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的中美贸易战,于2020年初暂时休战。其实我对这场贸易战的态度和看法远在这场贸易战爆发之前就形成了。我总的看法是,只要中国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这场贸易战就在短期也不会对中国造成多大危害,长远反而有利于中国的真正崛起和经济的发展。中国对美国挑起贸易战的“适当的应对措施”就是:绝不在贸易战中对美国让步,绝不增加进口,而要适当增加国家投入高技术产业研发和实物投资的资金支出,以加快高技术制造业的自主发展。
美国对中国打贸易战的主要手段是提高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另一个打压中国的方式就是切断对中国企业的芯片等高科技零部件的供应。而贸易战爆发前夕中国产业的问题,则是国家对高技术产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不够,产品进口关税太低,不足以保护和促进国内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使中国的高技术制造业太弱,发展速度缓慢,不能支撑工资提高后的产品出口,以致货物出口已经连续两年下降。
造成中国经济陷入这样的不利境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加入WTO后,为换取西方国家减少对中国产品向其出口的阻碍而大幅度降低了产品进口关税和其它对进口的限制。由于不保护本国企业,导致中国经济缺乏向高端升级的后劲,其表现就是2015年和2016年的出口下降。
其实,在经济发展战略和对外经济政策上,中国的政策首先应当是以高关税保护和扶植本国产业,而不是尽力增加一时的出口,更不应当实行自由贸易。
中国特别需要以高进口关税等措施限制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多数现代制造业都属于国际贸易专业中所说的“幼稚产业”。由于掌握的生产技术不够,发展中国家最初根本就不能生产“幼稚产业”的产品,而在刚刚能够生产这些产品时,通常与发达国家生产的同类产品相比质量低且成本高,不仅在国际市场上无法靠平等竞争获得销路,就是在国内市场上往往也竞争不过进口产品而无法销售。在这种情况下,对进口产品征收高关税或采取其它方法限制进口,会迫使进口产品提高其售价,让国产的幼稚产业高成本产品在不亏损的情况下也能够销售得出去。本国幼稚产业的产品能够销售得出去,其生产就能够继续甚至发展。而持续的生产会自动产生“干中学”的“学习效应”,提高幼稚产业产品的质量、降低其成本,经过一段长时间之后使本国幼稚产业转化为成熟的产业,能够与发达国家的同类产业竞争。这就是对进口产品征收保护性高关税对幼稚产业的培育作用。
由于这些原因,在中美贸易战爆发前夕,中国最需要的是提高自己的进口关税以限制高技术产品进口,而不是乞求发达国家进一步降低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为了能够提高自己的进口关税,就是遭到发达国家报复而在向它们出口的产品上受到了更多的限制,也是值得的。
不过,中国已经加入了WTO,大幅度增加对产品进口的限制与WTO的规则相冲突,因而普遍提高关税、大幅度增加对产品进口的限制,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中会显得理亏。当然,由于中国自身需要大幅度提高进口产品的关税,在必要时也应当普遍地大幅度提高关税。在中美贸易战爆发前,我已经多年这样主张。但是我们也应当明白这样作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中国在大幅度提高关税时还留在WTO中,美欧日都会利用WTO的规则与中国纠缠,以报复为由大幅度增加对中国产品向其出口的限制;即便中国退出了WTO,外国也会在贸易上报复,而且可能报复得更厉害,更大幅度地增加对中国产品向其出口的限制。
我一直认为加入WTO对中国弊大于利,并且还发出过退出WTO的呼吁。但是平心而论,以简单地退出WTO的办法来纠正错误也并不适当。那样造成的震动对我国的国际地位不利。最好的补救之道,就是让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自己先下手搞掉WTO。那样我们就可以乘机突破WTO规则的限制。在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同时,美国还瘫痪了WTO的运转机制。这其实给了中国突破WTO规则限制提高进口关税的机会。从中国利益的角度看,最好不过的就是如此了。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主动地普遍大幅度提高各种产品的进口关税,也必定会遭到外国的反击,它们会以报复为由,大幅度增加对中国产品向其出口的限制。虽然这样的结果对中国经济总体上来说也还是利大于弊,但是在目前的国际关系中总会使中国显得理亏。如果外国率先大幅度增加对中国产品向其出口的限制,中国再以自己认为合适的幅度增加对相应外国产品进口的限制,最终的结果会与中国率先增加对产品进口的限制时一样,但是在国际关系中却会使中国更得人心。而美国主动发动贸易战,就会使中国有了更充分的理由来限制美国产品的进口,以后发制人的方式强有力地保护民族产业。
基于所有这些考虑,就形成了我对中美贸易战的主张:我们完全能够将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变为后发制人的好事。要作到这一点,就应当绝不在贸易战中对美国让步,绝不增加进口,不对美国作任何贸易、投资、金融上的让步,而是大幅提高美国产品进口关税,同时足够地增加国家投入高技术产业研发和实物投资的资金支出,以加快高技术制造业的自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