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屏：香港，深圳和广州的宗教活动

　　二零一八年夏天，我参加了美国亚洲联合会组织的香港，深圳，广州，印度的宗教与社会的考察学习活动。这个活动一共二十一天。第一站是香港，第二站是深圳，第三站是广州。第四站是印度。

　　我以前到过香港两次。一次是到香港参美国中国历史学会在香港浸会大学的学术会议。第二次是参加美国富布莱特基金赞助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参观考察活动。当时我是十五个美国教授中的一位。我们在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厦门，汕头，东莞考察了二十多天。那一次，主要是考察当地的工业活动为主，去的地方都是工厂和学校。这次我们住在香港大学，除了听课外，每天有一个香港大学的研究生，带我们去各种宗教场所去参观，感受，当地的宗教活动。因为这个缘故，这次对香港社会的了解比以往多一些。

　　香港的宗教多元化

　　香港宗教教派非常多元。我们参观的第一个宗教场所，就是位于香港中环的圣保罗大教堂。这座大教堂的是香港华人基督教团体跟香港殖民当局协商获得土地，于一九零九年建成的。教堂的建筑很宏伟。我们先跟一个退休白人老牧师进行了交流。这个白人牧师大概有八十多岁。已经退休，现在被教堂聘来整理教堂的档案。他八十年代初就到中国的南京活动，在那个时候就跟我们这次的活动的组织者格兰夏伟相识。所以这次就理所当然地请他给我们介绍圣保罗大教堂的历史。圣保罗大教堂是香港的地标性建筑，所处位置优越。所以信众很多。来做礼拜的人，有几千人。同时有英文和汉文的布道。

　　在档案馆跟那个退休的白人谈过后，我们又来到教堂，听教堂的林牧师讲解教堂的历史。林牧师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一般人六十退休，香港的教会允许牧师工作到七十。他给我们讲了教堂的建筑风格，历次扩建的情况，资金来源等。还赠送我们每人一册印刷精美的圣保罗大教堂的画册。因为书很重，我们还要旅行就留在了香港大学的宿舍里了。

　　我们参观的第二个宗教场所是一家印度教的会所。这个会所在一个不起眼的居民楼的五层。原先曾经是一个小餐馆。现在改建成一个宗教场所。我们乘坐电梯到达后，看到里面有两个年长的印度妇女在用鲜花编制花环。他们崇拜的神是印度教的女神科瑞斯那，每天晚上的礼拜，要给女神换上新的花环和新的衣服。他们说女神工作了一天也需要换衣服，休息。墙上挂着关于科瑞斯那小的时候的绘画，还有她跟姐姐，情人在一起的画像。还有显示科瑞斯那神通的画像。还有一个七十多岁印度男子的照片。据说这个男人就是这个教派的创始人。他本来和常人一样，结婚生子。但五十多岁的时候得道，离家创办了这个教派。他本人在世界各地传教，他的信徒在世界各地创办他的会所。很像今天的跨国公司。

　　我们参观的这个会所的主角，是两个中国香港女人，一个中国香港男人，一个澳大利亚男人。两个中国香港女人的穿戴都是印度女人的服饰，额头上点着红点。那个年长一点的女人有四十多岁，年轻一点的有三十多岁的样子。两人都是医生，每天除了在医院上班，所有时间都在会所里。那个中国香港男人，有四十多岁，他的职业是记者。除了工作外，也是每天在会所里拜神。他的穿戴跟印度男人的穿戴一样，一块白布围在腰上，额头上也点着红点。他会敲印度鼓，拜神的时候，他是鼓手，一面跳，一面击鼓。那个澳大利亚男人，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圆脸，穿戴也是印度男人的打扮，额头也有红点。他说他出生时是基督教徒。但他的妈妈离婚后，改信印度教，也把他带进了教。他长大后离开了澳大利亚。他有一个硕士学位，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补课老师。除了教课外，他大部分时间也是在会所里。

　　那两个中国香港女人给我们详细讲解了她们入教的经过。那个年纪大一点的女人说，因为家庭的原因，她本来信佛教。在医院的工作压力很大，现代生活的节奏很快。她便想从宗教中寻找解脱。后来她的一个同事，邀请她去印度旅游，她跟这位同事去参加印度教的法事，她一下就改信了克瑞师那。她并没有讲清楚，她为什么信了克瑞师那。信克瑞师那让她得到了什么？她只是说她现在生活的很好。我问她结婚了没有？丈夫是否也信克瑞斯那？她说丈夫不信。只她一个人信。我问她她天天到会所里来，丈夫不在意吗？她说她不在乎。

　　我从来不知道中国人有信印度教的。这三个中国人让我开了眼界。而且据他们讲，他们这一教派，在中国广州，北京，西安，广西等地，还有分支。有些地方的中国年轻人开始举办印度教结婚仪式等等。看来，在中国目前这种社会大气候下，印度教在中国的传播还是有社会基础的。

　　参观完了印度教的这家会所，我们去参观了香港最大的一个伊斯兰教清真寺。这家清真寺位于九龙。是一家很大的清真寺。有三层楼高。一楼是用餐的地方。二楼是祈祷的地方。地上铺着漂亮的地毯。地毯由不同的颜色的图案把地面分成一行行，一排排。祈祷的人按行按排的跪下祈祷，三楼是女人礼拜的地方。

　　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是一个年轻人。他说他是这个清真寺里领着祈祷的人。他是巴基斯坦伊斯坦堡大学的毕业生。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可兰经。他说他能把九百多页的可兰经从头到尾地背下来。他穿着伊斯兰的白色长袍，人长得很秀气。就是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好像没有睡醒一样。我们进入大厅的时候，有几个人在墙角躺着睡觉。可能他觉得不雅观，就走过去把这些踢醒。那些人都不情愿地坐了起来。他跟我们说，领着祈祷的人不是阿訇，任何人都可以领着祈祷。他讲的时候，有人在用吸尘器在吸尘，声音很大。我们听不清他讲的话。他示意让打扫卫生的人关掉吸尘器。但人家不予理睬。可见他在这里没有什么威严。

　　这个年轻人口才不错。跟我们细心的讲解伊斯兰的信仰。为什么一天要五次祈祷。以及他们的经费是哪里来的等等问题。据他说，维持这个清真寺费用，主要来自信众的捐款。

　　关于世界上有好多所谓的恐怖分子信仰伊斯兰教的问题。这位年轻人说他不否认有些恐怖分子信伊斯兰教。但就像一个家庭父子十几人，不能因为出了一个坏人，就把这家人都说成是坏人。恐怖分子跟伊斯兰教没有根本的关联。中东地区因为生产世界工业的粮食石油，所以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世界上的大国，特别是美苏两国长期在中东互掐。苏联解体后，美国更是加紧了干涉中东事务。美国入侵伊拉克，把本来平静的伊拉克搞得个鸡飞狗跳，民不聊生。我的一个美国同事就曾说，如果任何别的国家敢入侵美国，他也会是恐怖分子。中东的伊斯兰国家，因为拥有别人眼红的石油，日子过不安稳。叙利亚，利比亚，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被西方国家一搅和，便成了无家可归、任人宰割的世界难民.

　　据这位引领祈祷的年轻人说，香港有二十多万伊斯兰教信众，做礼拜的清真寺有七处。这些穆斯林来自世界各地。巴基斯坦，印度，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东一些国家。香港最早的清真寺，就是上个世纪的二十年，印度穆斯林跟香港殖民当局批地建造的。

　　我们还参观了道房山基督教中心，道房山建于1930年代。创始人人是挪威传教士瑞晒特。他早期在中国湖南传教。后来在香港买下了道房山，建了这座基督教中心。这个基督教中心的特点是它的建筑风格有东方建筑的元素，它的礼拜堂，不像传统的西方教堂，而像中国的天坛式的建筑，内部是圆顶立柱，墙上挂的也是东方风格的话和对联。瑞晒特起初设想是向中国的佛教徒和道教徒传教，所以尽可能在建筑风格，传教风格中揉进东方的色彩。道房山在香港也算是一个很高的山。当年瑞晒特买下这座山，算是一个很好的投资。今天除了山顶的房子和教堂，其他的地都租出去了。听中心负责人讲，租金是中心的重要收入。香港大学的宗教系主任说，道房山近几年不景气。他们还能维持下去的原因，就是靠地租，房租的收入。

　　这个基督教中心每年有几个大陆来的访问学者。有一个是社科院宗教所的研究员，一位内蒙的学者和一位温州的学者。温州来的那位和社科院的学者是研究基督教的。内蒙那位学者是研究东正教的。他们都是来香港进行三个月的学术交流。就在这个基督教中心吃住。这个基督教中心，并没有什么可以做研究的地方。我想主要是提供吃住的便利而已。但这个地方的交通很不方便，出入只能靠出租车。我们进山是租了一辆中巴。那辆中巴把我们送上山，晚上八点又回来接的我们。

　　社科院宗教所的那个人给我们作了一个关于中国宗教的讲座。他主要讲了习近平上台这几年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他的英语不是很流畅。他的大意是中国的民间的基督教发展很快。各地形形色色的家庭教会很多。中国政府在习近平执政这几年，对宗教活动的管理开始收紧。他演讲的语气和用词，很像是基督徒。但他讲完后，我问他是否是基督徒，他一口否认。

　　我们还去参观了尚善真道观。这是五十年代由一帮大陆来香港的人建起来的。这些年逐渐扩大。我们去参观的这一天，道观里正在做法事。一群七八十岁的老太太，穿着道家的服饰，举着各种道家仪仗在观里来回的走动。三十五度以上的高温，十几个老太太全幅道装，道帽，在院子里敲着法器，走来走去。十几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看上去年轻一些，大概四五十岁的样子，其他都有六七十岁，有一个老者得有八十岁的样子。他们的大殿里供着传统的道家的神祇的塑像。她们在大殿里做完祈祷，就到外面走一圈。休息一下，又周来复始的走一遭。像其他道观一样，这里面有商店，出售道家的法物，香火用品，劝人为善的印刷品。我们作为客人，道观里里的负责人送我们每人一套道家的印刷品。

　　据说我们是唯一来访过的大学教授，所以道观里的五六个管理人员，两个女的，三个男的，都全体出场接待我们。我们被请进观里唯一一个有冷气的客厅，他们还准备了丰盛的食物，给我们讲解道观的历史，和道观提供的法事服务和各种各样的慈善活动。他们还开发了一座很大的住宅楼，收房租来维持道观的开支。看来这个道观的经济来源很雄厚。

　　这个道观还做扶乩活动。他们还专为我们演示了一场。扶乩活动在大陆早就消失，只能在古书里见到。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记述不少。扶乩是在一个很大的大厅里举行。扶乩前，道观的主事让每个人要平心静气，然后焚香拜神。在神像前有一个沙盘。道观的主事介绍说，别的地方扶乩就用一根木棍，而他们用的是一个非常精巧的用高级木材和象牙制作的有分叉的用具。扶乩是由三个人完成的。一个老年女人站在沙盘前，两手放在执乩杆的两端，双眼微闭，推动乩杆在沙盘上不停地滑动。一个年长的男人根据乩杆画出的符号，说出意思。另外一位老年女人则把年长男人读出的话写到纸上。

　　这种扶乩是预告凶吉的和前程的。所以，他们先问我们想问什么。因为我们要去印度。就问了去印度的旅行情况。那个女人推着乩杆在沙盘上画了有半个小时。写下来的文字有两张纸，说我们到印度，要尊重当地人的风俗习惯，注意安全，不要跟当地人吵架等等，很像中国的老人嘱咐孩子的那些老生常谈。毫无新意。不像纪晓岚的书里记载的那样，某个神附身，给出一首诗，或一个箴言，让读者去揣摩意思。香港至今有人信这种东西，真是不可思议。很少听说中国大陆人信这个了。

　　我们在香港还参观了一家佛教的庙。这家叫做真佛宗的教派，在一个大楼里租了几百平方米的面积。墙上挂着庙主夫妇的像，庙里的人称之为师尊，师母。神台上供着师尊的金身塑像，和各种各样的跟师尊有关的法物，和各种各样的贡品。庙里有五六个年轻的尼姑。看上去都是大学生的年纪，穿着灰色的佛装，光头。据他们说，庙里有十几个尼姑。其中五六个住在庙里。

　　庙里有卖香火，和其他佛教常用的物件的商店。不断有香客进来买香火等物品。那些人买了香火，就到塑像前上香，磕头。这个真佛宗的创始人叫卢胜彦。是台湾雷藏寺的主持。常驻美国西雅图。从照片上看，也就是四十多岁的样子。他能在香港繁华区域买下这么大的场地，说明他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庙外的墙上清楚的注明，这个庙宇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多少年前，我参观美国的著名传教士威廉格雷姆在我们大学旁边建造的巨大的，占地几千英亩的大庄园和教堂时，就曾感慨，世界上没有比传教更好的买卖。不用交税，不需要制造任何产品。只需要用三寸不烂之舌，让信众把钱甘心情愿交出来就可以。这些年，台湾的电信骗子变换花样欺骗中国大陆人，中国香港人。我就想，这些电信骗子，为什么要冒着被抓的风险。多开几家这样那样的佛庙，风险不是要小得多吗。

　　在香港的参观结束后，我们又到了深圳参观。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在深圳住了十多年的美国人Mark。他在深圳开了一家帮助别人提升领导能力的公司。跟我们的香港组织者合作过多次。Mark和他的马来西亚华人女朋友，带我们看了深圳的市容，各种各样的高层建筑，也看了深圳的城中村。城中村是一个叫玛丽安的美国女博士带领我们参观的。这个玛丽安是社会学博士。在深圳住了很多年。她穿戴很朴素。她领我们参观的风格也很独特。她不许我们问问题。大家只能跟着她走。她自己也不说话。到了一个景点，她就会站住。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照相。五分钟后，她会把手举起来，然后又往前走。深圳的这个城中村。就是农民自己盖的房子，租给来深圳打工者住的。没有什么街道，就是以前村子里的小胡同。农民自己在原先的旧房子上盖了高层。我们跟着玛丽安漫无目标的走了近一个小时，对这个城中村，有了一点感受。然后来到一条街道。这条街道上，有三家美国人开的啤酒店。有一个美国人卖进口的啤酒。有一个卖自己店里生产的啤酒。还有一个是卖国内各种啤酒。我们在卖中国啤酒的那家店里坐下，Mark的女朋友买了很多啤酒。玛丽安讲了深圳发展的历史。没有什么新意。无非是深圳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个破旧的渔村。改革开放的资本主义改革，让深圳大发展，超过了香港。农民都赚了钱，成了包租公等等。

　　深圳的吃住，大环境都比香港好。我们在深圳住的比香港好。吃的也比香港好多了。在香港八天，大部分时间是在庙里蹭饭吃，住的也跟学生宿舍差不多。而在深圳都是住在星级宾馆里，吃的都是大餐了，尽管每天的费用是一样的。深圳的公交车全是电动的，有好多出租车也是电动的。深圳的房子也比香港便宜好多。Mark对深圳的发展非常称许，对深圳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他对自己早年离开香港，来深圳发展的决定尤其感到很自豪。他说他的美国同事朋友，在香港还是租房住，而他早有了自己的房子。中国还有很多人向往香港，去香港购物，游玩。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香港的拥挤，香港人的不友好，香港的高物价，每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你问香港人路，跟他们说普通话，他们摇头，跟他们说英语，他们摇头。香港大学小得很。楼一个挨着一个，但里面很乱。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外来的人很不好找。问当地人路，很难得到帮助。不知道他们是真不懂普通话和英语，还是故意的。

　　我们在深圳参观了一个大教堂。我们星期天一早就搭车到了这家教堂。据说这是深圳最大的教堂。四层高，还有地下室。我们到达的时候，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我们被安排到了四楼。但已经没有了位子。我们就只好坐在地上。牧师在用中文布道，那些美国人根本听不懂。但他们都老实地坐在那里。我坐了一会就溜了出来。四周参观了这座大教堂。周围有很多公安维持秩序。每一层都坐满了人。里面至少有一万人的样子。我在外面还看到有人陆陆续续地来。据Mark说，这家教堂是由市政府出资两亿元建造的。

　　我们结束了在深圳的参观，乘车去广州，顺路还去荔枝园去采摘荔枝。Mark和他的女朋友很喜欢荔枝，一直说，一年当中只有短短几个星期的季节。让大家多吃。我们到了广州，参观了一家祠堂，和南越国的遗址。我们还参观了著名的陈家祠堂。陈家祠堂我以前已经看过多次。是广州市保存比较完好的祠堂。广东的家族祠堂都保护得比较好。在北方，山东，河南，河北，包括安徽，家族宗族祠堂都比较少见了。端午节那天，我们到广州城外的一个郊区去参观龙舟比赛，顺便参观了这个村子的宗族祠堂。郭氏，陈氏，王氏，都排在一起，面积不大，可能就是逢年过节祭祖的地方。这样的场所在北方就比较少了。祭祖才是中国的真正传统。

　　在广州的时候，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吴克平教授给我们做了”江苏南部的城镇化和宗教扩展”的报告。据吴教授的研究，许多地方官员热衷建教堂，道观和佛寺。苏州市政府投资二十亿元建设宗教场所。城市搞拆迁，许多以前的旧祠堂被拆掉。政府建立新的庙宇。以前家庙的神祇要放进去的话，就需要出钱，如果不出钱。他们的神祇就不能放进去，就会被毁掉。

　　为了还原被拆掉的寺庙，宗族祠堂等等。香港中文大学宗教学系在对广州的旧寺庙建数字网站。把庙里的神祇，碑文，建筑等等都拍照，放到到网上去。将来即使这些庙宇不存在了。可以在网上看到这些以前宗教场所的存在情况。

　　对中国宗教活动发展的看法

　　这次活动的两位组织者，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的宗教生活》的书。并以此申请了美国基金会的钱组织了这次活动。我们到了香港后，就由香港大学宗教学系主任，也是那本书的编者之一，大卫帕莫给我们讲中国宗教的概况。这本书各个章节的作者，大部分是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主要是美籍学者，一个加籍学者，还有几个中国香港人学者。这些在香港的学者，都来给我们讲了他们对中国宗教的看法，每个人讲三十多分钟。

　　他们认为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宗教，传统文化的复兴期。温州，深圳，广州，还有广大的中国农村，许多地方大量的基督教教堂，天主教教堂拔地而起，信教的民众的人数在快速增长，许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地区，各种各样的庙宇，各种各样的祠堂，在不断的出现。许多地方有钱的商人，官员出资建教堂，建设各种各样的庙宇等等。城里和乡下都有许多出家人，和各种各样的居士等等。在这些研究宗教的中西香港学者看来，中国社会正在出现一场宗教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大复兴。

　　这些学者教授好多本身就是基督徒，佛教徒，其中一个是拜哈依教的信徒。他们把中国的宗教活动的多元化，和宗教势力的上升，看作是一个纯粹的好事情，一点不奇怪。因为宗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好是坏，他们并不关心。我本人是不信任何宗教的。我对中国宗教这几年的乱象，是很担心的。我见过曾是解放军团级干部的居士。他本来在石家庄服役。但他迷上了佛教，没有跟妻子女儿商议，就退伍了。他跟妻子说他退役到北京工作了。每月仍给他的妻子寄钱。但他实际上在一个庙里做居士。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佛像前打坐。跟他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个男子，以前跟妻子开一家超市，信了佛教后，超市不开了。夫妻俩都做了居士，不过在不同的地方。

　　在我的山东老家，一个黑社会头子，年轻时打打杀杀，赚够了钱之后，开始搞房地产开发。赚了大量的钱后，开始信佛了。他买下一座山，在山上修了佛殿，还给她去世的妈妈塑了一座金身塑像，远远就可以看到。也不知道，他怎样买通地方政府允许他这样做。他在自己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的旁边盖了马神庙，三官庙，龙王庙等。

　　我老家的政府搞拆迁，搞老城改造。把农民的传统四合院农居，改造成三四层的高层楼房，在新的城区规划中，特地加盖了老城墙，在最显要的位置，盖上一座基督教教堂。不知道这种商业规划是否需要有关部门的批准，或者当地居民的同意。我跟当地居民谈过，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建一个教堂，是什么人的主意。

　　现在基层信教的人越来越多，有政府官员，学校的教师，下岗工人，退休人员。共产党人本来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但现在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干部信教的越来越多。好多党的领导干部，为了升官发财，求神拜佛，大庙里的头柱香，好多都是当地领导干部去烧的。还有贪官污吏，为了逃脱被抓的命运，求神拜佛，请风水师出主意。毛泽东主席曾经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根本。中国共产党如果失去了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如果作为领导中国事业的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堕落到求神拜佛的境地，那么中国的未来就真正堪忧了。

　　中国主要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没有西方和印度那种意义上的宗教传统。中国共产党也是无神论者。西方的基督教和印度教都是靠恐吓信众传世的。我刚美国留学的时候，选了一门美国思想史课。里面讲到十八，十九世纪的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传教士宣教都是吓人的语言，“上帝已经对你们忍无可忍了，随时准备把你们丢到地狱火中去焚烧，“诸如此类的恐吓，就是一小部分宗教精英，对大多数信众的压迫。这跟中国儒家，道家的文化传统中的教化，和毛泽东时代的开群众大会，把政府政策念给老百姓听，组织老百姓讨论政府的政策等完全不同。我认为中华民族能够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成为唯一一个延续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文化，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能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把中国发展成今天的强大国家，也跟中国共产党的无神论信仰有很大的关系。

　　在海外生活三十多年，遇到向我传教的不计其数，他们的说教简直是荒唐。去新加坡留学的时候，新加坡的同学请我和一个中国同学去他们的教堂。我们是本着了解一下的心情去的。但到了教堂，那个华人传教士在教堂宣传上帝的伟大：给我们造一个口可以吃饭，给我们造一个屁眼可以排便。你看上帝多伟大！然后就让我们站起来，接受基督，接受洗礼。他们几千人站在那里鼓掌，想让我们站起来。但在我们看来，这信仰也太荒唐了，太随意了！我和我的那位中国同学，不为所动，任他们鼓掌，他们鼓掌累了，也就放弃了。

　　来美国后，遇到的传教人士就更多了。有一次在萨姆俱乐部买东西，一个上货员过来跟我说他要拯救我。我说你怎么拯救？你凭什么拯救，我为什么不能拯救我自己？他说他凭基督，凭上帝。我说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没有基督。他说在哪里。我说在中国，一个人口最大，延续历史最久的国家。他马上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大学教授。他马上说他能不能旁听我的课，录音。我说可以，没有问题。我说你的信仰不够坚定，我两句话就让你动摇了。这个人跟我成了朋友，再也不向我传教了。每次见面，都要跟我聊几句。

　　我的一个同事，经常请我一起去钓鱼。久而久之，成了好朋友。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老婆跟人跑了，自己一个人过。他把一切都寄托在基督身上。他经常对我传教。出于礼貌，我没有反驳他。但有一天，他说我应该拥抱基督，要不然要下地狱。这一下激发了我的犟脾气。我说按照你的理论，我的列祖列宗都下地狱了。我是跟你上天堂呢，还是应该下地狱找我的祖先。他马上道歉，并说自己从没想过这个问题。打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向我传过教。

　　我有一个非常单纯的学生，也是一个比较较真的学生。有一次，我上课讲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日，我从芝加哥到北卡应聘，芝加哥冰天雪地。到了北卡下了飞机，感觉有华氏80度的样子，穿一件衬衣就可以了。没想到第二天，他上课告诉我，他查了天气预报档案，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日的天气是华氏六十度，不是八十度。我只好说，我说的是感觉像八十度，并不是说就是八十度。有这样的学生在班上，逼着教授讲话要严谨。

　　就是这样一个学生，有一天到我办公室来求救。他说他有一个多月睡不着觉了。问他为什么，他说他看了一本《地狱三分钟》的书，按照那本书的理论他死后要下地狱，因为他没有按照圣经的方式生活。我说你不用担心。按照他们的说法，我也会下地狱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一听高兴的跳了起来，说有你作伴，我不怕了，高兴的走了。

　　可是两天后，他又回来了。说他跟一个朋友去了一家洗礼会教堂。他问那个牧师有没有地狱。那个牧师说，当然有，就是给你这样的不听上帝话的人准备的。他又陷于恐惧之中。我说你再去问一下我们学校的牧师。看他怎么说。我们学校的牧师问他，如果他有能力把人送进地狱，他会不会送。他说不会。牧师然后问他，连你都不会送人下地狱，基督会吗？如果基督是送人下地狱的人，我们有必要信他吗？他回来感谢我，说我让他从恐惧中解放出来。人们不应该生活在恐惧之中，尤其是毫无来由的恐惧。而且这些恐惧是被少数人垄断的，对任何一个国家，人群都是不健康的。

　　在香港，为我们带路的那位香港大学的宗教系的硕士毕业生，尚没找到工作，正在考虑读另一个跟宗教有关的硕士学位，就是佛学的硕士学位。据香港宗教系的系主任讲，现在教佛学的教授，财源滚滚。好多富有的佛学机构，寺庙，愿意高价请他们去从事讲课之类的法事活动。我想香港大学的那个硕士生觉得自己的宗教系硕士学位不管用，所以还有再读一个有点实用价值的硕士学位的原因，可能也是考虑到这个因素。

　　香港大学宗教系这位硕士毕业生，还经常去算命先生那里问前程。他提议我们几个人也去算一下命。我是不信这一套的，就没有去。但团里的其他美国人很想见识一下香港的算命先生，就跟他去了。据去的同事说，那个算命先生不收钱，让前来问卜的人自愿捐钱。算命先生说能知道来算命人的以前的经历和今后的命运。一个美国教授让他算了一下自己是干什么的，都干过什么，有几个孩子等等。结果那个人什么也没有猜对。现代的香港人，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香港人，还信这些早就过时的玩意，跟香港所谓的现代化的大都市太不相称。

　　中国香港人对中国大陆人的歧视

　　中国大陆人被中国香港人歧视，大部分到过中国香港的中国大陆人都有切身的感受。特别是那些只会讲普通话的中国大陆人。很多中国香港人一听是讲普通话的中国大陆人，就表示听不懂对方的话，他们可能是真听不懂，也可能是装听不懂，公交车司机，出租车司机说听不懂，能把只讲普通话的中国大陆人气死。但这是香港，你没办法。香港经济的发展，是靠中国大陆发展起来的。早年西方对中国封锁制裁的时候，香港靠往中国大陆走私，靠中国大陆的转口贸易。后来，中国改革开放，好多高级中国大陆人跑到香港置业，利用香港免税自由港的优势，进行经营活动，或灰色商业活动。许多大陆中国人跑到香港去购买一些在大陆买不到的外国货。把香港的经济给拉动起来。但香港地狭人多，没有什么工业，连饮用的水，和大部分的食品都是靠中国大陆提供的。中国香港人的优越感，实际上是被中国大陆人和中国政府给惯出来的。

　　中国政府必须维护中国法律的尊严

　　中国政府的法律，一直是禁止外国人到中国来传教的。但好多外国人仍然不顾中国的政府的禁令，仍然以各种名义到中国传教。我曾在中国的大学校园，见到以教外语为名的传教士。我问她在美国是干什么的。她说她在美国无家可归。我问她知不知道中国政府不允许传教，她说她知道。并说：他们有政策，我们有对策。就这样美国的无家可归者，在中国校园里公然传教，身后有十几个中国女大学生跟着。她说这些女学生都是她的干女儿。

　　美国和西方的所谓“宗教自由”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宗教自由应该包括不信宗教的自由。世界上很少有人选择自己的宗教，大部分人的宗教都是从父母，家庭那里继承来的。美国和西方的传教士，编出一些天堂和地狱的鬼话，哄骗那些无知，没有能力辨别这些谎话的人上当。谁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天堂的存在，地狱的存在？如果上帝像传教士说得那样能力无限，那样博爱，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天灾人祸？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么多大罪恶，为什么会有有这么多坏人？上帝如果真能保佑信他的人，为什么天灾降临的时候，信基督与不信的人的命运是一样的？如果上帝没有能力拯救人类，说明他并不是像传教士说得那样强大，人类为什么要信他。如果上帝有能力，而不愿免除人类与苦难，那人们为什么要信他。

　　传教士的骗人，跟那些诈骗犯的骗人，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都是以虚假的信息来骗人上当，骗人钱财。政府有义务，有责任阻止诈骗犯骗人。政府也有责任阻止传教士骗人。传教士，有什么权利说我们的列祖列宗都下了地狱？他们这样说难道不是一种种族歧视，一种污蔑？我们为什么要容忍这样的文化歧视，这样的污蔑。

　　我们的先人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说天地对天地万物一视同仁。这比基督教的鬼话要高明多少倍。是被现代科学所证明了的。天上没有神仙，海里没有龙王。人要自强不息，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中华民族是创造出后羿射日，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这样的神话的民族，是一个敢于与天地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

　　中国共产党应该坚定自己的无神论的宗旨，应该理直气壮的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中国人民。我们是一个不信神，不信邪，顶天立地的民族。同时中国政府，中国的知识阶层，要总结我们中国近代历史，总结西方传教士妄图从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教训。中国政府要加强基层组织，基层社区的建设。人民政府要重新提倡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传统。基层干部要到人民中间去，要为人民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要慢慢重新恢复人民公社，慢慢组织人民进行粮食和蔬菜的生产。自给自足，提高食品安全。让人民吃上最好的，最安全的食品。要提高粮食，蔬菜，肉蛋等副食品的价格，要让农民的收入，跟其他行业的一样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只有有了真正的公平正义，我们才能有一个真正和谐平安的社会。

　　食品安全应该是全民的事情。必须让全国人民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全国的大中小学，要重新提出学农学工的口号。要让每一个人都学一点农业知识。高中毕业生，应该有组织的到农村去学农两年。然后再上大学。全国各行各业的人，凡是有条件的，都应该分批参加短期农业生产。农忙季节，要有更多的人参加支农的农业劳动。大家一起来保证粮食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