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胜玉：中国何以让美国低下狂妄的头？

　　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目前正在重点研究避免冲突提供解决之道，并为此发起了一项名为“寻找应对中国挑战的大战略”的专项研究。中国的战略界也需要行动起来，研究“应对美国挑战的大战略”。本文想于此尽些绵薄之力建言献策。

　　新冠病毒大流行确实已经深远改变世界秩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新冠疫情是“联合国成立75年以来最大的挑战”。当下人们遭遇了一个自冷战结束以来近30年里都从未有过的困境——政治、经济两种稳定基石同时出现问题。疫情发生后美国因为世界第一难保的危机意识，极大幅度加大挤压中国发展力度，战略性反弹。《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2020年2月14日发表佐利克的文章称，今天的美国否认中国能够在美国自己构建的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否认中国能够做出贡献，否认中国能够以增进美国利益的方式行事，甚至否认中国有这样做的意愿。但这样做的结果是，美国实际上是在刺激中国去建立一个与既有体系的规则完全不同的独立的平行体系(a parallel, separate system, with very different rules)。在当前疫情下，中美关系的性质进一步发生根本转变。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原因一是中国的崛起速度太快，改变了二战后美国和西方主导世界的格局，美国不再是唯一的制定国际规则的国家，他们当然不甘心。二是他们认为中国的体制和发展的模式挑战了美国和西方的模式。三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攀升太快。

　　美国已经在深刻反思，正努力凝聚全球联盟。很多西方国家，不喜欢的只是暂时的特朗普，不是美国，相比信任中国，一定是更信任同文化的美国。疫情之后，美国上下进行反思和战略调整的可能性是极大的。未来将取决于国际合作开展情况。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现在无诚意领导国际合作。如同历史上美国对其他挑战者的打压一样，当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其三分之二时，美国已经难以容忍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让中国承受宏观环境恶化的损失，其战略优先级已经超过领导国际合作所带来的收益。

　　一、应对当前中美紧张关系，应坚持和把握好如下“五个区分开”。

　　一是区分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中美关系的核心走向还是要依托两国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互不敌对是中美两国关系的压舱石。面向美国人民，适当加大中国正面形象及一些事件在美国人民中的客观宣传，以正视听，凝聚广大美国人民的信任、认可和友谊，不要听之任之美国政党政客肆意破坏损害中国在美国人民中的正面形象。当前中美两国都极其防范对方的有目的性的宣传。但是，非常好的是，当今世界，是个极其信息发达的时代。世界有200多个国家，中国的任何信息，都可以通过非美国的其他200多个国家的各种平台传播出去，美国百姓获取不到中国的平台传播出来的信息，但是能获取到世界其他200多个国家传播的各种信息，故，中国要高度重视，在非美国的世界其他200多个国家的各种平台，讲述中国的真实事件，传递中国的客观声音，这些中国的事中国的声音，将可以通过全球200多个国家的信息传播，让美国百姓获取到，可以极大地制衡和缓解美国政党政客为了利益目的而故意向美国百姓传递的诽谤中国的声音。

　　二是区分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打压中国发展，遏制中国崛起，已经是美国两党以及整个占据统治地位的垄断资产阶级共识，但具体对策和策略，并不是美国政府的每一位过客、每一位总统都一致的。这就决定了我们一方面坚持斗争原则，不能寄予幻想;另一方面，斗争策略要应变而变，有理有利有节。

　　美国还会有很多总统，面临中美大国竞争问题。就如同特朗普自己认为，美国财政赤字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以前的很多美国总统积累下来的，美国的后任很多总统也将继续面对，所以，他这一届，处理不处理都没事。但是要清楚的是，涉及到世界大国竞争时，一个普通的个人(总统)牵涉其中时，还夹杂了个人连任利益算计时，美国的任何一个总统竞选者个人的自身力量，任何一个政党的自身力量，涉及到世界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时，已经过于渺小。世界大国已经很容易用时以利相挺、警告时以痛相击，从而左右总统竞选个人的抉择。美国两党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的党，其与中国、俄罗斯这样的世界大国的整个国家力量相比，其掌握的资源、力量，都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完全不成正比的，更不用说特朗普个人掌握的资源力量。

　　三是区分美国鹰派和美国政府。要有手段和办法制衡或惩罚美国的鹰派极端政客，同时对美国鹰派也要进行合理利用，有时可以将计就计。诚然，中国也要防范入套，不要被美国政府中的极少数鹰派幕僚的短期选举投机行为牵着鼻子走。这不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所应该呈现的被个别人左右和利用的结果。

　　四是区分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美国企业是美国对华关系恶化的炮灰，求生存求发展的欲望强烈，多做团结美国企业的事，他们盼着做生意的政治经济环境快速好转。

　　五是区分近期行为和长远中美交往。现在两国之间的你一拳我一拳，要尽量避免升级，避免全面交恶和严重冲突，给长远交往留下余地。

　　二、中国唯一可以征服美国的办法是：向内求取，对内做功，强大自身。

　　不论风云如何变幻，中美彼此都还没有能力让对方倒下。输掉这场百年大国竞争的，将是先自身国家出问题衰败倒下的一方。

　　全球化，确实是极大加剧国家之间尤其是中美这样的大国之间的各种竞争。诸如科技竞争、技术竞争、市场竞争、就业竞争、地缘竞争等，都在全球化的这个大蛋糕中加剧。

　　全球疫情下的中美关系恶化，美国急剧加大对中国的遏制，也让中国反思自己这些年的发展道路。以前我们更多的是不会不懂，更多的是产业链薄弱不健全，更多的是以低端劳动力及产业地位进入国际经济循环，被美国等西方强国盘剥欺凌，付出了高昂的学费。而今天，中国重新认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强身健体、做好内功，对于大国立于不败之地的极端重要性。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就到了可以闭关锁国的时候，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都不应该闭关锁国，都需要抱着谦虚谨慎的心态与外界交往不断学习。

　　故需要明确区别重点对内做功的开放和重点对外做功的开放。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就是重点对内做功的开放。自身的努力更多聚焦国内，同时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继续欢迎全世界来到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国也应该更加积极地走出去。

　　要清楚，美国的美国优先也从来没提出不要中国的市场，而只是想让美国企业就业回美国而已，他们回美国造出来的东西还是想卖中国的。也就是说，美国的美国优先，也是重点想对内做功，同时也依然想享用全球市场，它也不是闭关锁国。而更多的是让企业回国，让就业回归，让国家资源和精力回归国内，减少美国的国际义务和负担，使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美国的美国优先，其实是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要在比美国更开放、更包容的姿态下，更多聚焦于我们自己的内循环，以中国自身的繁荣发展为全球经济作贡献，从而吸引世界各国聚焦中国前进步伐而顺势而为。

　　中国没有必要太过担心自己少做了什么，就会出现世界众多国家倒向美国的情况。绝大部分国家都并不是愿意当跟班的。更多的国家会选择正义、友善、和平、交往，而不会轻易选边站。俄新社网站6月13日发表题为《新加坡和欧盟警告美国：“别向我们发出最后通牒!”》的文章称，美国外交企图在全世界撕毁当地政府与北京的一切新老协议，但新加坡和欧盟向美国表达了不想在中美间选边站的意愿。文章说：欧亚大陆两端高层采取的两个举动，其目的惊人一致，即意在表明：不要让我们在美中之间作选择，我们将同时和双方打交道。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美国《外交》双月刊发表文章指出：我们真诚希望，美国和中国(以及任何在亚洲具备分量的国家)不要迫使我们在它们中间作出我们无法接受的选择。两者我们都需要。

　　中国不会追求领导世界，世界不需要也不欢迎任何国家领导。中国的崛起，只是在中国的版图上，国家昌盛、百姓富裕。可以说，美国现在的全球超强地位和世界领导角色，领导的也主要是欧美白人世界。其领导角色也基本局限在白人世界领域，并不是全世界范围全世界种族有领导地位。亚非拉世界，美国也是无力领导。对于美国白人世界统治地位，中国无欲谋求。故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白人世界的统治地位不会构成任何威胁，也构不成威胁。

　　三、让美国尊重中国的有效办法是：打好合作与斗争这两张牌。

　　美国对中国的各种打压行为，从根本上，是因为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对他们维系世界霸权构成了威胁，中国没有走上他们所希望的可以任其割肉盘剥的附庸道路。因此，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要与中国平等相待的概念，就没有对中国主权和发展利益的起码尊重。这也是美国很多人叫嚣脱钩甚至冷战的核心因素及根本原因。

　　要想从根本上改善中美关系，要想让美国尊重中国，让美国主动停止对中国的各种打压，核心要靠利益制衡，关键的办法是毛主席说的，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那么，怎么办?

　　一是能合作的合作，让美国不舍放弃与中国交往的利益。经贸往来、国际合作等各方面，都是可以增加美国和中国交往利益的领域。中国自身经济体量的今后加速壮大、做强，将是让美国更多有求于中国，而不是中国更多有求于美国的根本。增加美国与中国交往的利益的工作，我想是可以发挥智慧和努力去想办法做大做强的。

　　二是该斗争的斗争，坚决反击和制止美国与中国交恶的利益。必须让美国对中国的恶行，一是收获不到什么利益，二是损失更大的利益。比如就美国打压华为和微信，中国不但可以各种办法减少中国公司的利益损失，而且可以让美国公司为此损失更大利益，让其得不偿失，算出一份打压收获不大损失太大太多的账。这次微信事件，其实给中国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以后打击美国的办法。中国人可以无苹果，但必须得有微信。

　　“合作”与“斗争”，中国两手都要硬，都要有功夫，让美国知道“交往利益丢不得，交恶利益不上算”，方能迫使美国低下狂妄的头，作出切实可行的理性选择。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IFF国际金融论坛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石油央企战略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