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有志：天翻地覆慨而慷——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00周年感言

　　【编者按】本文系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姚有志将军为纪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00周年而作，首发于2017年7月8日昆仑策研究院公众号和昆仑策网。作者从世界历史演进和中华民族发展的角度，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百年历程。为配合党史学习教育，现经作者授权本院头条号重新修订原创发布，以飨读者。

　　2017年，有好几个整十当口的历史节点值得纪念：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全民族抗战80周年，中国工农红军改变为八路军、新四军80周年等。但是，最有纪念意义的莫过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语），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00周年。

　　一、两次极大影响和深刻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文化传入

　　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演进历史上，先后有两次外来文化传入极大影响和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命运。第一次是开始于汉代，完成于唐代的佛教的传入，第二次就是100年前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两次文化传入对中国命运的作用方向是相反的，结果也是不同的。

　　佛教是在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久开始从印度传入的，并在传入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实现着佛教与儒学的融合，完成着佛教的中国化。唐朝初年，玄奘“西天取经”取回了完整系统的佛学经典，一方面为文化大开放、大包容的大唐盛世锦上添花，一方面促使普渡众生、善哉善哉的佛教理念与温良恭俭让的儒学宗旨加速融合，由此导致中华民族在精神气概上走上了一条由盛而衰的不归路。到唐之后的宋代，中华民族的一些优良价值观念和行为导向发生了错位甚至颠倒，如男子汉的形象风度由驰骋疆场的伟烈丈夫，变成了吟诗作画、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清朝初年还为世人提供了利用佛教弱化民族精神的典型案例：满族贵族入主中原，不太担心汉民族是否造反，最恐惧的是蒙古族的武勇精神。于是康熙皇帝为蒙古族普及和推行藏传佛教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也就是五、六十年光景，蒙古族人口即减少一半，从整体上扼杀了蒙古族的武勇精神。

　　从两宋到清朝中晚期的近千年间，在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剪裁和扭曲过的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的综合作用下，大气磅礴、昂扬向上的中华民族观念文化遭受到严重摧残，曾经充满进击精神的中华民族成为名副其实的“东亚病夫”。马克思主义就是在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时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好比起死回生的强心剂，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觉醒崛起，注入了灵魂和希望。而引领中华民族从觉醒到崛起、从崛起到初步振兴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不论当今一些人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有多少怨言和不满，但中华大地“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百年沧桑巨变，是任何人、任何力量都否定不了的辉煌现实。

　　二、中华民族元典文化信仰的强势地位和科学精神毋庸置疑

　　人类社会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过程中，中外各个古文明体都先后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元典文化信仰。

　　现在所说的中国国学（传统文化），主要是指春秋战国时期先贤文化大师所创立的主导性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行为导向的统称，是指以易学为思绪，儒学为主干，道家学说和兵家学说为两翼，其他诸子百家共同参与构建的思想文化大系，是指直面自然界、直面人类社会、直面人生的中国先贤文化大师所创立的具有浓郁的朴素唯物和辩证科学精神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大系。

　　而同时代中国之外的其他古文明体，都不约而同、或迟或早地将自己的元典文化信仰皈依于宗教，包括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各大宗教的教义都包含大量真善美的内容，这一点不可否认。但宗教的本质是，先贤文化大师对残酷的、血腥的、严重不公平的现实世界无可奈何的文化创造和信仰凝聚，并以此抚慰芸芸众生甘心情愿承受现实世界给予的各种痛苦和磨难，静心祈祷虚伪缥缈的未来天国之幸福。

　　因此，中国与其他古文明元典文化信仰的根本区别，在于唯物与唯心的区别，无神论与有神论区别。为什么中国是世界上所有古文明体中，唯一保持历史和维护传承一贯性的国家？为什么其他古文明体都经历过断代移文的厄运？个中原因可能很多，然而充满辩证唯物科学精神的中国元典文化，一经诞生就抢占了人类文化的制高点，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西方后来居上，通过文化、产业、政治三大革命把中国远远甩在后边

　　中外古文明体在其元典文化信仰的催动下，都在2000多年前分别钻进了封建社会的隧道之中。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历代封建统治者，虽然对元典文化各取所需，任意进行剪裁和扭曲，但强势的元典文化基因仍然支撑着民族生命的延续。而历经政教合一千余年“黑暗的中世纪”的西方社会，物极必反，终于得到涅磐般的新生，发轫于14世纪的以文艺复兴为旗帜的思想文化革命、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登上统治舞台的资本主义政治革命就是其鲜明标志。

　　西方思想文化革命之时，正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最封建、最黑暗、最封闭的明王朝之日；西方产业革命之时，正是满族贵族入主中原之日；西方政治革命之时，则是中国进入拿破仑所说的“东亚睡狮”之日。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当西方的文化、产业和政治三大革命完成之际，中国还在封建社会的隧道中步履蹒跚，西方殖民主义乘三大革命的劲风掀起殖民世界的狂涛恶浪之时，沉睡中的古老中国无处不是与西方的巨大差距。184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区区几千英军从珠江口打到长江口，从广州湾打到渤海湾，以1：600的战争伤亡比，横扫清军如卷席，“天朝大国”的25万守军不堪一击。英国人哈哈一笑：这哪里是什么“东亚睡狮”，分明是“东亚病夫”嘛！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大清王朝的惨败而告终，标志着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四、马克思对中国落后原因的分析及对中国未来前景的预见

　　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文化革命、产业革命、政治革命三大资产阶级革命基础上诞生的人类最先进的文化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全部历史的考察，通过对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推出的三大理论成果，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占领了人类文化信仰的制高点。

　　1848年《共产党宣言》公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从那时起，马克思、恩格斯就对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古老中国给予极大关注。有关资料综合了马、恩关于中国的五个观点：

　　（1）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曾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过程。火药传到西方，炸碎了骑士（封建）阶层，指南针指引探险家发现了新大陆。中国现在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没有跟上时代潮流。

　　（2）中国的封建统治层已经腐朽，民众麻木不仁，需要从时代相传的愚昧迂腐状态中逐步唤醒。

　　（3）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但革命具有宗教色彩，只想改朝换代，不知道自己真正的使命。中国人民的觉醒会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不断提高。

　　（4）中国革命必将对世界文明过程产生重大影响，未来中国将出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新国家名称或是“中华共和国”。

　　（5）未来广州将成为世界的中心城市之一，以太平洋两岸为世界经济中心的格局，或将由以太平洋两岸所取代。

　　1840年以来中国近现代革命的过程，基本上是沿着马克思的语言进行的。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七十年间（1848-1917），多种原因导致马克思主义迟迟不能传到中国，没有先进文化引领的一代代仁人志士，在前赴后继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只能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而忍恨。期间因战败而被迫与列强签订的600多个不平等条约，就是那七、八十年斗争结果所开出的“发票”。

　　五、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第一阶段（1917-1949）的时代主题：革命与战争，通过革命暴力的政治革命武装夺取政权

　　毛泽东指出：“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初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仁人志士们，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出卖中国的严重事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也曾企图用新文化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参与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大革命。但血的事实教训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早已失去了按照西方文化革命——产业革命——政治革命的顺序挽救民族危亡的条件，文化救国的道路走不通！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按照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学说，借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处首先突破的经验，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把西方三大革命的顺序颠倒过来，通过暴力的政治革命实现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适应战争与革命的需求呼唤，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大系中最早成熟并无懈可击的一部分。毛泽东军事思想通常分为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军事辩证法四大块，其中人民军队（建军治军）又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中最精彩、最辉煌的篇章。

　　由于理论创造和实践指导的时代主题所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家很少涉及建军问题，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是动员旧军队参与进行的，因此建军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新课题。从1927年9月对秋收起义部队进行“支部建在连上”的“三湾改编”起，毛泽东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建军的高度，从“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出发，确立并建立起党对军队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实施绝对领导的制度，如党委制、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制；确立和建立起最优化的军队内部和外部关系，如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制度，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和优待俘虏的三大原则；确立和建立起最具思想性和可操作性的作风和纪律体系，如“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三八作风”，和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主要内容的铁的纪律。

　　岂止是建军治军，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全部思想观点、精神作风、行为准则和战略战术原则，全是毛泽东首创。这正是解放军军歌中“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的全部意义之所在。“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泽东军事思想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人民军队，打造成一支有灵魂、有血性、有本事、有责任担当的无敌雄师。这支军队在党的领导和指挥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一切艰难困苦，打败了所遇到的一切内外敌人，为夺取全国政权，赢得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恩格斯当年曾经预言：无产阶级的解放将在军事上又自己的出色表现。实现这一预言的无疑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及其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近些年来，某些传媒在军事宣传中时常出现“孙子兵法”字样而鲜有毛泽东元素，这是不妥当、不科学的。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熟读孙子兵法的军政大员多的是，但为什么对外战争打一仗败一仗，而且仗仗败得惨不忍睹？孙子兵法的威力哪里去了？当然，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国学的瑰宝，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的第一个兵学巅峰。如果说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有了孙子兵法的因素，那也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将其激活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并汲取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中国古典兵学智慧所创立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则是中华民族开创的人类战争史上的又一兵学巅峰。

　　六、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第二阶段（1949-1978）的时代主题：捍卫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兼有产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补课任务

　　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有这样三句惊世骇俗的讲话：

　　“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实践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毛泽东的这三句话，实际上就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第二阶段确定了主题。这就是巩固和建设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按照毛泽东关于“走历史的必由之路”的思想，还兼有产业革命和文化补课的艰巨任务。

　　首先，这是一个“准战争”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中后期，我国一直面临着极为严峻和复杂的安全形势。规模不等的局部战争和形形色色的武装冲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朝鲜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历时三年的抗美援朝作战是中华民族的百年雪耻之战、新中国立国之战。此战，我们将两个八国联军（以美军为首的17各国家的军队）打趴在三八线上，一雪中国军队近代百年逢外必败之耻辱，使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了。当然，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还不止如此。倘若不抗美援朝，朝鲜的数百万难民和数十万军队自然会涌退到我国东北，东北就必然出现一个国中国，后果的确很严重。

　　剿匪作战也是这个时期的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国民党军被赶出大陆后，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土匪武装和国民党散兵游勇有上万股、200多万人。缴费作战几乎与抗美援朝作战同步进行，但持续时间比抗美援朝长得多，一直到60年代初，中国几千年的匪患才被彻底根除。

　　这个时期围绕保卫和巩固人民政权所进行的军事政治斗争还有很多，都可视作人民革命和人民解放战争的继续。

　　在产业和经济方面，旧中国留下的是一个破坏殆尽、一穷二白的烂摊子，支撑大国地位的战略性产业几乎为零。

　　当时我国工业的总体水平，不仅落后于欧美一二百年以上，与印度相比也有30—50年的差距。为了尽快补上产业革命这一课，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于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启动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以建立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国家建设五年计划，全国各族人民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引领下，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到60年代末，我国就在几乎白手起家的基础上，建立起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并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尖端成果，跻身世界有核国家行列，一举超越印度，以大跃进速度补上了产业革命这一课。

　　同时，国家建设的各项经济指标，都远远超越了旧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仅用一年时间建成的外观巍峨壮观、内装富丽堂皇的人民大会堂，是那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时代留下的生动地标之一。

　　现在有人动不动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来否定那个时期的建设成就，是不公正的。与现在相比，那个时期是贫穷的，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造成的，更不是毛泽东造成的，而是积贫积弱的中国近代社会造成的。

　　文化大革命是这一阶段发生的最不被人理解的大事件，但毛泽东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很重，认为是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新中国是在封建文化浸泡2000多年、殖民文化污染100余年的文化环境中诞生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摧毁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并没有触动它们的文化根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机器的建立，使中国政治革命跳越发生落下的文化革命一课，具备了补课的需求和条件。

　　50年代初毛泽东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以及对《红楼梦》研究的支持，可以看作是文化革命的前奏。朝鲜战争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惊呼：“中国牌子的共产主义比苏联牌子的共产主义更危险，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更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警觉，并反复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定要让帝国主义的预言破产！

　　60年代中期，新中国面临美、苏两霸的双重战争威胁，安全形势空前严峻。毛泽东确立的军事战略方针是“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

　　毛泽东选择这个时候发动文化大革命，显然有国内外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斗争的多重原因。现在看来，毛泽东企图用四、五十年完成西方用四、五百年才完成的三大革命任务，的确有些操之过急，但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无人能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无可非议！

　　七、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第三阶段（1977-2012）的时代主题：以发展国民经济为重心的全面改革开放

　　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举世瞩目的。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广州湾畔，拔地而起的以深圳为龙头的世界级超大城市群，昭示着140多年前马克思关于太平洋两岸将取代大西洋两岸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预言，正在变为现实。然而要全面客观实事求是地总结这一阶段的历史经验，需要厘清三个问题：

　　一是如何认识现代资本主义？

　　改革开放，特别是开放，面向的主体对象是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早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就进入垂死腐朽的帝国主义最高阶段。可是不要忘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惊醒了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此后若干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对内对外政策制度都进行了多层面的改良和调整，再加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资本主义获得了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也积累了比新生社会主义雄厚得多的财富和经验。社会制度的更替是叠加式而不是断崖式。新的社会制度要最终取代旧的社会制度，总要对旧制度的某些遗产进行继承、学习和借鉴。因此，我们在改革开放中注重面向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注重引进和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市场和一些管理方式，就是顺利成章的事。

　　二是如何认识这期间发生的东欧易帜，苏联解体。

　　苏联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在资本主义链条的落后的部分突破而建立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东欧诸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苏军解放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与资本主义世界相比，他们的军事政治力量可能拥有一时的某些优势，但在经济基础方面处于明显劣势。长达40多年的冷战期间，东欧经济状况明显逊于西欧。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主政的苏共背离了列宁主义路线，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落伍，在资本主义分化、西化、弱化、矮化和妖魔化的全面进攻中沦陷，就一点也不奇怪。历史上新生战胜腐朽，进步战胜落后，总要经过反反复复的漫长过程。东欧易帜、苏联解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但绝不意味马克思主义开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改革开放过程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旗自然地移交给了中国共产党。

　　三是如何正视改革开放阶段的经验和教训？

　　最近一经著名大学的学者讲，学术界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有“两个充分、两个不充分”，即对前30年的失误和教训讲得充分，对成就和经验讲得不充分；对后30年的成就和经验讲得充分，对失误和教训讲得不充分。我同意这种观点。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一帆风顺是不可能，挫折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改革开放，重点是面向我们革命和斗争对象的改革开放，国门一打开，资本主义积累的物质文明和政治及精神文明成果必然会一齐涌过来，必然会对社会主义中国带来正负两方面的冲击和影响。如果我们对其负面影响缺乏清醒的认识而不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分化、西化、弱化、矮化和妖魔化的“和平演变”战略实施，就将是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场堂而皇之的进攻；我们一些同志在“糖衣炮弹”进攻面前败下阵来，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改革开放之初，老一代革命家陈云就发出警世铭言：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改革开放刚十年，邓小平同志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到党的十八大之前，这两件事不仅一件也不见好转，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面对这些年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种种乱象怪状，总结一下失误和教训是有好处的，讳疾忌医、刻意回避是不妥当的。

　　八、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跨入了一个新阶段

　　这是一个向建党、建国两个百年目标冲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主题的新阶段。尽管进入这个新阶段的时间还不到5年，但开局良好，势头强劲，务实推进，前景光明。关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科学指导，以人民为中心的“五大发展理念”，以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理念、新战略，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规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类社会演进和发展基本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同时，在实践中关于整党强军、高压反腐、军民融合、一带一路、深化改革、改善民生、建立雄安新区、维护国家总体安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等等系列战略措施，已经拉开了这个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阶段的大幕。

　　九、关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各个历史阶段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中国化形态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第一、第二阶段中国化指导理论形态是毛泽东思想，这应该是无可争议的。毛泽东是集大革命家、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战略家于一身，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伟大实践家，又是集大思想家、大理论家、大宣传家、大诗人于一身，笔走飞龙，雷霆万钧，铸造精神文化大厦的伟大著作家。半个多世纪以来，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伟大实践的同时，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思想理论创造。张迪杰同志主编、香港出版的52卷本《毛泽东全集》，收录毛泽东的著述10862篇，2015万余字，其中不乏扛鼎经典之作。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著述最多的人。这些著述所支撑的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含蓄精神气概、道法理念、方法智慧和立场观点的博大精深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大系。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大系铸造了中国共产党党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魂，升华了中华民族魂，同时创造了一整套全新的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第三阶段，即改革开放阶段的指导理论形态，是在继承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发展和形成的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进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第四阶段，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阶段，理所当然地呼唤新的指导理论形态的诞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领袖和统帅在治党、治国、治军全领域所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所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章，所进行的一系列战略布局，所推进的一系列重大实践，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生动体现了在新形势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建树。

　　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00年来，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引领积贫积弱走入最谷底的中华民族，实现了天地翻覆的大反转

　　仅仅是100年，中国从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崛起为世界级的大国强国，成为引领人类发展进步的中坚力量。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而这一伟大奇迹昭示的结论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