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见一文，写的是郭松民先生对胡主编的质疑。按理说，普通公民对当红主编的观点进行释义和品评都是再正常不过之事，哪怕无法做到完全正确公允也不为怪，人与人之间的立场站位和认识能力本就有区别。
然而，令我不解的是，文后的网友评论多数是：有人知道郭某是谁吗?郭算哪根葱?郭不就是想蹭热度吗?....................
网友们，你们不也是一般平民吗?说得再具体点，大多数不都是底层人吗?你们确定自己比郭先生更有资格评论胡主编?或者说，你们下决心对胡主编表示百分百忠心而无异议?若是有异议，你们都准备选择沉默?凡达不到胡主编知名度和官阶地位的人都不能找胡主编论战?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名分观，而是已经下坠到奴性的地步了。
郭先生遭遇的讽刺常见吗?很常见，我等皆曾在他们的口水里被淹过。如此恶劣的网奴环境，让我不得不想再次分享自己对名分的认识。
封建中国，不管做什么事，入什么行，都得讲究名分，没有名分，就会非常被动，名不正言不顺则致事不成。春秋时期，子路问孔子：“卫君想请你帮他理政，您将先做什么?”孔子曰：“先正名分。”子路曰：“老师，您太迂腐了，名分有什么好正的?”孔子曰：“你真鲁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教化不兴，教化不兴则刑罚不当，刑罚不当则老百姓不知所措，所以要先正名”。
从阶级地位来分析，欧洲国家也并没有完全脱俗，查尔斯和卡米拉结婚时，据说有超过七成的英国人反对，他们执意要结婚时，又规定就算查尔斯登上了王位，她也不能封后，这就是“阶级名分”的问题。抛开“阶级名分”不说，西方国家在其它各方面则很少有清规戒律，结果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名分的正统性，法理自由基本上打破了所有的人际限制。
都说统治者的出身经历对一个社会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然而，实际并非如此，中国历代帝王中就有很多是造反出身的平民，这一现象还是没有让其他更多的平民进入士大夫阶层变得更为易于接受，相反，“平民”的符号还是会长期影响其一生的生活遭遇。大哉萧何，不拘门户，看中韩信，认为是栋梁之材，推荐给刘邦，刘邦思想陈旧，注重名分，认为韩信“出身微贱“，少时又受过淮阴弟子的胯下之辱，连见也不愿见。刘邦自己过去也是个编草席的“草根人员”，一旦权倾天下，“名分”观会油然而生，这不是刘邦的错，是传统文化的错。
1949年，本可以成为5000年中国与传统糟粕文化部分脱钩的分水岭，本可以剥去约束中国人自由突破自己的重要转机，实际上仍然未如国人所愿，有且只有一个毛主席敢用陈永贵这样的农民当大官，陈交出来的答卷也的确配得上领袖的信任。不过，中国就是中国，短期突破仍难敌传统的束缚，恪守本份似乎是颠覆不破的真理，看起来很容易理解的教条其实隐藏了几千年不变的等级观念和山头主义，这种文化不仅仅存于上层社会，而且广泛地存在于底层人的内质思维中，再过千年也未必能够洗涤干净。
名分，就象一块“贞洁牌坊”，有些人总爱夹着它高高在上，仿佛她就是众多女人中的“骄骄者”。女人背后的女人们都在努力地让枕边的男人们淘汰自己的原配，然后取而代之，混个“名分”。好像这就是她们的幸福保证，因为在另一个女人背后呆着的感觉实在是不爽，委屈得连自己都有些无地自容。
名分之于人，系于前程得失。老祖宗一代接一代，叩头、纳粮、颂圣，雷打不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宁可杀身，也要全名”，无非是，做一个安稳的奴才，比“上山为匪”的名分要好。所以，无论做官、任职、论人、座次、级别……都得先看名分，再区别对待，丝毫不苟，森严至极。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因为穷，没钱买书，偷了人家的书来读，被人抓住，打断了腿，尽管后来已经洗手不干，但“偷”名还背着，洗不掉，和断腿一起受用终生。他用“读书人偷书不算偷”为自己辩护，逢人就说，有什么用呢?虽是“错案”，已经百口莫辩。鲁迅笔下的形象虽然时代已久，可能鲁迅自己都不会想到，21世纪的中国，“名分”的重要性竟远远高于其时代，如果他仍活着，绝对难以在文学园地里成名，因为这块地盘不属于他，只属于那些名正言顺的科班仕人，若鲁迅不服，最终可能只会落得个祥林嫂式的结局，怨也无门。
名分在金钱至上的社会里就更加具有含金量，做科研，没有名分，你就拿不到项目，哪怕你有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天才资质;写文章，你没有名分，主流媒体不会给你哪怕一个豆腐块大的角落任你成名;评时事，你没有名分，就只能沦为众人眼中不务正业的好事之辈;论政策，你没有名分，人家就认定你的眼光是井底之蛙，即便实事一千次验证了你的正确性也无济于事。
资本化过程造就了一批血统纯正的“经济学家、科学家、教授、专家、时政名人、媒体名人和政治明星”，这些人的理论和行动到底有多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否愿意说话，一旦说话就是名言，一旦说话就代表中国的“主流”，即便十几亿中国人九成以上表示反对，仍然改变不了他们的“正确性”，即便实事反复验证了他们的错误，仍然改变不了他们尊贵的形象，“智囊”和“参事”的东西并不比民间更高，甚至更低，然官方仍会毫不犹豫地地选择他们，因为官方的“感觉”高于一切。
对比让我们头痛、心痛、爱恨交织的西方社会，感觉中国仍处在那遥远、封闭而又玩固不化的古代世界，用“身穿长袍、跪拜主子、怀揣手机”的怪诞形象来描述国人并无任何不妥之处，过着用资源和土地换回来的现代生活，坚守几千年不朽的奴仆思想，竟然还做着黄粱美梦!
我无意成为挑战传统的先锋人物，因为我缺少那样的能力和勇气，当然也不具备那样的“名分”，更不会有现代资本的包装过程。一直以来，我对于社会学领域的关注和理解，总体上都是缺少主流承认的私人活动，这种活动不应当看作是对传统的挑战，最多只能视为个人的一点情绪抒发，在抒发的过程中享受一种认识社会的乐趣，这种认识有错的成分，也有被公众承认的部分，不管主观意识会向何种方向发展，实现个人思想与社会的交流肯定是一种有益的行为过程，当一些讲究“名分”的人公开嘲讽和打击我的时候，我会从中感觉到传统思想之于中国的历史罪孽，当有人旁敲侧击地提醒我退出自己的爱好时，我会为他们内心的自私而感到可笑。
一个人，当他的行为出自于自身的努力和真实的内心表达，那么他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没有必要为自己的“名分”而感到自卑，也用不着为此放弃自己的理想，改变僵化的传统意识一定需要千百万普通思想者长期的不懈努力，不在乎别人的“名分”，才不会感觉到“名分”对于自身的压力。
一个社会，真正拥有主流名分的人总是占极少数，绝大多数只能处于无法找到社会合适地位和无法拥有利益表达权的资格，如果按照人权平等的理念来看，多数人最应当记住的是如何想尽办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不是当一个权威的附和者。实事上，中国人缺少这种主人意识，那些不拥有任何名分的人莫明其妙的下意识地维护着有“名分”精英的尊严和权威，哪怕这些人的主张完全与自己的利益背道而驰也无所谓，极少有人会怀疑到精英之所以成为主流精英的原因何在。儒家文化是一种崇拜偶像的文化，即便偶像令他大失所望，仍然不惜用自己毫无意义的呼号去挽回点什么，这种努力既不会获得偶像的回应，更不会给自己带来幸福和快乐。
悠久的封建历史是中国人的巨大包袱，对传统文化的浅层改造不会给多数人轻装上阵的机会，以一种庸俗化的心态去附庸主流更加深了中国人的误断能力。如果不加舍弃地继承传统，缺少现代创新文化的同步跟进，500年之内，恐怕大多数国人都不可能成为有尊严的公民，真正的公民社会自然也就路途遥远。
所有底层人都是名分的受害者，对名分坚持得越忠，世代沉底的希望越大。
附五点微评：
1，日本警告，若中国登上钓鱼岛，日本就行使武力。评 ：本人认为，暂不会登岛，原因是多方面的。日本想找事，一群海盗想在海上闹事。
2，郭树清强调，中国房地产金融化风险得到有效化解。评：他没有说出具体指标，怎么能确定有效化解了?长期跟踪的70个大中城市，60个城市房价上涨，只有10个持平或微降，这说明中国房价一直处于上升通道，资产金融化倾向应该在强化，而不是反向。
3，如何简评经济走势?略看了一下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中国经济数据，不细讲，就谈两点粗感：第一点是GDP在全球很亮，有2.3个点的正增长，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大宗商品都在涨价，全国居民的消费支出却是下降的，这说明经济增长的动力在投资、在货币，质量不算高;第二点是恩格尔系数，城市与农村接近一致，这里面隐藏的内涵很丰富，暂不展开。相比之下，美国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全年通胀率控制在2个点以下，经济正增长疫情稳定的中国，通胀率达到2.5个点，原因在哪里?
4，有朋友问如何看隐去城楼像的老问题?答：没办法，只能等。
5，有人问及数字人民币，说是一盘大棋。评：棋，大不大，不是文章可以决定的，还是少讲点神话，多务实点，看来教训还是不够深刻。在我看来，不管是电子支付还是数字货币，现在最紧要的事情是马上立法，希望中国能把《电子支付与数字货币法》列入到今年的立法议程，依法推动信息化进程，才能保证国家主权、实体权利和人民权利相统一。
写于2021年3月3日星期三
【孙锡良，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 “孙锡良”，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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