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悬崖之上》：张艺谋的“架空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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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悬崖之上》体现了张艺谋的创新。

　　如此评论的人，可能真的不太看张导的电影。在我看来，《悬崖之上》不仅没有创新，反而落入张艺谋自己的窠臼，这再次证明，老谋子老矣，他只能不断地重复自己了。

　　《悬崖之上》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叫王子阳的人从日寇的细菌病毒实验中侥幸逃出，张译、秦海璐、朱亚文和刘浩存等四个在苏联受过特殊训练的地下党，用空降的方式回到哈尔滨，任务是找到王子阳，并将他送到国际法庭，揭露日本的反人类罪行。

　　所有的情节都围绕这一设定展开。

　　张艺谋的特长在摄影、色彩，他似乎不太善于讲述复杂的故事，也无力展示丰富的社会生活。从早期的《秋菊打官司》《一个也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一直到去年上映的《一秒钟》等，都是如此——围绕一个非常简单的设定，像拉橡皮筋一样单调地延续剧情。

　　如果按照好莱坞的分类，《悬崖之上》属于“鬼怪屋”类型，其要素只有两个：一个封闭的空间（如旅馆、游艇、小镇等），“鬼怪”（如怪兽、恐龙、反人类的科学家等），然后再加入人物就可以了。规则也只有一条：别被吃掉！而情节更简单，主要就是追杀和躲藏，最终以幸存者逃出封闭空间或杀死怪兽而结束。

　　中国观众熟悉的《侏罗纪公园》《大白鲨》《致命的诱惑》，2018年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剧本的《逃出绝命镇》等，都属于“鬼怪屋”类型。

　　《悬崖之上》也是这样，一个封闭空间——日寇占领下的哈尔滨；一个“怪兽”——倪大红饰演的特务科长及其手下，然后就是躲藏和追杀。《悬崖之上》的海报一直以头戴礼帽、身穿大衣的冷面杀手为主调，就准确地反映了影片的这一特质。

　　所以，从形式的角度来看，《悬崖之上》的创新是没有的，它既没有突破一般商业片的套路，也没有突破张艺谋自己。

　　不过，形式上没有突破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在价值观方面，张艺谋也没有突破自己。

　　02

　　看了《悬崖之上》，我立刻就想起了张艺谋10年前拍摄的《金陵十三钗》【点击阅读】，同时，心底也涌起了一个深重的怀疑：张艺谋何以如此热衷于表现被“国际”营救？

　　《金》和《悬》看似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但主题却只有一个：把获得拯救的希望寄托于“国际”，前者是美国，后者是苏联。

　　这是一种相当“民国范儿”的思维模式，或者说是一种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精英的思维模式，其背后真正的逻辑是：反正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战胜日本，只能寄希望于其他大国干预。

　　三十年代的时候，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就是这样的思维模式。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北，蒋介石想的不是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厉兵秣马，收复失地，而是到“国际联盟”去控诉，但国联是偏袒日本的，对阻止日本的侵略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东北失而复得，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彻底胜利，粉碎了徳意日三个轴心国的结果。

　　民国精英有依赖“国际”拯救的心理，或许可以理解，因为晚清以来，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基本是每战必败，每败必割地赔款，他们还没有品尝过胜利的滋味，有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

　　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取得了所有保家卫国战争的胜利，尤其是抗美援朝的胜利至为辉煌，张艺谋这样的文化精英为什么还是不能走出失败主义的阴影？

　　正如我多次指出的那样，张艺谋没有摆脱“第五代”的叙事框架，即把西方（苏联算半个西方）表现为“现代”的，把中国表现为“传统”的，以此来暗喻中国走向西方的必要性、正当性。

　　这个叙事框架中，事实上还包括了一个更为隐而不显，但更为致命的前提：否认中国革命也是一种现代性，并且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必由之路。

　　《悬崖之上》《金陵十三钗》这样的电影，和张艺谋的《活着》一起看，也许才能品出其真实的含义。

　　顺便说一句，渲染依靠其他大国拯救的思想是非常有害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切礼物都会被暗中标明价格，被人拯救就必然被人统治、算计、甚至出卖。

　　以苏联为例。

　　在抗战初期，苏联固然给了中国很大援助，但是在1941年，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后，即停止了对中国援助，并宣布承认“满洲国”，这对正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国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可以说，《苏日中立条约》严重加剧了中国抗战的困难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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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质上说，《悬崖之上》仍然是一部“神剧”而非“人剧”，张艺谋不过是借抗战的背景，讲述精英无所不能的神话故事。

　　许多评论把《悬崖之上》和2009年上映的《风声》做比较。其实，从观赏性和扣人心弦的角度看，前者似乎还不敌后者，但这两部影片，和近年来一系列热播的谍战剧一样，都共享了同一个史观，即精英史观，并且对我们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地下工作做了错误的表现。

　　如果单看这些“谍战剧”，地下党的工作似乎主要就是搞情报、搞暗杀，有时甚至还要大施美人计，但真实的地下工作不是这样的。

　　真实的历史是，我们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地下工作——尤其是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之后——固然也包括搞情报，但重点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搞工运、学运、农运、兵运等。

　　建国初期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反映“陪都”重庆地下工作的长篇小说《红岩》，才更接近地下党的真实状况。

　　在小说中，许云峰、江姐、成岗这些地下党英雄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印《挺进报》宣传群众，深入重庆大学动员学生，深入国民党的兵工厂动员工人，深入华蓥山区去组织和武装农民……

　　党的地下工作之所以把群众工作作为主要任务，这是由中国革命本质上是一场人民革命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把地下工作完全表现为少数“谍战精英”的情报工作和暗杀工作，这是对地下工作的歪曲。

　　《悬崖之上》算是历史题材，但在这部历史题材的影片中，历史却并不存在，就连王子阳要去的目的地国际法院，在影片展示的那个年代，都还没有成立。

　　《悬崖之上》中的英雄人物，都是外在于历史的，正如影片所表现的那样，是“空降”到历史中来的，他们一丝不苟、机敏过人、壮怀激烈、杀身成仁，但是，却与历史无关！

　　【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 “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