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从吴孟达去世说到香港电影对内地电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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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时间2月27日，香港知名喜剧演员吴孟达因肝癌在香港病逝，终年70岁。

　　对吴孟达先生个人，我是非常尊敬的。

　　他无疑是一位爱国者，生前留下的最后一条微博是“我是中国人”;作为一个演员，他是敬业的，“当演员能做就拼命做”是他的格言，这很值得当下一些年轻演员学习。

　　以下的评论，并不是指向吴孟达个人，仅指他所塑造的银幕形象的文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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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近四十年，香港电影对内地电影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之大，与香港在当代中华文化中所处的边缘位置并不相称，在一定意义上，几乎可以说一种“文化倒灌”。

　　香港电影对内地的影响，可以大致上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少林寺》为起点，表现为对内地电影的“驱逐”和“替代”。

　　内地的许多70后、80后，几乎是看着香港电影长大的，香港电影也对他们的价值观、审美观上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小马哥的黑风衣、嘴上叼的那根牙签以及他所体现的江湖义气等影响到了很多人的生活态度。

　　在那些年里，提到古装美女，大家都会想起聂小倩;提到大侠，则会想起郭靖、黄飞鸿;说到英气逼人，就会想到林青霞的东方不败。更别说王晶、周星驰兴起的无厘头，古惑仔引起的帮派热了……

　　第二个阶段，是伴随着香港的回归，以张艺谋执导的《英雄》为标志，在内地电影人的刻意模仿和香港电影人大举北上的共同作用下，香港电影所体现的文化价值观以及风格，逐渐被内地电影人“内化”，开始变成内地电影自身的特征。

　　在一个不是很准确的意义上说，内地电影被香港电影文化“改造”了，变成了内地版本的香港电影，考虑到香港本身有漫长的殖民地历史，这一现象令人感到既讽刺，又悲凉。

　　当然，我这里绝不是说香港电影一无可取，而只是说，香港电影在内地的影响力，和香港本身的历史地位的完全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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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电影之所以能够对内地电影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从内地的角度来说，主要是因为新中国的电影传统在80年代发生了断裂——原有的革命叙事中断了，新的叙事没有建立起来，一时形成某种失语状态，香港电影趁势填补了真空。

　　而香港电影之所以能够填补真空，主要在于它具有这样两个特征：

　　第一，香港电影本身就是一种成熟的商业电影，比较长于满足观众口味;

　　第二，九十年代之前的香港电影，不少具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这恰好和内地将人民革命的话语切换为民族主义话语的潮流形成共振，于是受到热烈欢迎，蔚为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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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这么多铺垫，现在可以谈谈吴孟达了。

　　吴孟达22岁出道，从艺48年，塑造了无数底层“小人物”的形象，其最经典的作品当属与“星爷”周星驰合拍的一系列喜剧片，如《赌圣》《逃学威龙》《九品芝麻官》《喜剧之王》等。

　　吴孟达饰演的小人物，获得过很高的评价。

　　概括来说，他演活了小人物，也卡通化了小人物。

　　吴孟达饰演的小人物基本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对贫困和不公正的命运，采取接受、拥抱、甚至享受的态度，心安理得地自轻自贱，“顺从而无危害”，对既有的社会秩序不会构成任何威胁。

　　比如吴孟达在1991年拍摄的《天若有情》当中饰演的太保，就是一名社会底层的小混混。

　　太保性格懦弱却爱吹牛，谁都欺负他，但他乐天知命，活得快乐充实。太保对刘德华饰演的华弟忠心不二，在影片最后用生命向华弟报恩，成为全片的高光时刻。

　　导演陈木胜曾说，太保这个角色除了吴孟达无人能演。

　　吴孟达凭借这一角色获得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奖，这也是他获得的唯一奖项。

　　对精英和有钱人来说，这样的小人物是有益的，甚至多多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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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孟达去世了，我们祝他一路走好!

　　同时，我们也应该以此为契机反思香港电影对内地电影的影响。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没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洗礼的香港电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严肃的批判性，更不用说革命性了。

　　不对香港电影的传统进行扬弃，中国电影就不能讲好中国故事，也无法向世界讲清中国道路。

　　现在，内地电影需要考虑尊重自己被中断的传统——走自己的路，中国电影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

      【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 “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