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8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会时表示，《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若得到行政会议同意，将于3月14日提交立法会，加开会议进行首读。这份草案非常丰富，涵盖修订《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立法会条例》《选举管理委员会条例》《区议会条例》《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5条主体法例及相关附属法例，也包括更改立法会换届选举日期等。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给大家科普一下香港的“三读”程序。
在西方国家，“三读”制是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审议和通过议案（主要是法案）的一种程序，最早起源于中世纪的英国，后被美国、联邦德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效仿，并逐渐普及。西方议会的"三读"一般都是在议会或两院制中的某一院全体会议上进行的。在“三读”制中，“一读”一般只宣读法案题目和要点，而后进行议案登记，交某委员会审查；“二读”法案全文及有关委员会审查结果的说明，进行大会辩论，逐条审议并提出修改意见；“三读”原则上只做文字上的修正，而不再进行实质内容的修改，并由议会进行正式表决。
可以说，此次《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的首读——即“一读”，是香港选举制度完善的第一步，更是一国两制体制在香港进一步完善的开始。
笼罩在废青黑暴之下的曾经的香港
最近几年来，港独势力一直在不断搞乱香港，无论是占领中环、攻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打砸商铺、焚烧地铁和国旗，或是占领中环、港大，简直就是无恶不作，罄竹难书。
说到这些港独曱甴，我们不能不提一提香港独立这种思想的形成原因。在我们看来，港独思想的形成主要有三大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存在利益纠纷。大家都知道，大陆是禁止公务员及其近亲属经商的，但在香港则不同，从1990年开始，随着当时港英政府允许高层官员相对自由地向私营机构流动，利益冲突现象开始在香港的高层公务员中逐渐增多，尤其是高级公务员退休之后的工作应聘现象屡见不鲜。据统计，1997年就有70名前政府高级公务员申请建立顾问或咨询公司。香港回归之后，香港政经环境的变化导致公务员人员构成和管理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本土的高级公务员在退休后会倾向于受雇于私营机构，这使得公务员退休管理面临很大的挑战；与此同时，香港特区政府曾一度致力于推行私有化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变革。与之相对应的正是两种最为典型的利益冲突形式：其一是延后利益，即公职人员在退休或离任之后去私营机构工作以换取曾经在担任公职时交换利益获得的好处；其二是在私有化运动下，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服务外包或其他机会寻求私人利益。
那么问题就来了，随着香港回归的时间越来越长，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理和影响力正在逐渐加强，未来这种公务员以权谋私的现象肯定会得到改善，那么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自己获利被剥夺呢？那就只有不让中央插手香港事务了，而最彻底的方式就是香港不归中央管，那不就是独立吗？
第二个原因就是文化差异。从1842年，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算起，到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香港经历了155年的殖民统治，在这期间，香港完全采用英国的教育方式和教材，大大忽视——甚至是扭曲了对中华民族、中国，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描述。而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这种现象也并没有改变，甚至更严重的是，香港独立的思潮还逐渐成行了。在这我们给大家两个例子，2014年2月，香港大学学生会的官方刊物《学苑》的封面专题是《香港民族命运自决》。2013年，《学苑》还编印了一本名为《香港民族论》的书，主张香港“寻找一条自立自决的出路”。大家想想，很多的香港小孩子，他们从小就受到这种教育，长大了能好得了么？如果我们赋予“一代人”这个概念是25年，那从1842年到现在，已经是七代人了！大家想想这种潜移默化在七代人中会有多么的可怕。
黄之锋（左二）等“港独”分子与美国外交官会面
第三个原因就是外部势力的干预。从2019年2月香港修改《逃犯条例》风波爆发以来，包括美国、英国等在内众多美西方国家就纠缠在其中。比如，港独头子黄之锋就曾与2019年8月6日于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政治组主管Julie Eadeh进行了会面；3月23日，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等几名反对派人士与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碰头；三天后， 陈方安生与反对派议员郭荣铿、莫乃光等人又拜会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5月16日，反对派李柱铭、李卓人、罗冠聪等组成的“反对引渡修例美加团”会见蓬佩奥和佩洛西……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此外，另一方面就是香港的法庭、法院和审裁处中充斥了大量的外籍或双重国籍法官，这也是此前众多港独曱甴得以逃避法律制裁的原因。
其实，尽管如此，但香港现如今的这种情况不难扭转，一方面，中央层面凭借《反分裂国家法》等法律，对香港的管制，以及对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非常有效，直接逮捕并判处了了一大批港独曱甴；另一方面，大陆移民——那些被称为“新香港人”的人群的影响正在扩大。这种说法源于2013年10月，当时《人民日报》海外版以“新香港人”形容大陆赴港定居的人士，直指香港发展正需要这些“新香港人”，引起社会极大的回响。
2020年3月1日，“紫荆党”正式登记注册，注册人包括瑞士信贷集团董事李山、黄秋智和卓悦控股董事会主席陈健文。
2020年3月1日，香港一批亲中央的财经界人士公开宣布创办一个名为“紫荆党”的新政党，目标是希望吸纳25万名党员，成为一个“代表香港人利益”的新政党，这进一步显示群体在香港社会的影响力正在扩大。而这25万名党员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新香港人”。在此次香港选举制度改革中，紫荆党将是胜利者之一，其所代表的“新香港人”将有更大可能进入香港选委会，并参与香港的政治活动。
紫荆党党徽
中央政府处理这几年看似非常棘手的香港问题的脉络，通过这两年以来的实践，已经被显现出来，在法律层面不断完善、改革曾经缺失的“一国”，和风细雨，步步为营，渐渐挤压港独分子的生存空间，其效果在当下已然充分显示；而从2020年以来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在香港问题上，其实正好显示了社会主义祖国无比强大的制度优越性，相比之下，曾经在抗击上与西方起舞的香港，最后在新冠病毒的严酷“威逼”之下，也不得不渐渐向中央政府靠拢，香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接受中国式抗疫的理念和方法，从现实层面来说，这实际上也是在强化“一国”。
而如“紫荆党”这种新的政治生态的出现，则更带有强烈的想像力，它背后是这些年内地经济社会对香港繁荣的巨大支持，它其实回答了香港到底是谁的香港的问题，香港是香港人的，但更是中国人的，香港与内地没有任何的物理隔离，其实香港本就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相信未来大湾区建设的进一步落实，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的融合面会越来越大，正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未来的港独分了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安身了，一个像黎智英一样，被收在监狱里，一个像罗冠聪一样只能到海外去苟活。
【司马平邦，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司马平邦说”，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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