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大约8000字。断断续续写了20小时以上。
因为是断断续续写的，所以难免有混乱、重复的地方。
不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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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乱了一阵了，先是特朗普的支持者进京勤王，后是冲击国会，然后是美军向华盛顿增兵。
目前看，局势基本稳定了。
类似的情况，在美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了，包括并不限于1932年华盛顿惨案——麦克阿瑟镇压老兵。
如果认为这次事件能动摇美国统治阶级的统治，未免太乐观了。
哪里的生活不下去的受压迫者最多，哪里发生的革命就最容易成功，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经验。
统治阶级必然会采用最血腥的手段维持统治，如果不是被逼上绝路，谁会主动挑战绝对暴力?朱元璋在参加起义前，反复犹豫，即使饿殍遍野的大饥荒都没有让他下定参加起义的决心，直到元军杀良充功日益泛滥，他为了活命，才不得不参加起义。
动员活不下去的受压迫者，摧毁对方的经济基础和暴力机器，才能在长期的斗争中，推动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运动，最终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话题转回来。今天美国的经济基础，显然不局限在美国境内。美国在全世界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向美国贡献利润。由于获得这些利润，所以美国有财力在国内实行面包加马戏的统治方式。
把罗马看成一个金字塔的话，罗马公民中的无产阶级处于中上层，由奴隶养活。把全球看为一个金字塔的话，美国的社会底层类似当年的罗马无产阶级处于中上的位置，第三世界血汗工厂的工人类似当年罗马的奴隶养活他们。
“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这句话放到今天，就是美国的社会底层靠美国政府过活，第三世界的社会底层养活全世界。
去年以来，美国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连续给底层按人发钱。美国底层的劳动强度没有大幅增长，生活质量没有显著下降。相比之下，第三世界的劳动者劳动强度大幅增长，生活质量显著下降。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最底层并没有到看不到希望、活不下去的的程度，所以他们对革命的兴趣并不大。
美国民众有兴趣参与由于统治阶级内讧所导致的动乱，借此机会打砸抢，但是却并没有多大兴趣从根本上推翻华尔街的统治。这就如同罗马市民有兴趣参与莱茵河军团与代表多瑙河军团为争夺皇位发生的内战，趁火打劫，顺手牵羊，却并没有兴趣动员奴隶，彻底推翻皇帝加元老院的统治——因为罗马的平民本身也是高人一等的统治阶级。所以，不要以为美国底层喜欢打砸抢，某深色种群喜欢零元购，就以为美国到了革命的前夜。
美国的无产者类似靠奴隶养活着的罗马时代的最底层的自由民。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美国的无产者很难发生革命，因为他们并没有被逼入绝路。如果不考虑正面战场击溃美军，那么要彻底推翻美国的统治，需要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革命，动员当地人民，发动革命，粉碎美国的经济基础。
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发生革命，脱离美国控制，是美国国内发生革命的第一个必要条件。
目前看，这显然很难。
冷战期间，美苏争夺海外势力范围，并不是动员当地人民起义并为其提供物质帮助，而是争取当地高层人物，并不触动当地的统治阶级的统治。
在拉拢当地统治阶级争夺势力范围的过程中，后发国家处于天然的劣势。如同日本和英美，拉拢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之类。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也清楚自己的处境，所以有枪就是爹，有奶就是娘，朝日暮美，左右骑墙。军阀如同卖笑的娼妓，从不考虑往日的恩义，只考虑眼前的利益，翻脸无情。他们虽然插标卖首抱大腿，但是也知道谁的实力强大腿粗，抱谁的大腿比较有前途。实力较弱的日本，无法有效控制张作霖，只好选择除掉他。弄巧成拙，促成了张学良倒向蒋介石，改旗易帜，间接倒向美英。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只好选择亲自上场，从此拉开了“侵华—抗日”战争的序幕。
把他国的精英孩子作为留学生培养，然后希望建立人脉，在他国发展本国势力的想法，幼稚可笑，往往不会成功。蒋介石是日本陆军预科学校出身，前几次下野之后东山再起大多源于获得了日本的支持，鲍罗廷全力把他扶上孙中山的接班人的位置，苏联为他提供北伐的枪支弹药和部分军饷，但是他在选择宗主国的时候，却更乐于选择美国。原因无他，感情归感情，恩义归恩义，援助归援助，美国国力更强，能给予的资源更多，如果不能垄断来自美国的资源，他是坐不稳军阀首领的位子的。
蒋介石投靠美英以后，苏联减少了对华的期望和投入，但是日本人并不死心。对当时的日本来说，要想从英美手中夺取中国这块殖民地，只有两个选择：在太平洋上称霸，或者，彻底武力占领中国。两个选择其实是一个选择，都需要否定英美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武力。
无论是冷战时期的美苏或日本，都没有兴趣在半殖民地、殖民地国家发动革命。美苏或日本的目的，都是争夺殖民地，获得利润、转嫁损失、缓和国内矛盾，如果殖民地发生了民族主义革命，甚至阶级革命，它们还怎么达到获得利润、转嫁损失、缓和国内矛盾的目的?更何况，这些国家，包括帝国主义的美国和日本、修正主义的苏联，本身对革命也非常忌惮，向外输出的革命，很容易传染回本国。
何况，这些国家是否有革命的基础，还是未知数。
如果我们认为一个国家内部的革命是被统治阶级推翻统治阶级并建立政权的暴力行为，那么古往今来的绝大多数内战都不是革命，而是统治阶级内讧。彼此沾亲带故的统治阶级为了争夺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被统治者，杀得人头乱滚，血流成河。个别被统治阶级的武装成功推翻了统治阶级，也摇身一变成为统治阶级。这些不具备革命性质的内战，只能加强战乱国家的军阀对美国的依赖——他们需要外援的武器和金钱。对活不下去的社会底层来说，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力量，推翻统治阶级，也可能成为军阀混战的兵源，成为统治阶级内斗的炮灰。无论哪种方式，对他们来说，都能暂时解决生计问题。
所以，当地革命的基础，不仅要有活不下去的当地人，还要有进步的先锋队去组织动员当地人民投身革命，与军阀进行武装斗争。输出革命的国家可以为当地提供武器和物资，但是却不能提供先锋队。以为是龙种，结果是跳蚤，以为支持革命领袖，结果却资助军阀头子的事情，屡见不鲜。四一二和七一五就是苏联把反动力量当做进步力量支持的结果，苏联不但没有达到牵制美英的目的，反而强化美英在华势力。
一个民族的受压迫阶级要革命，首先要有觉醒的、有革命要求的本民族的知识分子为领袖，外来的革命领袖越俎代庖，去其他国家发动人民，很难成功。由于出身、语言、人脉、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隔阂，本国革命领袖即使有崇高的理想和革命的经验，往往也很难和当地人融为一体。对这样的输出革命，当地人往往袖手旁顾，甚至出卖革命领袖，谋求富贵。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格瓦拉的失败。
再说，即使这些国家革命成功，也会尽快争取与美国改善关系。
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势力范围包括全球大多数关键原材料和工业至成品的产地。与美国改善关系，加强贸易往来，长期看，可能再次被美国整合为经济殖民地，但是，短期看，可以有效利用美国势力范围内的资源，改善本国经济，加速本国发展。考虑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客都不考虑长远，就不难理解他们的选择。
所以，输出革命，争夺美国经济殖民地，摧毁美国的经济基础，促成美国崩溃的梦，基本不现实。
美国革命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美国遭遇巨大的军事挫折。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不出问题，反动统治的武力基础相对稳固，反动统治就相对稳固。
普通人活不下去，安排他们从军，这是各国的维稳经验。罗马时代的人口普查，罗马公民大约500万，不知道这其中是否包括女性公民，估计只是男性公民。当时的罗马有27-29个军团，每个军团6000人，大约15万常备军。按照这个比例，14亿人口，7亿男子应该有2000万左右的军队。
罗马设立常备军的目的，除了对外防御蛮族，对内镇压起义，也包括以兵代赈。罗马士兵的军饷并不高，但是衣食免费，而且退伍之后可以获得一笔退休金，足以在边疆地区购买一块土地成为自耕农。
把社会底层渴望改变命运的精壮男子招收进自己的武装，镇压被剥削阶级，削弱反抗的力量，增强镇压的力量，巩固统治，这是各国统治阶级常用的伎俩。
正常情况下，只要这样的制度有效，革命者在起义时，就会面临极大的困难。
反之，枪杆子一旦出现问题，反动政权必然受到严重冲击。
相比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没有组织内部组织的普通民众。接受过军事化训练，有一定组织结构的军事人员或准军事人员发动起义，对统治阶级来讲，破坏力更强，威胁性更大。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稳定武装力量，一直是统治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但是，巴黎公社、武昌起义、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德国十一月革命仍然发生了。
一方面，对外战争失利能严重挫伤底层官兵的士气。阶级国家的军队，高层指挥官往往来自统治阶级。这样的军队中，即使高级军官不是世袭，对平民出身的官兵来说，往往也存在玻璃天花板。比如，罗马帝国高级指挥官往往出身元老院阶层，至少是骑士阶层。比如，旧德国国防军高级军官往往出身容克地主。再比如，沙俄贵族年纪轻轻，完全没有经过历练，更没有实战经验，就成为高级军官。这些高级军官的血统虽然高贵，但是能力未必出众。平时，对底层官兵来说，这样隐性的不公，往往还可以接受。战时，随着屡战屡败，底层官兵认识到自己炮灰的命运，对高级指挥官的态度，自然是从失望到愤怒。对统治阶级来说，这些底层官兵一旦调转枪口，后果不堪设想。毕竟，将军不能替代士兵瞄准。如果这些士兵再被革命思想武装起来，那就更危险了。比如，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德国十一月革命。再比如，陈胜、吴广是准军事人员，上级把他们逼上绝路，他们的起义直接动摇了秦王朝的统治。即使士兵们没有主动攻击他们的指挥官，而是对起义群众采取默许的态度，对统治阶级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比如，巴黎公社。
一方面，自古以来，军队就不缺哗变。即使在凯撒担任统帅的时候，也发生过罢战事件。大多数情况下，哗变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战场失利，统帅使用严刑峻法逼把基层士兵逼上绝路;二是经济问题，士兵长期拿不到足够的军饷。抛开军事失利加严刑峻法不说，拖欠军饷、待遇下降的根本原因是社会贫富差距扩张，统治阶级(统帅)没有足够的财力供养士兵。
对有广袤殖民地的国家来说，军费可以变相转嫁给经济殖民地，类似罗马的行省承担罗马军团的军饷。目前看，只有拥有广袤的海外殖民地，美军出现军饷困难的可能性就很低。要美军出现军饷困难，需要击溃美军，剥夺美国的海外殖民地。
目前看，没有国家能挑战美国的军事霸权，美国并没有遭遇巨大的军事挫折，美国的经济殖民地并没有被剥夺，美国有足够的财力供养士兵。在这种情况下，希望美国统治阶级失去美军保护，甚至美军调转枪口加入革命的可能性并不大。
截至目前，美国的经济基础没有分裂，美军没有出问题，美国出现军阀混战的可能性也不大。
军阀混战的前提是统治阶级出现分裂，中央政府丧失权威，地方势力崛起。
经济出现分裂，就会出现代表不同经济利益的精英集团，各个经济集团有自己的财源，招兵买马组织自己的武装，争夺最高政权，这是内战常见的起因。截至目前，美国经济并没有出现南北战争前夕，南北割裂的现象。经济基础没有分裂，统治集团就不易分裂。
在镇压特朗普的支持者的问题上，美国统治阶级内部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美国统治阶级在四年之中对特朗普早就不满了。拜登与华尔街巨头、互联网巨头之间之间没有明确的冲突，拜登的上台甚至可能是这些巨头舞弊操作的结果。
由于美国的选举制度，特朗普一旦下台，拜登位置已经确定无疑，很难出现像尼禄死后罗马帝国先后出现四位皇帝内战争夺皇位的情况。
相比不满元老院的凯撒，特朗普手头没有现成的兵团，也不可能征招兵团。即使他能把自己的支持者武装起来，他也没有财力和生产基地为自己的武装提供足够的武器弹药和后勤补给。
截至目前，美国统治阶级内部除了出现特朗普这个叛徒以外，基本上没有大的矛盾和裂痕;华尔街并没有出现分裂;作为华尔街选定的新代理人，拜登与华尔街的关系相对融洽，并没有发生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冲突;美军最高领导层内部，也没有出现背叛本阶级的利益的将领;像南北战争之前，南北经济基础之间存在尖锐矛盾，南北高度对立的情况并没有出现，爆发内战的可能性非常渺茫;美国有广袤的殖民地，可以转嫁危机和矛盾，美国人民此时此刻并不急于革命;美军没有遭受巨大的挫折。在这种情况下，认为美国即将陷于内乱未免太乐观了。
考虑过美国底层、美国殖民地、美军和美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情况，就会知道，虽然经济危机时期，大多数国家都会陷入政治危机，但是由于美国拥有广袤的海外殖民地，可以向外要求利润，转嫁损失，美军拥有超强的实力，对外可以确保对海外殖民地的控制，对内可以镇压革命，美国陷入内乱的可能性并不大。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特朗普本人不退缩，很快就会被爱国者击毙，然后不了了之。如果特朗普的支持者不放弃，很快就会被美军镇压。
当然，如果美军在外战之中遭受巨大挫折，一方面美军士气低落对统治阶级充满仇恨，一方面美国丧失了经济殖民地，美军待遇下降，现有的稳态就可能动摇。这时，美国国内革命的条件就可能成熟。这就是列宁说过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那时有没有特朗普都无所谓。没有特朗普，也会时势造英雄。
不过，虽然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给美军造成巨大挫折，但是都没有促成美国国内革命的条件成熟。所以，美国国内发生革命，美军需要遭受更大规模的挫折，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要遭受更加沉重的打击。
目前看，这种可能性并不大。老一辈曾经希望美苏铤而走险，加速全球革命的进程。但是由于核武器的存在，外加控制广袤的经济殖民地可以向外转嫁矛盾，美苏最终都没有胆量迈出关键的一步。
虽然都是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但是各国的风险不同。谁的军事实力强，谁的海外殖民地多，谁发生内乱概率较小，这也是一条规律。这就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发生革命的不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而是帝国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脆弱的一环俄国和战败的德国。
统治集团发生分裂，有利于革命成功。这就是毛主席讲的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但是，革命成功的加分项不是充分条件。革命成功需要社会底层走投无路，有起来推翻现有统治阶级的意愿，现在美国国内底层显然没有革命意愿。何况，美国统治集团与其说分裂分裂成两大派，不如说开除特朗普。
境外势力插手提供资金和武器援助，是加分项，也不是充分条件。境外势力提供了资金和武器。可以为起义者提供初期的最简单的支援。但是即使没有这些境外势力的支持。许多起义依然取得了成功。境外势力的资金和弹药可以让火星进化为火苗的过程，速度加快、概率增加。但是在秦末，那种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即使没有境外势力的支援，陈胜吴广起义也如火如荼迅速展开。
用消防做比喻的话，大多数国家的统治阶级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扑灭火星和火苗，而不是消除易燃物上。一面大量的积累易燃物，一面忙着扑灭火星和火苗。最后总有一个时刻，统治阶级手忙脚乱，按下葫芦飘起来。无法控制火星发展成火苗儿，火苗儿发展成燎原烈焰。但是，全球化为美国提供了把易燃物转移出国内的机会，这让其他国家统治阶级垂涎三尺。不过，除非美军遭到极大挫折，殖民地易手，否则其他国家难以具备这样的条件。须知，不是先有美元霸权后有美国的经济殖民地，而是美国先有经济殖民地后有美元霸权。
当年的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也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挑战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试图取而代之。结果，法西斯分子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两败俱伤，美国和苏联瓜分了世界。
总体看，截至目前，美国国内发生革命或大规模内乱的条件，并没有成熟。
从地理条件上看，美国发生城市暴动，颠覆政权的难度，比其他反动国家大得多。
工业化时代以来，所有的资源都向城市集中，城市是政治、经济中心。控制了城市，就控制了生产循环，控制了生产循环，就控制了全国其他地区。
反动派的政治中心被瘫痪，现有国家机器无法有效镇压起义者，聚集在政治中心的统治阶级作鸟兽散。经济中心被瘫痪，反动军队无法获得足够的物质资源。起义者瘫痪对方的政治中心，获得对方的物质资源，很快就能摧枯拉朽，推翻统治阶级的反动统治。
关键城市的暴乱，可能导致统治阶级的垮台，至少导致统治基础被动摇。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德国十一月革命。
对大多数反动政权来说，主要政治、经济功能都集中在首都，首都发生动乱，统治阶级失去对首都的控制，就会导致严重的动荡，甚至政权被颠覆。
波旁王朝、罗曼诺夫王朝，莫不如此。苏联解体，也与819事件之中，红军没能有效镇压支持叶利钦莫斯科群众有密切关系。
一方面，首都陷落必然导致统治阶级功能瘫痪;一方面，首都陷落是一个关键信号，反映统治阶级力量薄弱到极点，必然极大刺激起义(造反)者和骑墙观望着。
在这方面，日本人颇有心得。日本大佐明石元二郎积极参与二月革命，他的报告被汇总编辑为《暴动的指南》。这本书是禁书中的禁书，甚至是否存在，不得而知。
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团体，一般都有路径依赖。俄国人在城市暴动中取得了成功，于是把城市暴动的经验推广到旧中国。动不动就要求中国红军攻击大城市。结果，刚刚诞生的红色武装力量，损失惨重。
同样一件事情，为什么在俄国能够成功，在旧中国不能成功?很简单，因为中国当时并没有实现工业化，甚至准工业化都算不上。所以，中国的城市并不是反动统治的核心关键结点。俄国无产阶级在核心城市的发动的革命，可以认为是对反动统治阶级发动的斩首行动，但是在前工业化的旧中国并不存在这个首。
作为帝国主义走狗的军阀，可以从农村获得壮丁，从境外获得贷款，购买武器，支付军饷，把壮丁武装起来。经济上，买办官僚地主廉价出口国内的农产品，高价倾销进口舶来品，获得税收偿还贷款。
且不说，当时的红军无力攻陷天津、上海、杭州、广州这些核心口岸。即使红军全部攻陷了这些口岸，还有青岛、连云港、宁波、泉州、福州、汕头这些相对次一级的口岸。反动派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来自境外的军事支援。
进一步考虑，当时中国市民的生活水平，普遍高于内陆农村，社会矛盾相对缓和。内陆农村的失地农民，如果体力还能作战的话，加入反动军队当兵吃饷，或者，落草为寇分金吃肉，活一天是一天，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条出，稳定的可能性较大路。为了生存，社会最底层完全可能成为镇压革命的反动打手。
在这种背景下，不考虑中国的社会现实，共产国际强行要求红军进攻一线沿海大城市，即使抛开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不说，也注定是要失败的。
当时中国革命，和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一样，只能是农村包围城市。把农村的受压迫者动员起来，获得人力资源，同时摧毁反动派廉价出口原料，高级进口至成品的经济基础。
同理，看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出现动乱，就按照一般经验认为美国政权不保，也是脱离实际的。
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美国是双首都制。华盛顿是政治首都，纽约是经济首都。两个首都互为掎角之势。
打个通俗的比方，美国的统治阶级的董事会在纽约，他们推选的总经理办公室在华盛顿。工人打进董事会，总经理办公室可以组织保安去镇压。工人打进总经理办公室，董事会同样可以安排保安去镇压。
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今年年初的特朗普支持者勤王，都不会导致美国统治阶级失去对经济和军事的控制。
从地形上看，相比华盛顿，纽约更难攻克。曼哈顿岛三面环水，除非水面结冰，否则只要很少的兵力，就可以建立隔离带。长岛地广人稀，没有车辆不易进入。曼哈顿失守，富豪们可以坐直升机撤退到长岛。长岛失守，富豪们可以坐游艇离开。长岛和曼哈顿岛又互为犄角之势。美国海军可以直接炮轰底层人口聚集的布鲁克林区，为陆地的反动武装提供火力支援。
由于具有这样的地理优势，除非起义人口同时围困并攻陷曼哈顿、长岛、华盛顿，否则，美国的革命很难成功。
考虑到美国的经济基础、社会矛盾、国际地位和地理特点，把希望寄托在美国内乱，主动到下，拱手让出殖民地，供其他国家转移矛盾是不明智的。
这并不是说资本主国家不可能发生革命，而是说由于资本主义的不平衡性，革命不太可能发生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可能发生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脆弱的环节，比如当年的沙俄。
对此，列宁早有论述，不再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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