生。
一般来说，个体统治者对情报机构的依赖性极高。深居简出的最高统治者住在皇宫或其他禁卫之地，平时有层层的警卫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出入有层层警卫环绕。这样的统治者一旦离开了特务机构，是完全无法了解民间甚至高层内部正在或即将发生的反对自己的阴谋的。反之，统治阶级作为一个群体，对情报机构的依赖度低。作为一个群体的统治阶级，本身就是有庞大的情报机构。
彻底推翻统治阶级，消灭一个群体的反抗能力，必须使用战争一类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否则，统治阶级之中个体被消灭，对整个群体来说，并无太大影响。反之，而要消灭个体统治者，只要几名刺客、一把利刃、几发子弹就可以。事实上，凯撒、卡里古拉都是死于刺杀。自古以来，这样的名单很长。
最高统治者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自然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视身边所有人都是潜在的敌人，必然更加倚重特务机构。
这样的时代，必然广泛使用特务政治监视所有人并清洗潜在的威胁分子。于是，特务机构负责人自然权倾天下天。这样一来，特务机构负责人又成了最大的安全隐患和不稳定因素。
特务机构负责人即是最高统治者的统治工具也是潜在的敌人。最高统治者既依赖特务机构负责人又忌惮特务机构负责人，既给他权势又担心他权势过大。最高统治者越是担心出现反叛集团，越是担心情报机构负责人与反叛集团勾结联手对付自己，或者叛变谋害自己，时刻担心心腹随时可能变成心腹大患。
所以，如果缺少多渠道情报来源，一旦特务机构负责人的权势达到某一个临界点，就会自动触发大清洗——最高统治者一旦发现情报机构负责人不但垄断情报来源而且提供虚假信息，或者有伸手垄断财权，伸手人事权，甚至接触军权的迹象，就马上毫不犹豫的将其替换。
特务机构负责人倒台的原因，有的时候是自己野心膨胀，比如近卫军团长谢雅努斯试图成为提比略的接班人;有的时候是权势过大遭威胁到皇权，比如魏忠贤;有的时候，是把手伸向了财权、人事权和军权;还有的时候，无非是最高统治者的一些主观想法，觉得特务机构负责人可能背叛自己，或者足以对自己产生威胁。
最高统治者挑选特务机构负责人，大多心狠手辣，执行伤天害理的任务毫无心理障碍。这些人往往见利忘义，人缘极差，位卑权重，不得人心。他们能权倾朝野，红得发紫，完全靠统治者的支持。除了统治者的支持，他们缺乏群众基础技，不掌握财权，也不掌握军权。除掉他们，不需要忌惮过多的事情。他们拥有太多只应属于最高统治者而不应该属于下属的特权和资源，很容易被猜忌。一旦被猜忌，统治者有太多的理由和太少的顾忌除掉他们。
对特务机构负责人来说，他们的生死存亡荣辱富贵就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一念之差。他们的工作往往和恐怖政治紧密结合，为了贯彻堆高统治者的意志，他们往往不择手段，甚至钓鱼执法，树敌广泛，他们一旦垮台，没有任何人会同情支持他们。最高统治者除掉他们，一举多得，既可以消除对自己的威胁，还可以平民愤，甚至可以发一笔横财(嘉庆处理粘竿处负责人和珅)。特务工作相对有章可循，被铲除的特务机构负责人的位置，不乏继任者。
拿下特务机构负责人需要理由吗?其实并不需要许多，只要他的权势迅速扩大，君主觉得他有可能尾大不掉，就会把他送上断头台。最常见的是，特务机构镇压反叛行动，往往伴随镇压者的权力扩张，这往往导致特务机关的负责人触碰最高统治者的高压线。先是特务机构镇压反叛者，然后是特务机构的负责人被镇压，特务机构内部大清洗。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谢雅努斯、周兴、来俊臣、魏忠贤、雅戈达、叶若夫、贝利亚基本都是如此。这些人倒台以后，原有的特务机关和他们精心构筑的关系网也大多遭到了残酷而血腥的清洗……
反之，如果一个特务机构负责人工作效率低下，业绩不佳，那么最高统治者同样可能觉得他背叛了自己，有意把自己蒙在鼓里，故意出工不出力，和敌对反对势力暗通款曲，一样可能把他处决或者无害化处理。
因为圣尼凯斯大街爆炸案，拿破仑曾多次威胁要处决警察大臣富歇，富歇的回答只是，微臣对此坚决不能同意。所幸，富歇最终抓获了刺客，否则拿破仑是否会真的处决富歇，只有拿破仑自己知道。
太努力工作，太不努力工作，对特务机构负责人来讲都是一样的结果。存活的希望在于在于中庸。不幸的是，这种中庸的尺度的把握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于是特务机构负责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触碰到了最高统治者内心之中的高压线。
更何况，最高统治者心中的高压线完全是薛定谔之高压线。今天需要对付大阿格里皮娜，谢雅努斯是提比略的心腹，他的权势扩张就是提比略默许的，明天大阿格里皮娜被流放了，谢雅努斯的权势过大，就成了心腹大患了。
在这种情况下，特务机构负责人是高危职业。随时可能因为一些莫名其妙，无中生有，莫须有的理由被拿下。这些负责人一旦拿下，很少善终。即使不身首异处，大多也身陷囹圄，从此人间蒸发，在流沙河的幽禁中度过自己最后的岁月。
对这样的高危职业，绝大多数人都避之不及，极少数人却趋之若鹜，甚至利欲熏心试图把情报据为己有，作为丰厚利润的基础。
《雍正王朝》之中，刘八女拥有惊人的财富，他的姐夫任伯安掌握百官的隐私，两个人位卑权重，哪有平安的道理?作为朝廷心腹的特务机构的负责人尚且是高危职业，何况这种来自民间的自告奋勇四处刺探机密的特务头子——按照武则天的说法，这大约就是飞蛾扑火，本性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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