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按：《民主课》小说，在电脑上的文件保存日期是2011/12/07，这应该是最初读到小说的时间。那时还不认识曹老师，看到这篇小说之后很高兴——终于有人从历史实际出发写出文学题材的作品了，迅速就转到北大学生办的“左岸”文学网站连载，彼时在左岸访问量还是不错的。搜索我的电脑文件，还发现我当时就写过一篇“小说的政治考古学”性质的读后感，不过没有写完就丢下了，我后来也忘了。今天翻出来，就顺一下文字，也发出来，算是给自己当时的心理状况留下一个记录。
一、文学形象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
我老家有一句谚语“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这是说，对着知情者说假话总要面临着被揭穿的窘况，所以是最不适合说假话的场合。十分反常的是，文化大革命有成千万乃至上亿的亲历者，但是，改开年代反应文化大革命的文学形象和学术结论却百分之百造假。曹征路先生的小说《民主课》，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不以说假话为目的的小说，对于小说中间人物的代表性和故事情节展开与真实历史线条的吻合程度，大可以讨论，但是，这部小说不是为了说假话，不是为了掩盖历史，则是确凿无疑的。
文革有那么多的知情者和亲历者，但是，文学形象的造假(也就是著名的“伤痕文学”)则持续了三十年，这件事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间都很有点反常。知情者众多但是造假者同样众多而且长期坚持不懈，这件古怪事情大违常理，显然，背后肯定有着力量和利益的推动，要么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让人说真话，要么是说假话能够获得巨大的利益结果成为一股潮流，或者兼而有之。
从严海蓉访问曹征路先生的内容中间知道，曹先生是在退休之后才写了这部小说，显然，退休大大地弱化了来自体制中间那些强有力的束缚，这大概是曹先生于2011年而不是1995年写出《民主课》的原因。毕竟曹先生是文革的亲历者，他很长时间并没有产生文革写作的愿望，而且曹先生自承是1995年就已经产生了新的思想，但是，这个新思想在16年之后才开花结果，孕育期长的有些离谱。我上网查了一下，今天在中国文坛中间掌握话语权和行政权力的人，多数是“伤痕文学”的出身，只要一想到跟这一群庞然大物说不同的意见写不同的文学形象，对于无权无势的人说肯定有点心虚，曹先生能够在退休之后写出《民主课》，也算是胆子不小。
小说都是有政治思想的，而且小说也是用来体现政治思想的。毛老人家说“写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不全面，写小说如果不是反对这个党肯定会想要反对那个党，或者反过来，写小说一定是支持那个党或者支持这个党的。“无党小说”可能也曾经有过，中国古代儒家的老先生们说曾经有一个“不偏不党、王道荡荡”的时代，但说这个话的时候，就已经是“王道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了。
著名的伤痕文学名家张贤亮就说过：我的全部小说都是政治小说。另外的伤痕文学名家冯骥才回忆，他本人和叶辛等人，都是在人民出版社领导韦君宜等人的钦定支持下，集中到北京写作小说，然后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代表作进而成为名家的。有一位王鹤松先生，认真考证了蒋子龙的经典名篇《乔厂长上任记》的创作过程，中间作家的写作活动是如何与领导意志交融，最后再与时代政治精神相吻合的。伤痕文学的具体生产过程，较为典型地体现了文学高速服务于政治，官场介入文学场并助推文学形态迭代关系的“超级革命性”。
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间就充满着“尊刘抑曹”的主题思想，“拔高刘备、贬低曹操”贯穿着整本小说，根据正史记载曹操杀吕伯奢确实是自卫，但是，小说中间不仅安排了曹阿瞒的多疑，而且还记述他的心灵自白：宁教我负天下人，勿叫天下人负我。任何一位心怀良知的读者，看到曹操是这样的人，都会留下极其恶劣的印象。作为一部小说，通过鲜明的对比去塑造人物形象，集中许多日常生活中间习见习闻的好人和坏人的表现于主角身上，这恐怕是“编故事”的小说自古及今的“行业惯例”。而且，作为一本古典时代的流行小说，当然会体现那个时代的政治标准和主义思潮，这个主义的对错好坏不是本人讨论的内容。但《三国演义》的小说中间，实践了一种“拔高第一主角”同时“贬低第一配角”的编故事方法，这是一种短平快的编故事方法，而且编出来的故事中间人物形象鲜明，对比强烈，很容易在读者心目中间快速地激起爱憎情绪。
政治小说生产中间有一个“短平快规律”——通过拔高一些代表人物形象同时贬低另外一些代表人物形象来吻合一个时代的特定政治要求，与此同时，政策调整和社会阶层的起落就显得理所当然，最低限度能够让那些遭到政策贬斥的阶层，以较低的抗拒态度接受新的安排——毕竟是你错了嘛。小说生产是通过编故事的方式，告诉人们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间接地引导人们思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文学形象就这样通过个案的故事讲述，诱导人们思考从前没有思考过的内容，诱导人们怀疑从前没有怀疑过的事业，从而有利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顺利展开。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比学术(社会科学)来得快，是一种更好的意识形态工具，不需要逻辑的周延和个性经验积累到足以揭示共性的时候，就可以线性出台。看起来，“写小说反党”或者“写小说支持党”都是规律性的历史现象，文学总是在社会科学成熟之前就能够开花结果，在变革的第一阶段就能够担负起社会变革所必须的意识形态功能。
今天中国文坛中间，在伤痕文学潮流中间出名成家的作家，不仅占据了各级作协的主管位置，而且，他们作为一个现实中间的巨大存在，还是一种政治权力现实的体现。在文革早期犯有各种“罪行”的太子党，正好在许多党政部门掌握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还继续宣称要坚持“彻底否定文革的底线”，有且只有在“彻底否定”的名义下，才能够不那么勉强地让人们接受“历史线条宜粗不宜细”，从而把文革期间的是非彻底颠倒过来。颠倒了文革期间的是非黑白之后，那一部分人特权阶层及其子弟的斑斑劣迹，就不仅不成为过失而且还能够被装扮为一种政治资本，成为他们升官进爵的政治资本积累。
二、造反派究竟为什么造反——这个是文革政治的关键线索
曹先生的小说中间，清晰地揭示出造反派的产生过程，造反派不仅不是奉旨造反，恰恰反过来，是一种受镇压之后的反抗，文化大革命的反常就在于这一造反派的反抗，还受到了来自顶层的毛泽东的支持。
对于文革的政治和历史研究而言，造反派的形成和兴起，是对“资反路线”的反动，是来自于“反文革派”的“反向动员”，这是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关键线索。《民主课》中间主角肖明之所以成为造反派，之所以成为当权派的对立面，并非来自高层“文革派”(毛泽东、中央文革或者四人帮)的“正向动员”，恰恰相反，是来自于基层当权派的“反向动员”，肖明之所以造反，是为了避免自己被人打成“反革命”，而且肖明造反还是冒着政治风险进行的，根本不存在后文革时期文学和学术中间那种操纵或野心——或者来自顶层文革派赋予基层造反派的各种“积极利益”。
造反派之所以造反，仅仅是只有一种“消极利益”——自己或者自己的朋友不当反革命，为此，必须推翻当权派及其追随者强加的各种罪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必须推翻当权派及其追随者垄断权力和特权的道义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造反派的造反行为，不是出自文革顶层的“正向动员”，而是源于基层“反文革派”的“反向动员”。
伤痕文学的造假和非毛化时期的党史造谣学，都捏造了一种政治运动模式：根据这一模式，基层的造反派的全部造反行为，以及造反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动力，都是来自于顶层赋予的“积极利益”。为了弥补这种巨大的逻辑缺口，党史造谣学和伤痕文学不得不编造各种政治谣言，例如“踢开党委闹革命”，例如“个人崇拜”，否则就难于解释了。
三、安徽文革与全国的一样和不一样
《民主课》的背景是安徽铜陵市。与全国的文革相比，1968年之后安徽的走向与全国不一致，代表性不强。关键在于李德生12军进入安徽“支左”之后，大体上执行中央政策，对两派一碗水端平，没有像江苏的许世友那样搞“一派敲掉一派”。许世友的做法在全国更有代表性，许本人属于陈再道那种“头脑简单、思想反动”(毛泽东语)之辈，许才是更有代表性的当权派样本。许世友在革委会成立、局势稳定之后继续镇压造反派，发起“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动员当权派、保守派一起用“群众专政”的方式镇压造反派，仅仅南京大学就被他整死至少26人，其中著名造反派头头文凤来被法西斯式的审查多年之后于1974年自杀。
因为安徽铜陵少了文革后期那一段镇压史，小说中间对于当权派的“阶级本性”或者说“派性”的披露就有很大的欠缺，小说主角姜尧政委看起来像是一个温和的“利维坦”角色——很好地体现作为秩序维护者的功能性角色，他用办两派学习班让他们相互揭发的方式，结束了毫无意义的群众“派性之争”，恢复了秩序，除了批斗逼死刘查理之外，几乎没有干过什么特别过分的事情，这不是全国各省区有代表性的情况。
安徽的文革期间，前三个“镇压期”都是应该有的，曹先生的小说只是较为充分地把“刘邓镇压期”纳入故事情节，而且，刘邓镇压期中间，最重要的角色不仅仅有当权派(坏干部)，而且还有各种积极分子(群众中间的政治投机者)，小说中间较为强调刘查理揭发肖明(父亲揭发女儿是国民党)，这对于小说而言是集中了矛盾冲突于一个相对小的角色群体内部，但是对于准确揭示社会矛盾则发生一定程度的偏移，保守派与当权派的紧密合作及其特殊贡献被遮蔽掉了。
正因为安徽支左的军队当权派没有镇压过造反派，相互之间“恨不起来”，结果导致粉碎四人帮之后主政安徽的宋佩璋等人也很少对造反派“下杀手”，结果被认为主持“揭批查”工作不得力，安徽省委被改组。1977年夏天万里走马上任，在中央两案领导小组组长胡耀邦的指导下，继续镇压造反派。不过，文革前后的镇压始终从属于当权派与造反派的“派性冲突”程度，由于李德生主政时期没有留下多少积怨，各级当权派对于造反派也就少了一份怨恨，安徽官场缺乏镇压造反派的高度积极性和主动性，结果，安徽省一级的造反派头头梁守福、朱来常等人均逃过了牢狱之灾，这在全国绝对是独一份。
这符合政治冲突的一般规则：镇压才导致反抗，反抗证明需要更大程度的镇压，因为李德生支左终止了镇压过程，反抗也随之就烟消火息，万里也组织不起来毫无针对性的新一轮镇压(万里是1975年紧跟邓小平镇压造反派的四大金刚之一，其他三人是胡耀邦、张爱萍、周荣鑫，他在镇压造反派方面有着异乎寻常的积极性)。全国其他各省区因为反复镇压造反派，导致造反派反复对抗当权派，当权派又反过来一再发现必须扩大镇压规模，才能够恢复“安定团结”。
在胡耀邦担任组长期间，当权派最后一次动用群众专政和公检法镇压的造反派人数，浙江一省就超过400万人，湖北也在100万人以上，全国合计大概在200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大体上反应让当权派感到报仇雪恨的满足和恢复安定的满意数量。此时，安徽恰好也是个例外。
当权派的“派性”和镇压表现的不充分，使得造反派的代表性也开始下降了，镇压的能量不大，反抗的能量也小，相互之间的政治博弈很不充分。1968年安徽铜陵的“革命”就开始流于形式了，并进而失去了内容。曹征路在严海蓉的访谈中间说到：文革的顶层设计与基层的群众力量之间缺乏联系和协调，关键也在这里。在其他省区就不是这样的，各地当权派再一次把“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对准造反派，山东某地为了确认一个造反派出身“黑五类”进而认定其造反就是“右派翻天”，把清查时间一直上溯到了明代，才终于找到此人出身剥削阶级的证据。
当权派及其维护力量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如何，对于顶层设计和基层动员的关系至关重要。小说很准确的一面，是强调了文革中间政治博弈的局部性和地域性，这是许多文革亲历者的感受和思考的主要方面，但是，以资反路线所代表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却有着总体性和穿透性。文革期间当权派主导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一直存在，上面是“坏干部”(甚至不需要多坏)，下面是假积极(为了自己向上爬而配合一切)，这个同盟一直存在，是群众路线的异化形态，也是共产党性质蜕化变质的集中表现——对于毛泽东而言这意味着革命年代反复路线斗争“斗出来”的可怜巴巴的一点政治遗产也“行将不保”。
四、人物的典型性问题：那时那事中间的权力精英与知识精英
在小说中间，当权派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也被纳入本地财政预算数字最大化的解释框架。曹先生自承不是按照理念写作的，但是在无意之间却吻合了一个美国政治学教授尼斯坎南的解释性预设——当权派总是追求可支配预算数字的最大化，因为他本人的权力利益总归是与这个数字大小紧密相关的。这一看法肯定吻合部分历史，但是肯定远远不够，计划经济时代中央和地方预算分配关系，很少是通过地方官员(哪怕央企党委和地方党委)的政治博弈中间解决的。
第二点对于小说的设计有意义的是，小说很好体现了知识分子这个“新阶级”的自我期许——先知先觉救国救民的典范，刘查理是唯一一个掌握真理和规律的先知，他虽然有时表现不佳充满了机会主义心态，但是，他总归是有着良知和骨气的人。这个角色的安排和表现充满了矛盾，他以自己悲剧性的自杀去提醒人们的良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恶势力提前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否出于一种知识分子本能性的“自我拔高”?经查证，在铜陵铜官山矿区工作过的曾经留过洋的人士，确有一位，名为简根贤，1956年之后就调去长沙1985年寿终正寝，不存在被打成右派和在文革中间有反常表现的事实基础。
曹征路先生当然是在写小说，不是在写历史，关键在于这个不存在的高等知识精英出现在小说的叙事效果中线上，体现的当然也是一种理念和意愿。这种意愿大体上与1980年代伤痕文学所体现的知识精英若非屈从于政治压力的枷锁，原本可以把中国搞得更好的反复申说有一致性，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仅仅是邓小平这样的政治人物提出的口号，而且还是一个历史如何可能的想象方法，一个新阶级出场的论证方式。而且，在中共党史写法与线索中间，权力精英与知识精英的相互关系，往往被在野史学(尤其是公知)看作主线——把建国后的党史看做是知识分子的受难史，由此出现了野蛮和相对于民国的倒退。
五、小结
不管怎么说，曹征路的小说，仍然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部对文革叙述最为真实的小说。在造反派为什么造反的问题上，在当权派是否无辜的问题上，曹征路的小说很好地还原了历史场景和政治逻辑。
毋庸危言，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人们的生存状况还存在着各种不合理的威胁力量，公共领域的不合理伤害，需要在私人领域中间得到慰藉和治疗。而小说爱情故事的分量，作为一个暗线，构成一种外在于政治关系的替代关系。正是因为异化政治或者官民关系的再生产，侵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乃至于生存的信念，刘查理的老婆划不清界限，所以爱情才被赋予更多的期待，适时出场去抚慰或者治疗受伤的心灵。爱情意味着颠覆现实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一切竞争性规则和机会主义心态，供应人们生存不可或缺的一切善意体贴。
大同社会崩溃之后，小康往往都难于维持，在逻辑上最彻底的“解”只剩下老子推演的那个小国寡民，而爱情正是这种由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构成的最后一个寡民“小国”，人们似乎能够坚持在其中践行完全合作的状态，把现实社会中间的利害关系竞争和心灵伤害都摒弃在外。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初稿
二〇二一年一月六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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