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戈尔巴乔夫错就错在用善良的幻想代替严肃的政治，将政治问题当宗教问题处理

　　编者按：

　　有意思的是，在对伊拉克开战前，美国用汤因比的说教，向伊达克人民发起“和平”攻势，在伊拉克领导集团自我销毁国防力量并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后，美国便长驱直入伊拉克，将主动放弃武装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处以绞刑。与此相反，同期的朝鲜不仅没有放弃武装，而且推出让汤因比最反感的原子弹，结果朝鲜反而避免了伊拉克式的厄运。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们可以用毛泽东同志的话加以总结：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

——张文木

　　一、帝国时代的英国传统外交及其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外交注重软实力的提升和扩张

　　（二）汤因比开始写作《历史研究》时英国面临的世界形势

　　（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帝国利益

　　1．地缘政治

　　2．意识形态

　　二、英帝国的衰落与汤因比历史观的变化

　　（一）被剥夺的胜利者：英国衰落喜悲剧

　　（二）汤因比研究结论与衰落后的英国外交策略同步变化

　　三、1973:“尼克松主义”的出现与汤因比历史理论的调整

　　（一）主张英日向大陆靠拢以摆脱美国

　　（二）将“捧杀”对象从美国转向中国

　　（三）暗示“黄祸”将起，英日联手挑拨中美冲突

　　（四）爱的呓语

　　四、汤因比所肩负的“特别文化使命”及其学术评价

　　（一）“君子报仇”

　　（二）英国对美国“请君入瓮”

　　（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肩负着“特别文化使命”

　　（四）汤因比的学术研究远离真理

　　五、经验总结

　　三、“尼克松主义”的出现与汤因比历史理论的调整

　　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 Nixon）与其政治搭档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是自罗斯福之后美国政治家中少有的明白人，读过基辛格《大外交》一书的人都会看出，尼克松已经明白，但不便直接——只是借用李普曼、华莱士等战略思想家的口间接——挑明了“二战”后英国所采取的“捧杀”美国的策略。1972年，尼克松甩掉欧洲的追捧反手与中国和解，这大大缓解了美国的压力并扭转了美国国力衰落的轨迹。

　　（一）主张英日向大陆靠拢以摆脱美国

　　面对这种变化，英国政府请汤因比再度“出山”。此时年龄已入黄昏的汤因比头脑可一点不昏。他再次继承丘吉尔的遗志，进一步推进英国用“世界主义”高帽捧杀雅尔塔体系的支柱国家即苏联、美国和中国的既定策略。在汤因比去世前两年即1972年至1973年间他与日本宗教和文化学人池田大作合作出版对话体著作《展望21世纪》，他在这部著作中仍没有忘记英国外交的“特别文化使命”。英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战胜国中唯一的被剥夺了霸权地位的国家，经历了这段历史的汤因比不会忘记复仇。与《历史研究》一样，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一书中表达了不少宗教意义上的精彩内容，但在这些精彩的内容下掩盖着的却是英国持之以恒的捧杀式消耗雅尔塔体系的支柱国家的外交战略目标。与当年美国看到欧洲衰落后的反应一样，看到美国衰落后的英国外交，并没有忘记对美国落井下石。

　　知己才能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汤因比明白欧洲的地缘政治的内部破碎性是美国取代欧洲世界霸权的重要原因，他在其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S卷结束时的总结说得明白：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我们可以在历史上看到饶有意味的类似的先例。其一是马其顿侵入古希腊诸城邦以及由此兴起的希腊王国。其二是在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中意大利诸城邦的命运，当时法兰西与西班牙两个王国干预了意大利的政局。在这两个先例中，都是古老的文明之邦被周围新兴的强国侵入而搞得乱七八糟。看来处于20世纪中叶的西欧的命运完全可能步那些古国的后尘。在上述两个先例中，各个城邦都由于自己的财富和文化而具有先进的文明，但都遭到新兴强国的破坏，后者为了争夺历史悠久的文明中心而交战。同时，这些新兴强国在经济与文化上的发展，使它们几乎达到同古老的文明中心相似的水平。我们所处的20世纪后半叶的这个世界，完全可能经历一场同样的演变。

　　欧洲国际地位的转变似乎是这次大战突然造成的，但从很现实的意义上来说，1939年到1945年间发生的剧烈变化，乃是好几个世纪发展的结果。我们必须把欧洲文明向各个新地区的扩展，尤其是工业体系在美亚两洲边缘地区的崛起，看作欧洲在20世纪中叶落入这种处境的根本原因。

　　在欧洲人同弱小而落后的民族发生接触的那些欧洲文明的边远地区，要建立一些把整个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包括在内的大国是容易的。美国人和俄国人最初所获得的成就就是这样的。当他们这样做了以后，现代工业主义渗透到欧洲国家体系之外的这些广阔的地区时，他们又取得了新的有利条件。他们利用欧洲的经验，可以在比较近乎合理的基础上，设计和建造工厂，并进行采矿等等，丝毫不受陈旧的工业设备的妨碍，也不受社会上各种清规戒律的阻挠，而在欧洲，随着工业体系的发展，各种清规戒律也就形成了。甚至更重要的是，一个大的政治单位易于大规模地、有计划地使用各种自然资源，而欧洲由于分成若干互不信任的小的民族单位，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或许是根本无法克服的障碍。结果，在西欧之外崛起了两个强国，它们拥有潜在的巨大的军事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这种潜力变为现实，使欧洲顿时面对着地球上的两个新生的巨人，而早已建立起来的各民族国家则绝对无法单独同它们颉颃。

　　这个局面，在欧洲各民族的精神上产生的影响可能很大，尽管在1952年要确切地说出这种影响的程度恐怕还为时过早。在1939年以前，法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都按照众所周知的政治活动的陈规办事，他们或多或少自认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在1945年以后，这些国家发现自己降到第二流强国的地位，就象它们早先曾迫使瑞典与荷兰之类的国家沦于较弱的境地那样。事情非常清楚，欧洲的事态逐渐被外人，被美国人和俄国人控制了，他们是从远方来的陌生人，美国人对于欧洲的文明和思想方式认识不足，而俄国人在这方面则大为曲解。欧洲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曾经是主导力量，今天却沦为别人棋赛中的卒子。随着这一变化，生活失去了某些风味，欧洲文明发轫伊始便具有的活力、胆量和闯劲在一定程度上衰退下去，变得消极被动、畏首畏尾。

　　兄弟阋于墙，相煎又太急，这是汤因比在朝鲜战争行将结束的1953年巧妙地借美国作者的笔在其主编的历史巨著中向全欧洲痛陈的欧洲衰落的原因——当然这也是当年张伯伦首相一再忍让希特勒的重要原因。

　　知道了欧洲衰落的原因，也就找到了欧洲复兴的道路，为此，他在美国衰落时主张日本抛弃美国，向亚洲大陆靠拢。他反话正说地告诉池田大作：

　　尼克松总统对中国政策的转变，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个好消息。因此对日本来说，更是好消息。但是这么一来，美国却使日本处于尴尬的境地，哪怕是一时的。在过去20年中，美国强迫日本支持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为此日本付出了招致中国愤怒的代价。尽管如此，这一次美国却突然把日本抛在后边，自己抢先耸人听闻地表示出对中国和解，而让日本继续背着反对中国的臭名。

　　虽然这么说，日本追随转变方向以前的美国对华政策，也并没有成为改善日中关系的严重障碍。因为中国方面也一定十分了解，日本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也不一定符合本意。而且中国也一定充分认识到，日本国民相信1945年战败以后，只有站在日中平等立场上自主地与中国合作，日本才有前途。

　　日本和英国都是旧大陆的海上岛国。由于地理位置，需要跟旧大陆周围地区以及新大陆——当然在新大陆中尤其是美国——保持密切的关系。但是我相信对两国更重要的，与其说是对美关系，不如说跟近邻大陆的关系。这一点不久就会清楚的。因此我希望并期待着两国跟邻近地区的国家集团——即日本要和东亚、英国要和欧洲——协作起来，希望这种地区性的协作不要成为全人类最后实现全世界大一统时的阻碍，相反要成为通向这种大一统的阶梯。

　　我相信日本最终要和中国、越南、朝鲜共同合作，形成一个将来可以以此为中心统一全世界的轴心。

　　请注意，在汤因比这个“统一全世界的轴心”的概念中，日本需要联合的国家中已经排除了美国。“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这是外交史学家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Samules Flagg Bemis)1926年写的《平尼克条约——对欧洲灾难和美国机会的研究》一书中的主题。当然这也是理解美国崛起进程中“战略机遇期”一拨拨出现的重要线索。已入暮年的汤因比当然不会忘记英国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被罗斯福出卖给斯大林的历史，他知道今天美国的灾难当然也是欧洲的机会。

　　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后，英国与俄国开始在全球范围争霸，面对日益严重的来自俄国与法国联合抗英的战略压力，英国于1902年放弃“光荣孤立”的外交传统，与日本结盟，并于1905年与日本从东西两向拉倒了沙俄帝国，现在面对美国衰落，汤因比又鼓励英国和日本转靠大陆，重温1902年旧情，再次联手从共同对付俄国转为共同排斥美国。他对池田说：

　　英国对美国的姿态也和日本一样，不能不说多少也有些追随。英国国民直到最近还摆着绅士的派头，不希望成为欧洲大陆各国中的一员，而以大洋彼岸国民自居。由于这种绅士作风，使英国国民对一些冷酷的现实很盲目。他们看不到以前一直宣扬的同美国的关系，实际上也不过是作为一个卫星国的关系而已。美国则完全没有和英国结成经济伙伴的意图。认为有了这样的特殊关系，英国的各种经济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样的想法正如认为只要参加英联邦就能解决英国的一切问题一样，始终不过是一种幻想。我的看法是，英国的经济只有作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员才有出路。

　　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英国也是和其他各国同等的加盟国之一员。对日本来说，和中国缔结经济伙伴关系，虽然和现实还很远，但最后日本经济的未来，大概还是在和中国结成这种关系。日本只有同中国以及东亚各国协作，才能完全摆脱对美的依存关系。

　　读到这里，使笔者想起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月31日召开的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会议上的一次内部讲话，将保证欧洲的破碎化作为美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他告诉其同僚：

　　美国在太平洋上的第一道防御线是一系列岛屿，我们期望通过海军，陆军和飞机阻止日本——让我们十分坦率地说——统治整个太平洋，并防止我们（原文如此。疑为“他们”的口误或笔误——译者注）接近南美洲的西海岸。那是个问题，我们决不会遭到中国、菲律宾、暹罗或缅甸的攻击。这完全是一个防御日本的问题。我们不能大声直说，这会被认为是不友好的。

　　在大西洋上，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它们持续、独立地存在。目前，这些是什么呢，请记住这些字眼，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国家的独立意味着“独立”，并不意味着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遭受某个其他国家的“统治”。

　　这话真是开宗明义，说透了，在太平洋方面美国的主要任务是控制“一系列岛屿”，在这方面的敌人是日本；在大西洋，罗斯福反复强调和暗示的“独立地存在”，就是保持欧洲的破碎性而不是完整性。完整统一的欧洲才是美国的大敌，而致力于欧洲统一的国家，就是美国的真正对手。这里显然是指当时的德国。当然这只是地区性目标，从全球目标而言，美国的目标则是要取代英法主导的世界霸权。简言之，美国在即将来临的大战中的任务是地区目标与全球目标的统一。

　　接着罗斯福计算了一下目前欧洲还剩下二十几个独立国家，说“但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骤再继续下去，它们将不可能独立。它们会失去独立”。他说最符合美国利益的是“这是一场成败掺半的赌局，决不能忽视。这是一场50：50的赌局”。这就是说，目前德国与意大利对欧洲的兼并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欧洲一旦在兼并中实现统一，即从破碎化转变为整体化，接下来打击的目标就是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算是彻底明白了“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而制造欧洲灾难的关键是利用欧洲地缘政治的破碎状态。1946年3月丘吉尔在“铁幕演说”中疾声呼吁欧洲“世界的安全需要一个新的统一的欧洲，任何民族都不能被排除在外”。现在汤因比在美国衰落之际再次呼吁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岛屿国家，不要信任美国，应当向各自面对的大陆靠拢，以避免“50：50的赌局”。

　　（二）将“捧杀”对象从美国转向中国

　　但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毕竟是为欧洲，首先是为英国的外交战略服务的。1972年，尼克松纠正了前任“世界主义”的天真，通过与中国和解缓和了美国的战略压力，减少了美国国力的消耗。美国外交的迅速转向加速了英国彻底放弃传统的“均势”外交，于1973年毅然加入“欧洲共同体”，与此相配合，汤因比于同年便开始与池田大作进行“展望21世纪”的“学术”对话，将“世界政府”大帽转扣到中国头上，与之相应，将捧杀的对象从美国转向中国。他告诉池田大作：

　　必须剥夺地方国家的主权。一切都要服从于全球的世界政府的主权。这是我一贯的主张。当然即或成立了世界政府，现在的地方国家还是作为地方行政单位，继续担负着有益的、确实不可缺少的地方自治任务——正像联邦国家中各成员国所起的作用一样。

　　我想世界国家也需要武装警察。谁都知道，任何一个地方国家，大概还没有不用警察就能维持的先例。就是统治得十分完善，几乎所有公民都能遵守法律的国家也不例外。任何时代都会残存一些必须加以取缔的反社会的少数分子。即或我们成功地建立起世界国家，我想适合于现在地方国家的完善的治国经验，对完善地治理世界国家也是适用的。

　　但是在人的本性中，理性只占其中的一少部分。我们违背理性而采取集体自杀的作法是完全有可能的。战争制度只要没有被新的制度即世界政府这种制度所代替，是不会杜绝的。即或在核能时代，只要现在的一百四十几个地方国家不从属于统一的世界政府，战争的可能还会继续存在。这个世界机关为了维护和平，应当配备有效的力量，使最强大的地方国家也必须服从。

　　既然要“剥夺地方国家的主权”，那美国这个“最强大的地方国家也必须服从”，也应当包括在被剥夺的对象之中；既然要建立“世界政府”，随之而来的逻辑就是谁在其中担纲的问题。昨天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怂恿美国领导世界的欲望并由此拖垮了美国，现在尼克松卸下了这个精神“包袱”，汤因比就将昨天戴给美国的世界领袖的“高帽”转扣在中国头上，说“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而且“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

　　读这段文字时使人想起前引汤因比在提到1895年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那份“载入史册的文件”时以同样的理由怂恿美国“即便扩大到拉丁美洲之外的霸权，也依然是有说服力的”。汤因比没有让丘吉尔失望，1961年——当年汤因比《历史研究》12卷出版——美国在越南策动“特种战争”，终于让美国人陷入长达10年的“越战”沼泽之中。当时，为了捧杀美国，鼓励美国“领导”世界，汤因比在1961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最后即第12卷中，曾将已经在政治上结盟的中国和苏联说得如何不堪一击：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和俄国的农民士兵似乎把自己的生命交由政府随意支配。然而，历史表明，如果超过某一限度，不论中国政府还是俄国政府都必将受到惩罚。中国历朝历代，从秦朝到国民党政权，哪怕是轻率地多拧一下政治螺丝帽，无不因为这一轻微的越轨行动付出改朝换代的代价。俄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形。

　　时至1973年，美国确实是被“捧”倒了，而中国不仅没有“必将受到惩罚”，更没有出现“改朝换代”。对此种错误结论，汤因比并不感到难为情，他在当年与池田大作对话中又转身将捧杀的目标描向中国，其调门之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他说：

　　中国今后在地球人类社会中将要起什么作用呢？由于西欧各民族势力的扩张和暂时的统治所形成的地球人类社会，已经摆脱了这种统治力量，今后仍会按现在的状况继续存在下去。在最近新形成的地球人类社会中，中国仅仅就停留于三大国、五大国或者更多的强国之一员的地位吗？或者成为全世界的“中华王国”，才是今后中国所肩负的使命呢？

　　因此按我的设想，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实现世界统一之日。在原子能时代的今天，这种统一靠武力征服——过去把地球上的广大部分统一起来的传统方法——已经难以做到。同时，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

　　可我们不要忘记，十几年前，汤因比还在《历史研究》中说“世界政府的形成可能不是经由联合国组织的发展，而是来自美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这两个政治上更为成熟和强大的‘赢利企业’中的一个。如果当今人类可以自由选择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任何一位西方观察家都不会怀疑，绝大多数能够对这个问题作出独立判断的人都会选择成为美国公民而不是苏联公民。在共产主义俄国的衬托下，越发显得美国具有无与伦比的突出长处”；还在说中国“从秦朝到国民党政权，哪怕是轻率地多拧一下政治螺丝帽，无不因为这一轻微的越轨行动付出改朝换代的代价”。可现在，汤因比看美国尼克松不接受这些“高帽”后，转身将它扣在中国人的头上，用吹捧当年美国的口气，仍将理由说得振振有词：

　　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组成的东亚，拥有众多的人口。这些民族的活力、勤奋、勇气、聪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毫不逊色。无论从地理上看，从具有中国文化和佛教这一共同遗产来看，或者从对外来近代西欧文明不得不妥协这一共同课题来看，他们都是联结在一条纽带上的。并且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

　　（三）暗示“黄祸”将起，英日联手挑拨中美冲突

　　汤因比知道只有建构雅尔塔和平体制的几个支柱大国——至少美国与苏联——在“兄弟阋于墙”式的内耗中双双衰落，欧洲才能实现其“复兴”事业。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自然明白：正是东方中国的衰落才为欧洲大陆和英国摆脱了19世纪初的内部革命并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后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前提，同样，正是欧洲的衰落才给美国和苏联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前提。

　　为此，汤因比配合丘吉尔先怂恿美国与苏联和中国冲突；美国与中国和解后，又向美国暗示“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和即将到来的“文明的冲突”。他说：

　　这是全人类所关心的事情，特别是与中国毗邻的苏联，和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最为关心的。美国可以从东亚大陆沿岸和海上诸岛撤到关岛，再从夏威夷撤退。一旦需要撤回到北美西海岸，美国和中国之间就可以相隔整个太平洋。不过在今天，单纯地理上的距离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制导火箭的发明，使辽阔的太平洋宛如一条小溪那样狭窄。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相互都在对方的直线射程之内，这就是今天的现实。

　　如果我的推测没有错误，估计世界的统一将在和平中实现。这正是原子能时代唯一可行的道路。但是，虽说是中华民族，也并不是在任何时代都是和平的。战国时代和古代希腊以及近代欧洲一样，也有过分裂和抗争。然而到了汉朝以后，就放弃了战国时代的好战精神。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重新完成中国的统一是远在纪元前202年。在这以前，秦始皇的政治统一是靠武力完成的。因此在他死后出现了地方的国家主义复辟这样的反动。汉朝刘邦把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引向了世界主义。和秦始皇带有蛊惑和专制性的言行相反，他巧妙地运用处世才能完成了这项事业。

　　这真是反话正说，他在暗示美国：尽管中国有和平主义的儒家精神，但也不能忘记中国“秦始皇的政治统一是靠武力完成”，“黄祸”仍然可能出现在美国人面前：

　　今天的世界混乱得令人难以忍受。现在人类是依靠着在全世界发挥作用的技术生存着。但是，技术也由于存在着不协调的140个地方主权国家依然继续分割着地球而处于麻痹状态。由此也可以想象过去战国时代，秦始皇把厌烦混乱而筋疲力尽的中国民众统一起来一样，现在世界迟早也要通过独裁的手法达到政治统一。

　　汤因比再提20世纪初令西方胆寒的“世界革命运动”的概念及“在一个残酷的世界独裁者的领导下”“将形成一个全世界的政教统一的组织形态”和“法西斯型的世界极权主义”的后果：

　　富人的贪婪和贫困阶层的增大，以及国际关系的混乱相关联，使人好像突然察觉到全世界马上就要大难临头似的。我估计在这种事态中，法西斯型的世界极权主义大概会打倒地方主权国家、民主主义政治和自由私有企业制这些已有制度。这种极权主义运动，在千钧一发的最后时刻使社会稳定下来。并且会采取根本措施，在必不可少的基本改革中，似乎会伴随着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可以想像，这个世界革命运动将形成一个全世界的政教统一的组织形态，产生出独特的新的意识形态。

　　我还想，这种革命事业在一个残酷的世界独裁者的领导下实现的时候，大概将出一种反动，使以前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即稳定本身，会变为更加稳定，因而也更具有持续性的形式。这可能将由第二个世界独裁者来完成，因为他吸取了前任苛政的消极一面的教训，而使他采取的措施得人心并具灵活性。

　　那么，这个“残酷的世界独裁者”可能是谁呢？汤因比直指中国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黄种人”，他说：

　　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国这位第二个取得更大成功的统一者一样，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同时也要有达到最终目的所需的干练才能。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不是在半个旧大陆，而是在人们能够居住或交往的整个地球，必定要实现统一的未来政治家的原始楷模是汉朝的刘邦。这样的政治家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越南人？或者是朝鲜人？

　　这里已包含了警告美国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将为中国取代，西方文明将为东方文明所取代，换言之，历史上的“伴随着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的“黄祸”将再次“威胁”西方世界的隐喻。

　　1952年，就在美国人深陷在朝鲜战场的时候，汤因比曾提出过“文明冲撞”的观点。他接受BBC广播电台邀请作了一系列讲座，随后将这些内容整理并以《世界和西方》为书名出版，认为“对同一时代中不同文明碰撞的过程与结果的比较研究，是理解人类历史的一把钥匙”。30年过后，汤因比便将东方中国及其儒学推到世界“宗教统一”的聚光灯下。他说：

　　在过去实现的部分统一中，武力称霸的同时，宗教也是一股强有力的力量。在帝制中国和罗马，武力统一之后，接着就是宗教统一。帝制中国采用儒教作为国教，罗马采用基督教作为国教。在伊斯兰历史上，也是传教和武力征服相辅相成进行的。但是中世纪的西欧世界，既不是宗教统一和行政统一同时进行，也不是二者相继进行的。估计将来在全球规模进行人类自发统一中，总要有一个共同宗教在世界推广，由此来完成这一重要任务的。

　　那么，这个“共同宗教”的蓝本是什么呢？汤因比没有直接回答，但从他提出中国能够统一世界的优越条件看，这个蓝本就是以儒学为底色的东方宗教。他提出的东亚将“成为全世界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轴”所具备的7条优势条件中就有6条涉及中国儒学、佛教及由此生发的“中华民族的经验”“中华民族逐步培养起来的世界精神”以及“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怀有一种敏感，认为人要想支配宇宙就要遭到挫败”的认识。

　　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宣布放弃世界主义和撤出亚洲的政策，英国汤因比和日本池田大作紧随其后便联手发表对话体著作《展望21世纪》，这给人一种英日重叙1902年旧情的感觉。不同的只是，1902年他们用“枪杆子”结盟以对付俄国，这一次则是以“笔杆子”结盟，挑拨中美间的“文明的冲突”。他们将中国列为“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将中国儒学列为未来世界“共同宗教”的蓝本，这样可达到一石双鸟的目的：一方面，它可以煽起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未曾体验过的“世界主义”豪情，脱离毛泽东为中国制定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国策，使中国在苏联倒下后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继续争霸，从而将苏、美、中这三个“雅尔塔体系”的支柱国家拖倒。只有如此才能恢复欧洲——当然还有日本——在这个体系中失去的战前利益。另方面，将中国的未来与“世界政府”和“世界统一”等概念联系起来，暗示美国：如果掉以轻心，“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而中国“秦始皇的政治统一是靠武力完成”。

　　（四）爱的呓语

　　与《历史研究》一样，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对话中仍不忘记曾让西方殖民主义屡试不爽的可让被压迫者主动缴枪的“关于爱的呓语”。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书中以牧师的口吻说：

　　我相信人的正确的崇拜对象是“存在于宇宙之中，宇宙的彼处”，宇宙的背后的某种“终极的精神之存在”。我还认为这种终极的存在就是爱。

　　历史证明，通过战争圆满解决纠纷的事例几乎是没有的。所以也很少有通过战争长久解决问题的事例。

　　在几个刺激经济发展的因素中，只有战争的代价最高，单从代价最高这一点看，战争也肯定是最不受欢迎的刺激物。

　　在最近的将来，我们会越来越有足够的军事以外的刺激。在迅速来临的下一个历史阶段，人类只为保卫自己的生存，就得全力以赴地进行斗争。我们要稳定世界经济、制止人口爆炸。同时，还需要恢复宗教的权力——无论过去还是将来，作为人类关心的主要事业都应如此。人类全力以赴要做的事情，多得难以应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再需要战争的，也一定没有时间去从事战争。

　　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完全不顾战争起源于不平等的生产资料占有及不公平的产品分配制度的基本事实，将战争产生的原因归结于抽象的“人的本性”：

　　消灭战争一定是可能的。即使就一切人来说，不可能根除战争以外的暴力行为，而消灭战争也一定是可能的。丢掉五千年来的习惯，的确很困难。尽管如此，我想核武器的发明给我们带来了成功地消灭战争的可能性。

　　在战争这种制度的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设想，就是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这种企图往往是隐藏在背后的。实际上，战争往往给胜利一方也带来破坏。至于核战争，可以明确地说，胜利的一方是不存在的，无论你付出多高的代价。这种推测将会打消各国发动战争的合理动机。

　　但在人的本性中，理性只占其中的一少部分。我们违背理性而采取集体自杀的作法是完全有可能的。战争制度只要没有被新的制度即世界政府这种制度所代替，是不会杜绝的。

　　那么，这个世界政府是谁的政府呢？汤因比给出的答案是一切人的政府。而解决其间生产资料不平等占有关系的方式是什么呢？汤因比给出的答案是“爱”。他在耗时近30年才完成的《历史研究》全书的结尾时说：

　　爱的问题是经常伴随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伦理社会问题，并且在今天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很显然，现在人类必须作为一个单一的家族，走上共同生活的道路。原子能被用作武器的今天，地理上的距离已被消灭。人类避免集体自杀的途径，除此以外，别无他法。何况从现代社会的发展动向来看，技术上各种成果所要求的形势，是把人类引向完全相反的方面。为此，爱的问题已成为十分紧迫的课题。

　　读汤因比的历史书时，有时真不知是在读历史还是在读宗教。“爱”，这没有错，问题是在生活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历史条件下，怎么爱，与谁相爱，如何进行“婚前财产公证”，个人如此，国家亦然。比如在钓鱼岛主权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中国和日本之间怎么“爱”？在台湾没有和祖国大陆统一之前，中国和美国怎么“爱”？换言之，如果没有生活和生产资料的不平等的分配和占有，如果没有世界强权对弱小国家主权的侵犯，又何来人类仇恨？汤因比回避了这些问题的实质，一味空谈“爱的问题已成了十分紧迫的课题”，这有多少意义呢？

　　汤因比的“学术研究”毕竟是为英国的外交战略服务的。英国外交以冷酷著名，因此，汤因比的“爱的呓语”只用于让对手国家主动缴械。历史上俄国是英国的最大对手，英帝国的解体就是美国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联手苏联共同挤压欧洲英法等国的结果，而扳回这次败局的重要方式就是利用美国击倒苏联，利用苏联拖垮美国。与17世纪英国牧师们在北美的“爱”的传教使北美的印第安人遭受了灭族之灾的后果一样，汤因比“爱”的传教则在20世纪末的苏联开花结果：它忽悠出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1991年苏联解体。

　　如果我们比较汤因比的战争与和平的论述就会发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它有着惊人的一致；如果再看一下苏联解体的结果，更会觉得“枪战”有时候还真不如“笔战”见效。

　　1987年戈尔巴乔夫发表《改革与新思维》，将汤因比在《对话》中表达的抽象的“爱”推入苏联的政治实践。他说：

　　我们确实关心为我们国内的进步创造正常的国际条件。但是，我们主张建立没有战争、没有军备竞赛的世界，主张建立没有核武器和没有暴力的世界，并不仅仅因为这是我们国内发展的理想条件。这是根据当代现实而产生的世界范围的客观需要。

　　可是，我们的新思维在发展。世界不但生活在核威胁的气氛中，而且还有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新的紧张状态没有得到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和紧张状态是由于科技革命和全球问题的激化而产生的。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任务，如果不能共同解决这些任务，人类的未来就成问题了。各国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休戚相关。而积存的武器，尤其是导弹核武器，使得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即使这场战争不是蓄意挑起的，而是由于技术上的差错或心理失常偶然产生的。这样一来，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就会成为牺牲品。

　　看来，大家都已同意这样的看法：在这场战争中既不会有胜利者，也不会有失败者，因为不会有谁能保全下来。这是对所有人的死亡威胁。

　　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这个结论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质，因为它与传统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概念彻底决裂。须知，正是战争的政治功能一向是它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使它具有“合理的”意义。核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反理智的。在全球性的核冲突中，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但世界文明将不可避免地被摧毁。这甚至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战争，而是自杀。

　　核武器当然会消灭人类文明，但核武器不能消灭，充其量也只是限制了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战争规模和范围。核武器的出现就是战争手段无限使用的结果，而戈尔巴乔夫将结果当做原因并因此放弃了参与竞争的物质手段，其结果必然陷入没有“批判武器”的“武器的批判”，即只能用抽象的伦理解决现实问题，将政治问题简化为宗教问题。他说：

　　由此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以在世界政治中使用武力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几百年，乃至几千年形成的。它们成为一种几乎不可动摇的公理。现在它们失去了所有理智的依据。过去曾作为一种经典公式的克劳塞维茨公式——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已经过时了。它应藏在图书馆里。在历史上第一次迫切需要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

　　最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钻入汤因比的“生命的尊严才是普遍的绝对基准”的普世陷阱，他宣布：

　　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

　　马克思说“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戈尔巴乔夫信了汤因比“爱”的宗教，结果与印第安人接受欧洲“和平主义”牧师们的说教放下武器后就被灭族的命运相似，与汤因比史学观一致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带给苏联的结果是在“新思维”提出五年后苏联解体及俄罗斯人民由此所经历的巨大的痛苦！

　　但是，美国并未就此立地成佛。1998年，美国为首的北约干涉南联盟事务，发动科索沃战争，将东欧从俄国传统的势力范围剥离开来，21世纪伊始，又以“反恐”的名义挥师直捣阿富汗和伊拉克。以此隔断了俄国经营多年的南下印度洋的传统路线。

　　偌大的一个苏联共产党，由于路线错了，拥有庞大的国防力量反倒没有安全。那么，戈尔巴乔夫错在哪呢？错就错在用善良的幻想代替严肃的政治，将政治问题当宗教问题处理；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那位海尔曼•克利盖的话说就是“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说这位“乡下牧师把争取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变成‘对那种共性的伟大精神的探求’”，“把共产主义描绘成某种充满爱而和利己主义相反的东西，并且把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归结为几个字：爱和恨，共产主义和利己主义。这正显示了他的怯懦”；“如果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意志颓废”。看看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其内容近可追溯到汤因比，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可追溯到海尔曼•克利盖。用这样的意识领导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焉有不亡之理。

　　汤因比先生如果能活到21世纪，不知他对此会做何种解释。最大的可能是，他还会重复当年在印第安人被“灭族”问题上的强盗逻辑，即认为苏联解体和伊拉克被入侵是由于他们没有向西方释放足够的善意。

张文木认证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