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战争与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1]

　　张文木

　　1999年3月23日，北约秘书长索拉纳下令对南斯拉夫实施空中打击，这使笔者不由得想起发生于19世纪的中英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对于中国值得研究的是，在中世纪（至少在唐朝以后）曾是世界超级大国的中国，为什么会在近代被打败，而我们将制定怎样的安全战略才能在明天可能的战争中赢得胜利。

　　一 制海权、制空权：中国安全的基石

　　在古代世界里中国曾长期处于超级大国地位的原因，可归于当时中国所拥有的高度发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小农业生产方式。与古罗马称霸地中海的情况相似，这种生产方式带给中国军事方面的影响是刺激了中国陆军及以攻占地理要塞为目标的陆权国防理论的发展。除此之外，中国所处的特有的地理环境，也使中国上述军事特点得到强化。

　　俯察中国版图，可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除北方外，中国四周均受大自然很好的保护。在没有飞机的古代，西部、西南部的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如果没有这道屏障，当年从地中海打到印度的亚历山大就很可能进一步在中国西部或西南部留下足迹。另一方面，中国又受着东海和南海的天然保护。在没有远程航海技术的古代，征服大海远比征服中国更困难。因此，中国自古就没发展出像英国那样的海军，更没有也无必要建设像英国那样的海权国防。鸦片战争前，中国就没有一支国防意义上的海军。可见，大海的天然屏障给中国国防史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这种天然的安全环境使中国古代国防失去了海防的功能，从而也就没有条件积累足以在未来战争中自卫的海战经验。鸦片战事是英国在海上对中国的胜利，也是大海留给近代中国国防的一粒苦果。最安全的地带往往也是最脆弱的地带，中国国防的近代惨败应验了这个军事辩证法。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南顾之忧，中国古代国防便一直以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南犯为目标，长城的出现便是这种国防的产物。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刺激了包括骑兵在内的中国陆军及以攻防地理要塞为目的的陆权军事理论的发展：翻开武经七书，无不以陆权军事为主题。正因如此，当西方炮舰打到中国东大门时，中国军人竟不用海上出击的方式，而以“高筑墙、广积粮”战法与洋人交战。这样的国防到近代又怎能逃脱丧权辱国的命运？

　　由英国工业革命及远程航海技术带来的新的战争模式。，即海上对敌国进行纵深打击的战争模式，在19世纪下半叶已广泛地影响了西方世界。一方面，保卫海上商业利益，带动了造船业和海军的发展；另一方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扩张的地面战役（比如英国在阿富汗山区）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促使西方国家的军事作战方式逐渐从陆战转向海战。这种海上作战方式的改变使英国在19世纪中叶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拥有庞大陆军的印度和中国；日本东施效颦，在甲午海战中也打败中国。中国在这一连串的军事失败中被迫割让了一系列主权。随之而来的是西方瓜分中国的狂潮。也就在中国即将被彻底肢解之际，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国参战迫使西方列强暂时放弃东方。真是侥幸，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今天的中国版图，实在难以设想。

　　但问题并未终结。20世纪上半叶，世界战争模式又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就是空战的出现。如果说对海战及制海权最先进行理论总结的，是生活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人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那么在理论上最先意识到制空权重要性的是意大利的朱里奥·杜黑（Giulio Douhet，　1869-1930）。他在《制空权》一书中认为：航空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领域──空中领域，结果就必然形成一个新战场。在人们意识到掌握制海权的重要性之后不久，就会意识到制空权将变得与制海权一样重要。杜黑的这种超前意识为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最先采纳并迅速转变为他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作战方式；这种新的作战模式使二战中的德意日轴心国在战争初期占据了明显的军事优势。在中国战场，日本凭借空中优势，赢得了对华战争的初期胜利，并使中国自甲午战败并被迫割让台湾及澎湖等岛屿后，其东部地区再次被日本分裂为数个依附于日本的傀儡政府。中国虽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抗战胜利是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胜利的大背景下取得的，如果日本的对华战争没有进一步扩大为对美的太平洋战争，也就是说，日本对亚洲的战争只限定在北纬３０度以北的东北亚地区，那么，美国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很可能继续采取绥靖立场。如果历史真是这样演变的话，今天的中国版图，真是难以想象。

　　对世界霸权而言，历史意味着强权对世界地缘政治版图的分割和控制史；而对世界的控制则意味着对领先于时代的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控制。如果说工业革命改变了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那么，以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高科技革命则无情地改变着20世纪末并将进一步改变21世纪的历史。在20世纪就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在巴尔干地区见到与1840年发生于中国东海岸的鸦片战争相似的情景，即掌握制海权的西方列强在海上远距离侵犯他国主权，并强行达到分裂他国主权的目的。在强迫南斯拉夫放弃对科索沃主权的要求被拒绝之后，北约便对南斯拉夫发起大规模空袭。与发生于19世纪的鸦片战争不同的只是，西方列强这次动用的已不仅是“坚船利炮”，而是依托于集海陆空三维作战方式为一体的航空母舰（及邻国基地）并配以在卫星监控技术协助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攻击和准确拦截的现代军事手段。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对美国士兵来说，侵入敌国内陆作战已成为一种可怕的经验。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伊拉克军事打击的胜利中，美国恢复了军事干涉他国事务的信心：美国在对伊拉克的远距离海空打击中不仅基本摧毁了伊拉克的军事作战手段，同时也在“人道主义”的幌子下用“禁飞区”的方式达到了事实分裂伊拉克的目的。这样，美国与19世纪的英国一样，在痛苦的陆战经验中总结出海上远距离立体打击这种得以扬长避短的作战方式。在打垮伊拉克以及北约刚刚接收波兰、捷克和匈之后，美国及其盟国把目标移向南斯拉夫，企图通过肢解南斯拉夫来实现其控制世界的战略。巴尔干是俄国南进战略的主要基地，南斯拉夫与俄国又是历史盟友。在北约东扩、日美军事合作加深这一对俄两翼合围日紧的形势下，俄国迫切希望打开南面的战略出口，为此位于巴尔干的南斯拉夫和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对今天的俄国就有了特别的战略意义。而打败南斯拉夫，就将意味着打断俄国在巴尔干的战略支点。

　　现在的问题是，对中国及其他非北约国家而言，如果北约肢解南斯拉夫的企图得逞，则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能将这一模式在亚太及其他地区进一步应用，以打击对其控制世界有“威胁”的国家。1999年4月6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演时表达了这层意思。她说：21世纪的北约将继续执行其核心使命，即保证北约成员抵抗侵略，但与此同时，它还将承担跨地域使命，如在波黑和科索沃采取的行动。

　　20世纪的美国外交策略，是19世纪英国外交策略和马汉海权学说及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其要点是：用不断制造小国，特别是海上岛屿小国的方法，确保海上运输线和地缘及资源关键地区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对世界的控制首先表现为对欧亚大陆中心即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对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首先是对其两翼即巴尔干和南亚地区的控制。90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世界进入无序状态；但到90年代中期，西方以俄国和中国为对手的“接触与遏制”政策（实际上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外交政策的延续）呈现雏形。90年代末，以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约、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新修订及日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制设想开始酝酿为标志的，对俄国、中国呈两翼合围势态的战略布局已大体成型。今后这种合围进程并不会因新世纪的到来而放松，相反，它将趁俄国衰弱和中国羽毛未丰之际日益加紧。而要达此目标，根据美国对付苏联及南斯拉夫联邦的经验，一旦条件成熟，以某种形式有限地（一个过于分裂的中国对他们也不利）肢解中国将是美国及其盟国不会放弃的选择。美国从控制欧洲的经验中清楚地认识到，在亚洲实现均势战略，即让日本、中国、俄国及印度等国在均势中相互制衡的战略，最有利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这种思想在尼克松时期美国政府就已提出并付诸实施，在下世纪还将继续坚持。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仅不排斥世界多极化趋势，而且还会在相当程度上保留和推动这一趋势。问题在于，美国所要求的只是一个便于美国控制和操纵的多极化趋势。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可以接受的既不是一个强大的、更不是一个弱小的、而是一个在综合国力上可与日本、俄国和印度掣肘而又不能与美国抗衡的中国。美国从自己的建国经验中得出，国家强大的首要基础是拥有广大的版图，而阻止一国崛起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肢解它的版图，让它在分裂中内耗，在内耗中为大国所操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用这种办法肢解了德国，英国用这种办法削弱了本可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印度。20世纪末，西方又用同样的方法促成了强大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解体。到下世纪，在安排好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能如法炮制，把目标指向崛起的中国，使中国在（有限的）分裂中彻底失去进入世界大国行列的机会。

　　从美国亚太地缘政治的需求看，使台湾、南沙群岛继而西藏地区与中国事实分裂，是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称霸世界的长远战略。

　　台湾地区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最直接的门户，是日本南下必经之地。控制一个与中国分离的台湾地区，美国就北可遏制日本，南可威慑东盟，西可堵截中国；而动摇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地位，就可使中国失去最接近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基地，从而进一步失去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一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战略要地的天然控制力。

　　西藏是中国进入中亚中东及印度洋地区的前沿地区之一。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围绕着占世界石油储藏量2/3的中东地区以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展开的。中东和中亚是世界能源和地缘的中心地带，是美国国家绝对利益所在。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出现的中亚五国已把俄国与中东富油区隔离开来，目前除中国外，这一地区已没了有实力的大国。于是，在21世纪，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并以此阻止中国力量向中东中亚地区伸展，将是美国及其盟国对华重要战略目标。

　　维持国家主权有效性的决定性力量，是一国的国防能力，而一国的国防能力又最终取决于该国的科技能力。有什么样的科技能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军事攻击手段和方式。仅就有限战争而言，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主要是所谓的“综合国力”（除工业技术要素外，19世纪中叶清帝国的综合国力并不比英国逊色），而是一国的军事科学技术能力及由此能力决定的军事作战能力。19世纪的鸦片战争及20世纪末的美国打击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战争，从两方面说明了这个道理。

　　20世纪制海权和制空权两次军事革命使战争完成了由陆权和海权联结的平面模式向陆海空三维立体模式的转变；21世纪人类将面临在外层空间卫星（继而是深层海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以争夺低层空间（制空权）和浅层海域（制海权）为主要内容的更为深刻的军事革命。在现代战争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飞机和战舰群间的大规模混战已为在卫星监控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所代替；在同等国力条件下，谁掌握外层空间技术，谁就掌握了制空权；谁掌握了制空权，谁也就掌握了制海权；掌握了空权和海权，也就掌握了未来战争的主动权。比较20世纪中叶美国入侵朝鲜、越南的战争模式和20世纪末美国及其盟国军事打击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战争模式，不难发现，后两场战争标志着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作战方式已初步实现了上述转变。在新的战争模式中，“诺曼底”式的大规模陆海空军进攻已让位于在航空母舰上形成的、在太空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导弹远距离海上和空中打击；传统的人与人的正面交锋已让位于物与物的冲突；陆军（若不与其他军种混合）的作用将相应下降。

　　在未来战场上，战役的首胜将不主要取决于一国陆军的数量及其传统作战能力，而更多地取决于该国的海军和空军质量及其所拥有的现代作战能力。建立在卫星监控技术基础之上的海上远距离导弹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是现代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志。可以说，掌握了外层空间（继而是深层海域）监控技术，也就掌握了低层空间的制空和制海权；掌握了制空和制海权，也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19世纪末英国和日本的海上胜利使中国失去了香港和台湾地区；20世纪末，美国在海上、继而空中的胜利，使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变相损失了部分主权；21世纪，中国若不能建立起海上和空中进而外层空间的相对优势，就可能失去对台湾、南沙群岛乃至西藏、新疆的主权。我们不能以宿命论的态度来理解中国没有分裂的历史（其实沙俄时期我们已失去了大片领土），我们应以积极的姿态阻止中国可能再次被分裂的现实，迅速将以本土自卫为主的国防模式，调整为以制海权和制空权为主的国防模式。不然，我们不仅不能阻止北约军事干涉南联盟科索沃危机的模式在我台海乃至西藏地区的重演，而且不能为中国崛起创造一个最起码的有利于我的国际安全环境。

　　二 东急西重是当今中国安全环境的特点

　　东急西重是当今中国安全环境的特点。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知道，人们对安全的需求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国家安全环境在不同的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对建立在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是一种只具生存功能而不具发展功能的经济形式──基础之上的小农业国家来说，国家安全与该国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和人口总数相联系，在此基础上便产生了以保卫和扩大土地和农业人口为目标的国家安全观及相应的以防守陆地要塞为目标的陆权国防理论。这一时期对国家安全环境的考虑基本是从保证人的生存条件出发的：一国对他国安全环境的威胁主要表现为对其生存条件即土地和人口的威胁。若明白此中的道理，也就明白了中国清政府对香港和澳门乃至台湾这样的“弹丸之地”弃之如履的另一层原因。

　　但是，这种安全观念及建立其上的对安全环境的认识到近代发生了变化。英国资本主义革命所带来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使人类经济活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市场经济使人类生产从对使用价值的追求转到对价值的追求，追逐利润成了经济活动的核心动力。如果说在中世纪的农业国度中生存安全是发展的前提，那么到了近代，市场和利润对经济活动的意义已使发展安全转为国家生存的前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已不再表现为对一国生存条件即土地和人口及其获取和占有条件的威胁，而是对一国的发展条件即资源、市场及其获取和占有条件的威胁。这使人类对安全及其环境的认识发生了具有革命意义的转变，即国家安全主要是与国家发展相联系的概念；对一国发展条件而不主要是生存条件的威胁，就是对该国安全的威胁。

　　利用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经济实现资本增值的最快（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发展道路是在市场学派那里一个特别的例外）的方式。利润，这一近现代经济的绝对动力又使市场经济下的民族国家最终改造成为世界性的国家；由此近现代国家的安全观念，也从对保卫生存条件的考虑转向对保卫获取利润条件的考虑。保证高额利润来源的前提是对世界市场及战略资源的控制，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又是对海上交通线的控制。西方英美国家对安全的认识来自于一个世界性的概念：西方英美国家对安全环境的看法竟是一个由海洋贸易线上的岛屿而不是陆地为主要基点联结而成的画面。

　　对此理解最为全面和透彻的是美国海权理论的奠基人马汉。他在美国崛起并对世界市场产生大需求的初期，提出了海权理论。马汉说：“对海洋──尤其是沿着由各国的利益和商业勾画出的重要航线──的控制是决定一个国家力量和繁荣程度的主要物质因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海洋是世界上极重要的联络媒介。从其中可自然地得出这条以控制海洋为目标的原则：在的确能够做到的时候，一定要把有助于对海洋的牢固控制的海上要点拿在自己的手中。”[2]“任何地点无论其面积大小，是一个海港还是一个海峡，其战略价值都取决于：1.它的位置（主要是相对于交通线）；２.它的力量（固有或后天的）；３、它的资源（天然的或存储的）。人们可以在位置合适之处集聚力量和资源，但无力将一个地点的本身并不优越的位置予以改变，因而位置应成为首先关注所在。力量和资源可以被人为地供应或增加，但移动一个位于战略影响范围之外的港口却不是人力可胜任的。若将直布罗陀搁在大洋中间，那它的力量也许会四倍于今天，但在军事上它将一无所用。”[3]“对商业的打击就是对有关国家的交通的打击。它截断了它的营养，使它忍饥挨饿，切除了它的力量之根基、战争之筋腱。”[4]与中世纪不同，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速度取决于它获取（当然是按市场交换原则获取）海外资源和市场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则主要表现为对海上航线的控制。因此，控制了海洋，也就控制了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最重要的安全环境。这时，对影响国家安全环境要素的评估，已不再主要是对本土安全的评估，而是国家对海上交通线控制能力的评估。从制海权的角度看，台湾和南沙地区对当代中国的发展，从而对当代中国的安全利益，已升至关键的层面。

　　20世纪末所谓的“西藏问题”，与19世纪比，已发生很大的变化。19世纪的“西藏问题”实质是英俄中三方力量较量的问题。19世纪上半叶，英俄为争夺巴尔干和中亚地区展开长期的较量。19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衰落，俄国决定趁机夺取黑海海峡，向巴尔干地区扩张。这与英法利益发生冲突。1856年俄国在与有英法等国支持的土耳其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与今天俄国在阻止北约干涉科索沃无效后必将全力从中亚和南亚打开出路的情势相似，当年的沙俄在克里米亚失手后便集中全力与英国在中亚及西藏地区展开争夺。19世纪80年代英国通过武力取得了阿富汗的宗主国地位之后，英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尽可能避免与俄国发生直接冲突。为此，英国需要中国的力量向西部新疆地区伸展，阿富汗瓦罕走廊的划出就是这一政策的体现。

　　20世纪初，“西藏问题”逐渐出现不利于中国的变化。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惨败，国内革命情绪高涨，中国又濒临被西方瓜分的边缘。此时，英国也开始推进分裂中国西藏的步骤。1903年英国从大吉岭出兵经亚东直逼拉萨，次年用武力强迫西藏地区政府签订非法的“拉萨条约”，企图把西藏地区纳入英国控制范围。1914年英国麦克马洪又与西藏地区分裂分子背着中国中央政府在西姆拉会议上草签“西姆拉条约”，使中国西藏地区失去了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后由于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使得英国分裂中国西藏的企图没有实现。

　　20世纪末，国际形势巨变使“西藏问题”升温并再次出现不利于中国的情势。80年代中国的崛起和90年代苏联的解体及中亚五国的出现，使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角色发生了转变。美国在需要中国与之合作的同时，却日益把中国作为潜在的“威胁”。又由于西藏是中国进入中亚中东及印度洋的前沿地区之一，于是，在21世纪，西藏在西方战略中所起的间隔英俄的作用则转变为隔离中国力量接近世界地缘能源中心区的作用。因此，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以此阻止中国力量从这一地区向中东中亚伸展，将是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目标所在。对中国而言，将西藏地区分裂出去就会将使位于中国腹地的高科技重工业暴露于前沿地带，并使中国失去政治经济纵深发展的空间；更为危险的是，在东部地区水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失去中国两江之源的西藏(和青海)地区，无疑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三 没有现代化的海军，中国肯定就没有伟大的未来

　　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部分相似，邓小平抓住了历史上罕见的和平与发展的机会，使中国经济在改革与发展中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19世纪末的美国部分相似，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在初步崛起并急需全面走向世界的前夜，发展已成为当代中国必须解决的“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大国，而近代史中的任何一个大国的高速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赖本国资源，而没有高速发展并由此形成的包括现代化国防在内的强大实力，在现代国际舞台上，中国──与门罗总统以后美国面临的形势部分相似──就不会有被其他大国尊重的地位。但保持中国快速发展的前提是中国要有持续稳定和畅通的海外资源、能源及海上贸易交通线。如从这个视角看，就会发现台湾和南沙地区这两个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具有非常迫切的地缘意义。这是因为：第一，台湾和南沙地区是中国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最直接或最前沿的出口，若失去了台湾与南沙，中国也就失去了对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海线的最低限度的控制力。第二，中国东部特别是广东上海沿海地区已成为中国经济产值最高、增值最快的区域，这势必要求我们绝对不能把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引向内陆而应尽可能远地将其推向海面。如果我们还从“敌人大规模入侵”的视角安排国防布局，则不管胜利与否，都将承受远比敌人更为沉重的代价。第三，海上贸易必需的海军力量存在的前提是海上基地，中国海军存在的最起码前提是属于中国的海上岛屿。陆地和沿岸不应是中国发展海军的天地，若失去台湾和南沙地区，就等于中国海军失去了在中国主权内应有的发展空间。可以说，没有现代化的海军，中国肯定就没有伟大的未来。

　　中国的发展已到了经济向海洋和西部内陆同时推进的时期，中国应对其中必然出现的东部和西部安全问题有一个清醒和大范围的战略考虑。其中，应回答三个问题：就保障中国21世纪的发展而言，中国安全的关键利益是什么？阻碍中国实现这些利益的关键是什么？解决这些障碍的关键手段是什么？

　　中国现阶段的问题很多，但若从发展的角度看，对国家安全来说影响最大、最深远从而也是最关键的利益，是中国内地与台湾及南沙地区的主权关系；影响这一问题的关键障碍是美国及其盟国在中国东部及东南海区再次拉起并日益收紧的从日本、台湾地区到南中国海区的环岛链条。与50年代不同并令中国担忧的是，这条明确对着中国的环岛链条已与现代卫星监控技术（比如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相结合。中国如不能在近期突破这道链条并且海军和空军仍长期处于弱势，则21世纪的中国就存在着失去台湾和南沙群岛主权的可能性。这并不是由于美国对台湾或东盟有什么特别的感情，而是由于这两个地区对美国――当然对中国也是一样――地缘政治的利益太重要了。

　　根据上面的分析，不难断定，只要中国的军事（主要是海军和空军）实力及其技术含量没有大幅度的提高，中国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绝对不会像贸易谈判那样有妥协（甚至没有平等对话）的余地。从中国历代亡国的经验看，经济实力如不以军事实力为依托就根本形不成有效的国家力量。经验表明：要想与美国合作，你就必须具有实力。20世纪初正是中国的软弱才使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把合作的愿望投向日本。随着当代中国的发展步伐加快和美国对亚太地区军事介入的加深，目前留给中国的选择只能是：要么为与美国搞好关系，迁就美国，事实放弃对台湾和南沙地区的主权；要么在发展经济实力的同时，尽快提高军事实力在这一地区的存在，迫使美国认真思考与中国合作的意义。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前曾成功地在东北亚地区挤走了俄国人和美国人，但中国不应在亚太地区步日本排挤美国──与美国排挤中国一样都是非常不明智之举──的后尘。从太平洋战争及尼克松1972年访华后中美合作的经验看，中美关系才应当是美国（对中国也是一样）亚太政策的历史基石。20世纪美国所遇到的最严重的威胁（如太平洋战争与70年代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实力扩张），都是在与中国的实质性合作中解决的。毫无疑问，在亚太地区离开美国的合作，中国在许多事情上将难有作为，但问题是美国也不能让中国因与美合作──至少是在自己主权范围内──而一事无成。解决台湾问题、捍卫南沙主权是当代中国不可动摇的利益所在，这是中国与美国合作的底线。但中国如果没有必要的军事实力存在，恐怕这条底线终将变成虚线。深受杜威学说影响的美国人是彻底的实力和现实主义者。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说：“根据地缘政治公理，在谈判桌上不可能比在战场上赢得更多的东西。”[5]但在中美谈判桌上，中国不想赢得更多的东西，中国只想保持住自己最基本、最重要，也是本属于中国的海权利益。如果说在七八十年代，中国在与美国及其他国家谈判中还有时间拖延台湾和南沙问题的话，那么，对于已进入市场经济快车道的中国来说，对这一地区的利益需求已成了非解决不可的现实问题。尽管这对具有中庸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难的选择。但问题是，只要确立市场经济目标，中国就不能没有至少是在自己主权范围内的海权；没有海权，中国就绝对不能成为世界性的大国。

　　20世纪70年代启动的中美关系良性互动时期，目前已进入最艰难的阶段。除了苏联解体的因素外，还因为（尽管在贸易方面双方有很大的互补性）在一些关键利益即在台湾与南沙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已日益贴近且难以调和。在中美关系中，中国处于弱势，因而对美国支持这些地区的分裂主义的行为，中国始终处于守势。但从美国对待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看，美国对待弱者是从不手软的。目前，中美双方都想打时间差：前者想在后者忙于处理世界其他事务之时，迅速从经济继而政治上在亚太崛起；后者则想趁前者羽毛未丰之际将中国限制在不能接受的范围内。现在的问题是，在美国及其盟国实现北约东扩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工作之后，时间对中国日益不利。从战略布局看，美国及其盟国对南斯拉夫科索沃危机的军事干涉，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及其盟国用和平方式演变世界政治的政策已近尾声，自苏联解体以来新出现的多种战略力量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新的组合，新的“两个阵营”开始萌动。尼克松曾戏称美国的盟国起初是因恐怖而非爱情结为一体的，而20世纪末的情况却戏剧性翻了过来：今天，北约的联合行动已有了爱情的基础，而非北约国家却因对北约的恐惧正在走向一起。曾是不结盟运动创始国之一的南斯拉夫在无力阻止北约武力打击中，做出了加入俄白联盟的决定。这表明，冷战时期形成的中间力量在世纪末已被逼得无路可走。

　　与美国发展良性互动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中的极重要方面，也是中国政府为中国长远利益所做的极具远见卓识的努力。但中国在为长远目标而做出上述努力的同时，也必须弄清中国近期目标所在：是为贸易或是为赢得时间，还是为取得美国在台湾和南沙问题上与中国合作？显然，最后一项选择在中国对美军事实力处于较大弱势的条件下几乎没有可能。第二项选择与80年代比留给中国的余地已不多了。如果第二、三两项所获不多，而放弃第三项对中国也绝无可能，那么，第一项选择对中国又有多大意义呢？更何况中方在与美贸易上也一直处于极其委曲求全的地位。问题是，中国作出这么大的让步之后，是否可以换取美国对中国在台湾、南沙问题上的立场的理解或至少像尼克松时代那样的具有实质内容的合作呢？根据苏联和南斯拉夫兴亡的经验，退让的结果更糟。在美国政治家眼中，这两个国家地位最高的时期是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和铁托时期。现在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如果有那么一天（但愿没有！），中国为实现祖国统一做出的必要努力遇到美国及其盟国用干涉科索沃的方式反弹，中国是否还可以作出除抗议之外的实质性的回应呢？如果不能，而中国又不能作出放弃（或像中国清政府和现在的南斯拉夫政府一样变相放弃）主权之外的选择，那么，时不我待，中国现在就应进行认真和迅速准备。

　　准备当然首先是军事准备。正如马汉曾引用的一句西谚所云：“天鹅绒手套里面要有铁掌。”任何对话和谈判都是以实力为后盾的。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我们不能等到有了“敌人大规模入侵”时再作军事准备。从近代中国经历的战争看，中国政府失败并被迫失去主权的战争，都不是敌人全面和大规模入侵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的综合国力只有在无限和全面的总体战争中，才能发挥作用。而经验表明：往往正是局部战争的失败才导致国家的失败。打赢局部战争的关键并不是综合国力的强大，而是军事技术及由军事技术决定的军事指挥艺术的高超。从海湾战争和北约干涉科索沃战争看，军事技术已与航天和航空技术结合在一起，战争指挥艺术已与制海权和制空权结合在一起；不与制海权和制空权结合的陆军及步兵传统战法作用甚微。未来战争中，物与物的冲突已代替传统的人与人冲突；在远距离空中和海上打击后，并在对手已绝无反击能力的条件下，入侵者才会发动地面战役。对目前的中国而言，如果没有制海权，其对台湾地区和南沙群岛充其量也只能有名义上的主权;但如果因军力（主要是海军和空军的战斗力，中国陆军将在捍卫西部主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长期不济而导致战争失败，中国将很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再次失去与这些地区的主权联系。为此，中国现在就应优先迅速加大与航天航空技术相结合的海军和空军建设。只有拥有与中国的对手相差不至过于悬殊的战斗力，中国才能避免鸦片战争在中国东海再次降临，避免或推迟类似北约干涉科索沃的战云在台湾、南沙地区重演。

　　这是不是说：中国应该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呢？不，绝对不是。只要台湾坚持“九二共识”的基本原则，大陆方面将尽最大可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但中国必须拥有随时可以动用有绝对把握的海上军事力量，以备不测。只有如此，中国“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原则才能听起来掷地有声。

　　四 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现在人们常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邓小平同志则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告诫我们：“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事实上，自80年代开始的历史留给中国的和平与发展的“机会”在20世纪末北约抛开联合国单方面对南斯拉夫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中正在结束。[6]

　　历史发生了变化，中国是否也要调整自己的战略呢？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正是斯大林否定了布哈林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的书生之见，采取符合时代变化要求的经济发展道路，当欧洲战火烧到边境的时候，苏联才得以幸免于难；苏联最后一届领导人曾怀着善良的愿望，为取信于西方，全面放弃了得以与北约抗衡的华约组织和武装力量乃至意识形态，结果换来的竟是北约东扩，面对着北约对自己的历史盟友狂轰滥炸却无可奈何。南斯拉夫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然而在眼看着国家主权被割裂出去而无力挽回时，毅然做出参加俄罗斯－白俄罗斯联盟的抉择。现在留给中国的问题是，中国能有把握说自己不会有那一天吗？如果那天真的降临，中国将和谁结盟呢？已饱受屈辱和欺骗的俄国去年向中国和印度发出明确的结盟信息，但并未得到中国和印度的积极回应。这是因为他们尚未感受到与俄国同样的压力。谁都知道不结盟的好处，而与人结盟就连北约在开始时也是不得已的事。但问题是现在的北约是国际社会无法制约的联合军事力量。为实现21世纪的全球地缘战略，北约已开始抛开联合国单独向主权国家诉诸集体武力。而在东海、南海和印度洋地区，中国和印度都有与美国不可妥协的（远比中印在边界利益更为重大的）利益存在。中国在看到苏联解体和俄国衰落下去之后，渐渐地感到同种压力正在降临；印度是印度洋的唯一大国，而印度洋又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条海上航线的交汇点，是美国海权战略必须控制的核心地区。且不说印度版图像利剑直插印度洋中心，直逼横穿印度洋的国际航海线，仅具有核威慑和核打击能力的印度在这世界海权心脏区崛起的现实，就不会让西方列强放心。可以推定，在解决了东海和南海争端之后，印度问题连同所谓的“西藏问”题将提到西方海权国家的桌面。唇亡齿寒，难道中国和印度还能等到美国对其各个击破之后，再像南斯拉夫那样因恐惧而考虑与他国联合吗？

　　今天美国的反华政客们应该学习历史，因为他们在对华政策上正在重复昨天美国曾经犯过的错误。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为不得罪日本而牺牲中国的利益，[7]结果换来的是1941年日本对美国的轰炸；当太平洋战场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不得不强吞其堂哥执政时结下的苦果：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为了使中国抗战到底并与美国结盟，他顶着英苏的异议，邀请中国参加开罗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出现冷战，处于顶峰期的美国，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自认可独霸世界，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又开始老病重犯：50年代美国国内兴起以“麦卡锡主义”为标志的妖魔化中国的浪潮，在外交上美国与日本、中国台湾、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韩国等签订一系列军事条约，对中国形成一道月牙形的遏制锁链。朝鲜战争失败后，美国又发动越南战争。至70年代初，长期陷在越战泥潭中的美国已意识到没有中国的合作，其在亚太已独木难撑。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冰冷的气氛中从大西洋彼岸向中国伸出寻求合作之手；70年代末苏联在阿富汗和越南发起咄咄攻势，美国又一次意识到与中国合作的意义，1978年中美建交，中美关系再次进入良性互动阶段。如果了解这段中美关系史，就会认识到：美中关系才是亚洲稳定的历史基石。现在美国又重新进入顶峰时期，此时美国一些人似乎忘记了历史，又旧病复发，即在顺利时又开始犯忽视中国的错误。

　　现在需要美国回答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可以肯定，今后在亚太地区就不再需要中国的帮助？别的不说，就说达赖在美国的支持下若真的实现了所谓的“西藏独立”，美国政府考虑过没有：届时谁来填补这一地区的政治真空呢？靠达赖？只要看看周边的国家实力，就知这显然不可能。靠美国？美国把军事力量特别是陆军力量投到这远离海上交通线的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这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19世纪英国政府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才没有对中国在西藏问题上采取像鸦片战争那样过于激烈的行动[8]。那么靠印度？这会给美国带来更大的麻烦。别的不说，仅印度那如剑插入印度洋的版图就对美国的海上利益形成相当的压力，如印度在获取远程核威慑与核打击能力后，再获取西藏地区并在波斯湾侧翼崛起为一个新的大国，这并不是美国乐意看到的情景。如果事情真到这一步，届时美国的西藏政策就会再回到19世纪英国的思路上来，即让中国控制西藏最有利于美国的全球利益。今天美国和印度的政治家们在忙于眼前事务时可能没有考虑这么久远，而现在笔者沿着目前美国政府的思路为其指出上述可能出现的历史后果，这有助于美国乃至印度正视与中国合作的长远意义。

　　历史是辩证的。今天控制世界的七国集团成员多是经由战争的道路打到一起的；而为这些国家长期提供原材料的南方国家，至今仍为贫穷所困。难道人类非经“不打不相识”的逻辑才能平等相处吗？19世纪末中国遭受了差点被列强瓜分的命运，20世纪末南斯拉夫又在强权下经历着最严峻的考验。在欧洲科索沃战火未尽的当下，展望21世纪的亚洲能否依然和平，颇有点乐观不起来。

　　2021年3月26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到中国驻南联盟被炸使馆旧址凭吊烈士，塞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斯特法诺维奇陪同凭吊。 李晓伟摄

　　[1]本文刊发于《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

　　[2]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页。

　　[3]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350～351页。

　　[4]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379页。

　　[5] ［美］尼克松著，王观声等译：《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03页。

　　[6]通观邓小平同志关于时代问题的论述,不难发现小平同志直到1992年在南方视察时还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至今一个也没解决”问题，而不是把它看作已被解决并为时代表现出的“主题”来看待的；换言之，邓小平同志并没有认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要特征，而是认为“世界和平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我们离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条件还有相当的距离。至于现时代出现的“大战打不起来”，“至少十年打不起来”的和平时期，小平同志也只是把它放在历史目前可提供给中国发展经济的“机会”来看待的。详见拙文：《关于时代问题的跨世纪的思考》，载于《世界问题研究》1999年第6期。

　　[7] 20世纪初美国决策层已意识到日本崛起并且有可能成为一个比俄国还难对付的敌手, 但西奥多·罗斯福认为：“鉴于中国的软弱，美国和中国结盟将一无所获，只会增加额外负担。”同时他也相信，只要对日本持尊重态度，日美冲突还是可以避免的。参阅［美］孔华润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8、65～66页。

　　[8] 1950年3月8日美国驻印使馆在给美国务院的第301号电文披露，印度为西藏叛乱分子提供为时半年的作战所需，“牲畜驮运是惟一实用的运送手段，上述弹药数量约需7000头骡子的运送。由于没有那么多的骡子可用，一部分或者全部的3英寸口径迫击炮和弹药可能无法运离印度”。6月20日美国驻英国大使道格拉斯在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第3480号电文中报告了英国外交部对美国希望英国援助“藏独”分子的回应，英国认为：“西藏不容易进入的特点使得任何加强对中国进行军事抵抗的行动都不现实。西藏长期被认为不能进行除了名义上的任何抵抗。”详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一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页、335页。

     【本文作者：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