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东：我国古今社会形态分析

　　摘要：本文回顾了马克思对中国近代以前社会形态的分析，依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以生产关系为标准，综述我国学者依据历史记载总结的生产关系，指出我国近代以前劳动者大都是自由民，不存在大规模奴隶和农奴劳动，因而不是奴隶社会或农奴社会。其根源是自古以来，中国一直实施的宗族制度，皇权不下乡。其生产关系与西方推销的资本主义类似，因而是初级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是拥有土地的地主。本文指出，不论是历史还是当代，西方的社会资源一直控制在政府手里，私有化是美国和西方精英用来忽悠他国交出经济资源给西方，从而成为西方经济殖民地。解决好分配，避免生产过剩，减少阶级差别，才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主要方面。本文指出，社会形态划分，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古今形象，我们必须从维护国家形象角度，慎重对待，不能抹黑我们的祖先，搞历史虚无主义。

　　一、引言：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苏联学者提出的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五阶段论

　　马克思研究社会现象，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区分为两类关系：一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中建立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一类是基于思想观念而建立的关系即政治关系以及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构成社会的上层建筑。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构成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具体存在形式即社会形态。按照马克思理论，上层建筑是社会形态的主导方面，决定了人们的相互关系，但生产关系是决定上层建筑的基础，对社会形态的形成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根据生产关系来划分社会形态，能够较好地反映社会的特征，是研究社会形态的重要方法，也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创举。

　　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与这个社会的有关制度密切相关，主要与实施的人际关系制度相关。奴隶制与农奴制就是人类历史上影响社会形态最重要的两种生产关系制度。奴隶制是指奴隶主完全占有奴隶的制度，奴隶毫无人身自由和权利，完全在奴隶主的强制下劳动；奴隶劳动创造的产品全部归奴隶主占有和支配，生老病死都由奴隶主决定，奴隶主只从经济利益出发，给奴隶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马克思区分了两类奴隶制，一类是劳动奴隶制，一类是家庭奴隶制，只有实施劳动奴隶制，使得社会的产出主要来自奴隶的社会，才是奴隶社会，其主要社会矛盾则是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

　　农奴制是农奴主部分占有农奴的制度，农奴拥有部分权利和稍许自由的制度。广义来看，除罪犯外，个人权利受到非人限制，但没有被完全剥夺，都属于农奴。农奴制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在制度上强迫农奴被束缚依附于农奴主，与奴隶一样不能自由迁移，只能在农奴主限定的有限范围内活动。通常农奴主占有大部分生产资料，并部分占有农奴；农奴服各种劳役，并上缴大部分劳动产品。通俗来说，奴隶完全没有人权，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农奴是有部分人权的农业生产者，例如，主人不能随意杀害而不受法律处罚。只有当农奴成为一个社会的主要劳动者和主要产品的生产者，这个社会才能叫农奴社会。

　　封建制是中外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制度，通常是指封土封臣制度，是上层贵族给较低层贵族分封领地，由低层贵族统治领地，负责领地管理，包括向上层贵族提供税负和军事武装等，而上层贵族同样提供支持，维护下层贵族对领地的统治。汉语旧名 “封建”，有很久的历史，本指殷周时代的分封制度，也有人广义地包括后世延续的各种封爵分藩的举措，《皇朝文献通考·封建考》做过总结性的论断：列爵为封，分土曰建。从秦代李斯与王绾的关于郡县——封建孰优孰劣之辩，以及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论》，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的封建利弊之议，都无不阐释这一看法。

　　封建在西欧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其广义的含义约指封君封臣，包括农奴制，庄园采邑制，封建主垄断土地，不允许土地买卖，与人身依附并存的领主和附庸间的契约关系等。欧美史学家都将封土封臣总结为封建生产关系的前提，宣称，封建主控制土地和臣民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又把人身依附作为封建主义的特点。但其狭义的含义，与中国古代类似，同样是指封土封臣制度。

　　中国的“封建”一词，本义与Feudalismus的内涵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存在通约性，故日本近代学者福泽谕吉，中国翻译大家严复都把中国的封建制度划定在三代，主要在周代。故中日学者都坚持了中国封建的古义与西义的狭义含义。

　　从马克思理论来看，马克思学派所说的“封建社会”是指农奴制为主要生产关系制度的社会，也许用农奴社会，才能更好地表征其社会特征，其他西方学者的“封建社会”指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王室成员、王族和功臣分封领地，是一种国家管理“制度”而不是一种“社会”，属于政治制度范畴。但是，在欧洲中世纪，各国实行封建制度的同时，都实行了农奴制，而且农奴是欧洲封建制度时代从事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当时大部分产出都是来自农奴，欧洲的农奴制都是决定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制度，因此，两派都说中世纪欧洲是封建社会，因其特征都符合其所定义的封建社会，只是两者所代表的含义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定义的“封建社会”，更确切地说是指农奴社会，主要社会矛盾是农奴和农奴主之间的矛盾。由于马克思主要讨论的是中世纪欧洲，同时实施了封建制和农奴制，用封建农奴社会才能更好地描述它。

　　资本主义制度推翻了不平等的奴役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但正如马克思所论证的，西方推销的自由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危机；而且存在不平等的阶级制度。马克思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解决了生产过剩危机，没有阶级制度、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实现人类自我解放的社会，也是社会化集体大生产的社会，所有阶级社会最终将过渡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是其初级阶段，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采用公有制，通过社会化解决分配问题，消灭生产过剩危机和不平等的阶级制度，从而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农奴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的个人自由不断增加，劳动者的积极性也随之而增加，从而加快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发展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也说过“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到苏联时期，理论家们为了推广意识形态，将马克思的这种论述扭曲成为所谓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其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依次发展变化，认为它们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这就是常说的五阶段论。后来又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从而广泛传播。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一些学者重新定义封建社会，扩大封建社会的范畴，将中国古代历史划分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但是，这一理论本身就是不符合马克思思想，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这是很多历史事实所证明的，以下2个部分是本文对此的分析。

　　二、五阶段发展论不符合美国历史事实

　　美国虽然历史较短，却经历了农奴社会、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而且由于离当代较近，历史记载比较详细确凿。回顾历史，从17世纪初英国人在北美建立殖民地到1865年取消奴隶制度为止，美国南部地区使用农奴和奴隶劳动、种植一种或少数几种供出口的农作物，形成规模化农业，成为经济的支柱。早期使用白人契约奴，主要是无力支付到北美旅费的欧洲各国贫民，包括农奴，他们被迫与运送他们的船主或移民经纪人订约，到北美后用5年左右的无偿劳动抵偿旅费。也有一些被法庭驱逐出境的罪犯、流浪者以及无力清偿债务的人，被英国政府运到殖民地卖作契约奴。这些人一般要无偿地劳动7～10年。据估计，在殖民地时期移入美洲的白人当中，大部分是以契约奴的身份移居来的，到1776年美国独立时，70%白人出身于契约奴。直到17世纪末，他们是南部种植园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后来，随着输入的黑人奴隶增多，从事劳动的主体就是成为终身奴隶的黑人了。

　　早在1619年，第一批20个黑奴被一条荷兰船运到北美弗吉尼亚殖民地的詹姆斯敦。随后各殖民地都有了黑人奴隶，但是直到17世纪中叶为数还不多。17世纪60年代起，英国商人取代荷兰人垄断了奴隶贩运业，黑奴迅速增加，并在17世纪末代替契约奴成为种植园中的主要劳动力。据1790年美国第一次人口调查统计，黑人奴隶有69.8万，占南部人口总数的2/5。黑人奴隶象土地、工具等生产资料一样，是种植园主的私有财产，他们的子女也是奴隶主的财产。奴隶终身为奴隶主劳动。奴隶主有任意处置奴隶的权利，包括买卖、毒打以至处死。繁重的劳动和非人的待遇，常常使奴隶在种植园里干活不到10年就被折磨而死。英美奴隶贩子需要每年从非洲贩运上十万左右黑人补充。

　　美国哈佛大学何柄棣教授指出，美国南方奴隶制是最残酷的奴隶制[1]，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2]，第一，虽然当时美国南部报纸不肯登载虐待黑人奴隶的事实，但从美国当时的官方惩罚奴隶记录和奴隶主在报纸上登载的悬赏抓捕奴隶的广告，可以看到，奴隶们被残酷惩罚，诸如广告上登载的抓捕逃亡奴隶所列出的特征基本都是奴隶身上种种被虐待的痕迹。第二，美国奴隶制度下，释放奴隶的法律愈来愈严酷，到1860年，美国亚拉巴马甚至通过法律，禁止以任何形式释放奴隶，以防自由黑人煽动的反抗。这使很多奴隶主强奸黑奴生下的子女也无法获得自由。这是人类奴隶制度史上最严酷的奴隶制度，以前的奴隶制，奴隶主总是可以自愿释放奴隶。第三，虽然美国的奴隶制禁止将黑人奴隶未满10岁孩子从母亲身边夺走，但在美国，从没有认真对待，奴隶主为获得高价，常常拆散黑人家庭拍卖，以至黑人奴隶家庭妻离子散，成为当时十分常见的现象。

　　从殖民时代中后期开始，到南北战争前，美国境内的经济一直是基于农奴制或奴隶制种植园。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贝克特教授指出[3]，“十九世纪上半叶，奴隶制度是美国经济的核心。南部是整个国家经济上有活力的部分。南方产品不仅确立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而且为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各州种植和制造的农业和工业产品创造了市场。1860年以前，美国一半以上的输出品是原棉，几乎都是奴隶种植”。南北战争爆发时，美国南部邦联910万人口中，黑人占360万，约占40%，几乎都是奴隶。

　　总结美国从殖民地时代到建国后的发展历史，从最初农奴性质的白人契约奴制，到残酷对待的黑人奴隶制，是从农奴社会走向最不平等的奴隶社会，到后来废除奴隶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其发展顺序显然与苏联学者提出的五阶段发展理论不符。

　　三、五阶段发展论不符合马克思思想

　　从马克思理论来看，马克思明确指出，古代奴隶制生产方式是商业资本发展的结果，按照恩格斯的总结，要使奴隶劳动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还需要高达发展的手工业和大规模的农业。这说明，从原始社会走向奴隶社会，需要一个高度发展的中间发展阶段。我国学者朱晞发表大量学术文章和专著《为马克思辩: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发展是一种伪马克思学说》[4]，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的奴隶社会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指出马克思的观点是，古代世界的奴隶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奴隶制生产方式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由于古代世界普遍存在的是生产水平比较低的自然经济，而不是工农业生产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因此，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不可能是普遍存在的，只能是古希腊罗马的一种局部现象。

　　很多学者都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论著中找到他们与五阶段论相悖的观点，例如，皮家胜指出[5]，马克思曾经批评过这类人，他说，如果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1－342页）。朱晞在其著作中指出[4]，“马克思说：‘在日耳曼蛮族，用农奴耕作是传统的生产，过的是乡村的孤独生活（同上，第12卷第748页）。还说罗马尼亚的农奴制是在公社所有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上，第23卷第265页）’。恩格斯说：‘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同上，第七卷第400页）。恩格斯甚至更明确地指出：‘在古代的自发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隶制或是根本没有出现过，或是只起极其从属的作用’；‘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人民才靠自身的力量继续向前迈进，他们最初的经济进步就在于利用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同上，第20卷第197页）’。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论述说明，他们认为，在日耳曼、罗马尼亚、“从印度到俄国”并没有出现奴隶制生产方式。他们没有把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作为一个历史公式去推论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古代史进程”。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苏联上古中古史》一书[6]中所指出的：“斯拉夫人也像其他欧洲民族一样，由氏族制度直接进步到封建制度，中间并未经过奴隶制”。欧洲各民族在原始共产制瓦解后生产力尚低的农业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并没有产生奴隶制生产方式。至于希腊（雅典）、罗马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则不是在生产力尚低的农业自然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商业资本发展的结果，是一种商品经济，需要高度发展的手工业和农业生产水平。所以，一旦商业衰落、生产下降、商品经济失去其统治地位，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也就随之瓦解。欧洲中世纪实行封建农奴制，长期处于封建农奴社会，是欧洲北方蛮族占领欧洲广大地区，从原始社会进入封建农奴社会，包括推翻罗马政权和社会，构建封建制；而不是在罗马奴隶社会基础上建设封建社会。黄现璠通过对日耳曼、南斯拉夫、西斯拉夫、东斯拉夫、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越南等一些民族和国家古代史的简略论述，指出世界古代各国历史发展，绝大多数都没经过奴隶社会。

　　到近代欧洲，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到英国等国，都是依托国内封建社会制度，调集军事力量侵略占领海外殖民地，在海外建设奴隶制，抓捕当地土著和非洲黑人当奴隶，进行农业和矿业生产，使殖民地成为奴隶社会。从近代史来看，西方是在封建制基础上，在殖民地推动形成奴隶制和奴隶社会，而不是反过来，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各国相继取消了奴隶制，但这些国家在殖民地并没有推行农奴制，而是让殖民地直接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近代西方在其控制的多个殖民地构建奴隶社会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苏联学者建立的五阶段论，是不符合人类社会历史的，以此作为主要理论依据，论证中国从原始社会必然进入奴隶社会，此后必然经过封建社会，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四、我国古代没有奴隶和农奴社会，马克思总结为亚细亚生产方式

　　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很多社会都存在多种社会现象，通常很难认定为某一单一的社会形态。例如，自由和反奴隶国际组织指出[7]，直到现在，“现代奴隶”在英国还普遍存在，高达数万人被强制劳动，扣留护照，拖欠工资，限制人身自由，并受到暴力威胁和恐吓。美国国务院发布报告指出[8]，国际移民组织估计，每年有500,000名妇女被出售（贩运）到欧洲的当地卖淫市场；美国政府估计，60万- 80万人越过边境跨国贩卖到全世界；对数据的分析表明，在国际边境贩运的受害者中有80％是女性，70％的女性因性剥削而被贩运；被贩运到美国的人数估计在14,500至17,500之间。包括全球国内贩运人口在内的估计数在200万至400万之间。受害者大都被控制而被迫卖淫劳动等奴役。

　　此外，虽然学者们公认，英国早在19世纪中叶就发展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了，但英国贵族特权，直到21世纪仍然大量存在。例如，英国上院的议员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由王室后裔和世袭贵族等组成，约上千人，无任期限制。英国上院的权力虽一再被削弱，但它在英国政治生活中仍然不能忽视，这是因为：

　　第一，它还保留财政法的讨论权。由于贵族院有不少人担任过国家的重要职务，富有经验，他们对财政法案的意见仍然产生重大影响。第二，它还保留对法案的一年延搁否决权，这对平民院的法案仍起阻碍作用，特别是对带有时间性的议案拖延一年，就可使它实质性失效。第三，对下院通过的法案经上院审查后可以修改法案，这等于给上院议员维护贵族特权的权力。第四，直到2009年还一直掌握着英国的最高司法权。

　　我国学者吴大琨[9]总结马克思在文章《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全集第46卷上第470-497页）阐述的古代东方国家，主要指古代中国和印度的生产方式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其主要特征包括：

　　第一、存在着土地的村社所有制形式和国家的所有制形式,这些所有制形式的存在是同以人工灌概为基础的耕作制相联系的,拥有无限权力的帝王是这些国家的上地的“最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第二、作为这些国家的主要生产者的是村社中的成员,也就是农民。第三、建立在这些小村社之上的专制政府是依赖于作为村社农民的剩余劳动或剩余生产物—贡赋而生存的。这些政府既控制着土地和水源,也控制着手工业和商业,就政治上说是绝对专制主义的。第四、作为这种专制主义基础的村社,它本身是一种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经济组织,可以自给自足。这样的村社,“变成完全能够独立存在,且在自身中包含着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一切条件”,所以它的生命力是很强大的,可以不断再生。第五、在这些国家中的奴隶,主要被用在非生产性的家内劳动上。

　　按照马克思的总结，古代中国的主要劳动者不是奴隶和农奴，而是自由民，也就不可能是农奴社会或奴隶社会。我国战国时代之前实施的是封土封臣式的封建制度，同时存在不平等的奴役制度，也存在很多被歧视的群体。在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历史中，大部分时间都存在类似奴隶制的不平等制度，直到满清灭亡之前的1909年，满清政府才正式取消了奴婢制度。但早在两宋时期，我国曾取消了这种不平等的奴役制度，禁止民间蓄奴。更重要的是，我国历史上广泛存在的奴婢，与奴隶社会的奴隶和封建社会的农奴都是有本质区别的[10]。首先，我国的奴婢主要从事家庭劳动，不是从事生产的主要劳动力。

　　在战国时代之前，我国实行公有制土地制度，主要由平民耕种；战国时代土地逐步私有化，土地被私人占有，我国的地主通常将田地租给农民耕种，而不是自己组织奴婢耕种。其次，我国的奴婢只是当时社会的一个阶层，主要来源于罪犯和负债人员，占人口比例不大，不是社会主要矛盾对象。第三，我国历史上的奴婢，不像奴隶那样毫无人身保障，动辄就被奴隶主杀害甚至成为殉葬品，我国的奴婢法律尚对奴婢人身安全有一定的保护条款。我国秦汉以前，主要矛盾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自秦汉以来，历史上各个朝代的主要矛盾则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这说明我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

　　就我国古代历史来看，最初是万邦林立，到西周建立的时候，周天王分封的大量邦国都有悠久历史。我国远古的三皇五帝是从部落联盟基础上推举的联盟领导人，到夏商周三朝，变成了世袭制，但主导联盟的大邦，仍然没有压倒各邦的实力，大量邦国仍是远古就存在的部落发展而来的。直到秦统一六国，实现郡县制，才从根本上消灭了大量并立的邦国，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仍然承认宗族制度，地方上仍然是家族自治，所谓皇权不下县，只需要按期交税，这与现代社会的交税制度并无本质区别。后来虽有边疆落后的小邦蒙古和满清统治中国，在边疆地区扩大了农奴制覆盖的区域，但在我国人口众多汉族为主的中原地区，仍然没有改变这种状况。从国家制度上来看，从来没有广泛实施欧洲那种封建制度下的农奴制度，限制大部分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

　　现代欧洲各国是中世纪早期北方征服者南下建立的邦国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古罗马控制的地中海沿岸的南欧地区，北方蛮族推翻古罗马统治，建立殖民政府，占人口多数的是当地古罗马居民，成为上层统治者控制的农奴。而在德法英等国，也是北方日耳曼人南下，征服当地土著建立了大量邦国，在这些邦国基础上发展成为现代国家。当地土著就成为征服者的农奴，从而成为封建制农奴社会。中国仅在少数边疆地区出现过这种外来少数征服者成为统治者的情况，在广大内地，一直是地方自治，从来没有让外来征服者统治到底层。这是中国没有出现农奴社会或奴隶社会的主要原因。

　　我国有很多学者论证，我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马克思所定义的奴隶社会，已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共识[11]。其中历史学家黄现璠教授是最早从学术上论证，所写《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兼论世界古代奴及其社会形态》是主张“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专著。全书从考究中外“奴”词及其相关文字入手，辨析这些古文字的词义和文化内涵，为探讨奴隶社会存在与否的问题铺陈详实有力的历史依据；继而针对史学界普遍坚持的“中国存在奴隶社会”一说，探究“奴婢制”、“奴隶制”、“农奴制”的具体涵义，进而展开对古代社会形态的讨论，分析先秦古代社会以及部分世界古代社会的社会性质。最终论证两点结论：一是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二是世界各国古代历史绝大多数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张广志和李学功合著《三代社会形态: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研究》揭示我国夏商周时期的村社制度，是一种公有制土地制度，村民共同耕种公田，还有维持生活的份地，份地每年一轮换，即井田制，同时也是兵源的重要保证，从而论证中国夏商周三代不是奴隶社会。

　　我国学者同样发表了大量文章论证了我国近代以前虽然有不平等的奴役制度，但没有出现过农奴社会[12]。自秦汉以来，我国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权，实行郡县制管理国家，在国家管理制度上，与封建制是相对立的。冯天瑜著《“封建”考论》[13]综述了古今中外封建概念的发展变化，比较中国的实际历史，把秦以后中国属于封建社会的观点称为“泛封建观”，批评它既不符合“封建”的“古义”和“西义”，亦“与马克思封建社会的原论相悖”，实乃概念之误植，受到广泛关注和认同。

　　也有少数学者以我国秦汉以来存在的阶级差别和阶级压迫为由，认为这种差别就是封建社会的特征。我国历史上的特权阶层是官僚阶层，它是流动的，不是一种世袭特权。任何平民都可以凭借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阶级，从而享受更多权利；就像美国人当选总统和议员等后一样获得更多权利。我国古代社会主要由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组成，其他阶级的人口很少，其主要矛盾是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

　　与此相比，美国宣布取消奴隶制后，美国黑人仍然被制度性歧视，美国长期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由于美国宪法规定奴隶制问题是各邦内政，虽然美国国会废除了奴隶制度，南部各邦并不都理睬美国国会的决定，美国国会议员们心知肚明，也难以追究不加理睬第13修正案废除奴隶制法律的邦。作为支持奴隶制的南部邦，有多个邦是20世纪才通过的，密西西比邦当时没有通过这一修正案，直到1995年才第一次投票通过。但是，密西西比邦官员没有向记录政府活动的《联邦政府纪事》申请通报，通过这一修正案严格意义上不具“官方”意义。直到2013年2月7日，才正式在《联邦政府纪事》上公布，至此，第十三修正案生效147年后终于在密西西比邦得到官方正式确认而生效[14]。也就是说，直到2013年初，奴隶制才在美国境内完全被法律禁止，而世界其他国家早已禁止奴隶制。这对那些宣传美国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精英来说，不能不说是个讽刺。

　　由于美国宪法修正案仍然允许用强制劳役来惩罚犯罪行为，南北战争结束后，南方各邦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法律来让黑人沦为刑事罪犯。这些在美国国会取消奴隶制后通过或更新的涉及黑人的法律被统称为黑人法令。密西西比邦是第一个通过这类法令的邦，这项1865年通过的法律题为《赋予自由民公民权利的法案》，要求黑人工人在每年1月1日与白人农场主签订合同，否则将面临流浪罪的惩罚。黑人如果犯下轻盗窃罪、讲粗话或是在日落后出售棉花，都会被判处强制劳役。后来各邦通过了新的，更严格的流浪法，选择性地针对那些没有白人保护的黑人，被定罪的黑人作为罪犯，被卖到农场、工厂、伐木营地、采石场和矿山，也使大部分黑人不得不与白人农场主签订合同，固定到白人农场劳动。

　　因此，美国的黑人奴役制仍继续存在，大部分黑人都是事实上的农奴，以至于美国黑人死亡率一直比美国白人高得多，人均预期寿命则比白人低10-18岁，例如1905年美国黑人预期寿命仅有31.3岁，白人则为49.1岁[15]。虽然1870年美国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禁止各邦以任何形式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利，但美国南方白人仍然反对黑人参加选举。三K党、白山茶骑士党等恐怖组织在南方许多地方出现，他们公然威胁和阻止黑人参加投票，黑人参加选举人数急剧减少。1890年以后南方各邦更是相继通过法律，包括通过财产限制和教育水平限制等方式取消黑人的选举权。直到1961年通过的宪法第二十三条修正案，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黑人才被允许参加总统大选，但仍不能参加地区选举。直到1964年，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允许黑人参加各邦基层和联邦选举，任何人不得以交不起选举税而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利，才取得了与美国白人等同的选举权。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选举权扩展到黑人头上，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外部的压力。毛泽东主席发动的革命，人人平等，反抗压迫有理，尤其是在朝鲜战争期间，通过宣传吸引黑人部队成建制投降，使美国统治者不得不取消军队中的种族隔离政策，也极大地推动了美国黑人追究平等的要求，美国黑人在美国发起了广泛的斗争，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妥协，取消种族隔离政策，以维护内部和平，支持美国对外侵略。

　　相比黑人在美国的遭遇，美国土著印第安人则更加悲惨，他们连生存下来的权利都被美国白人取消了，南北战争后，美国通过武力，很快消灭了大部分印第安人，使很多印第安种族灭种。如果以少数学者判断中国秦汉以来都是封建农奴社会的理由，则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恐怕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一直是野蛮邪恶的奴隶社会。

　　五、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不是私有化，而是自愿交易

　　相比农奴社会和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特征是取消了不平等的人际关系制度，国家从法律上禁止任何个人的行动自由被他人无端限制。任何不经他人同意而限制他人自由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劳动者不再象奴隶社会和农奴社会那样没有人身自由，而是从法律上来说，可以自由迁徙，可以自由地出卖劳动力给不同的生产组织者。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极大地增加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制度改变之一。

　　美国和西方精英推销的资本主义，还要求社会资产私有化，但这并不符合西方历史和现实。当代西欧国家的资产，大多控制在政府手里[16]，而美国政府控制的美国资产，即使在西方最低，也基本占整个社会一半左右[17]。例如，美国的土地所有权是完全属于政府的，其中大部分土地出售给了个人，但个人只是拥有了这些土地的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实际使用时，需要严格执行美国政府的法令。任何改变土地用途的做法，都必须取得政府的同意，而且土地使用者每年需要上交土地税，也就是使用费。美国政府还对大部分资产，包括一些个人财产也同样收税，如房产税等，也就是同样收财产使用费。事实上，当今美国的投资，也就是资产所有者，大都是政府控制的各类基金，即使是私募基金，私人资本也仅占十分之一，大都是政府控制的养老基金，教育基金等控制。

　　因此，美国学者并不认同美国精英通过意识形态宣传描绘的私有化美国形象。美国历史学家指出[18]，“从理论上讲，所有的英国土地都属于国王。……在今天的美国，国王的作用已经由国家取代。如果你不支付财产税，你的财产权就会被剥夺掉相当于纳税金额的那部分。在别的国家里，土地拥有者不承担任何义务而保有绝对的权利，但在美国不是这样”。每年都需要上交使用费(税)，能叫私人财产吗？显然美国人的土地等财产权也不完全是私人的。

　　从历史来看，英国本是封建制国家，社会资产都控制在贵族和国王手里，土地属于英王所有。英国的工业从纺织业开始，封建主将农奴赶出其土地，发展规模化养羊，生产羊毛，供应纺织业，失去土地的农奴则成为工厂工人。发展工业的资金主要来自封建主，工业资产也大都被封建主及其家族控制。当时英国殖民北美时，同样是封建贵族包括英王投资，组织军队，召集失去土地的平民做契约奴。英国殖民者在北美占领的土地，大都是封建贵族和英王所有。封建贵族本身就是英国政府管理地方的代表，本身就具有官方性质，需要宣誓忠于英王。西方精英将他们打扮成民间身份，不过是为了忽悠其他国家。而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建国后，很长时间内，联邦政府权力很小，只能主管国际事务以及各邦间的争端；各邦精英掌控本邦的经济主权，那时美国各邦的基本建设大都是政府投资，个人参与的，只因没有联邦政府的参与，就被美国精英描绘成是私营的。

　　美国和西方精英推销私有制的主要目的是推动他国出卖国家各种资产给个人，让他们可以印钞“购买”他国资产，从而控制他国经济资源。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另一关键因素，是美国通过为很多国家培养大量经济学家，帮助他们控制其所在国家政府权力，承认美国发行的美元可以自由地兑换他们的货币，等于将货币主权交给美国精英，从而可以印钞控制他国经济资源了。美国和西方精英推销的私有化自由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出现在地球上，它只是西方通过意识形态宣传，炮制的乌托邦。

　　美国在中国的文化侵略，早已统治少数中国主流精英的思想，以至于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是一个大奴隶主，蓄养了数百名黑人奴隶，一直到他死的时候，都没有释放；主持制定的美国宪法，根本就是一个维护奴隶制度的宪法。但在中国，却有少数精英十分迷信美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将华盛顿当成民主自由的象征，甚至在中国的中小学教科书中一再收录吹捧华盛顿文章，使得中国的中小学课堂成为自觉宣传美国意识形态的课堂。如此明显的欺骗，都能十分成功，更不用说，美国的私有化资本主义宣传，虽然不符合美国的实际情况，然而，很多中国主流经济界精英却笃信美国的谎言。

　　六、我国历代社会形态分析

　　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点，就是取消了农奴和奴隶制度，劳动者可以自由进行经济活动，行动不受他人非法限制，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积极性，推动了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我国自原始社会以来，就是自由民作为生产者，从特征上来看，早就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了。我国历史上，在大部分时间，大部分土地属于家族和国家所有，不是私人所有。仅在北宋末年，王安石变法，将绝大部分国有土地出售给私人，削弱了政府对国家资源的控制能力，导致外敌第一次推翻了中原政权。

　　自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产生以后，就会出现市场交易，从而进入市场经济。我国古书《易经》中就有关于最早的交换活动的记载:“神农氏作……日中为市, 致天下之民, 聚天下之货, 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表明我国在夏朝建立前就存在市场和市场交易。即使到夏朝时期，当时的社会还处于万邦林立的时代，每个邦国所统治的范围有限，相当于城邦时代，由于交通还很落后，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不发达，市场交换主要发生在本邦。在人口较为集中的都邑，市场也具有相当规模,古代文献《管子》中就有暴虐的夏王在市场上残害百姓以取乐的记载“桀放虎于市。以观其惊” 。

　　到了夏朝晚期，据历史记载，商邦祖先的生意就做得很大很远了，也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为推翻夏朝做好了准备。到了商朝，我国青铜冶炼工业就非常发达了，制造了大量青铜武器和礼器以及生活用具。在王城和贵族居住的大城，现代考古发现了大量青铜冶炼工场遗迹，显示当时的铸造工艺完备，包括制模、翻范、熔铸等一系列工艺，从而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商代城邑的交易市场更为普遍, 商品交换愈益频繁, 这以殷彝器铭文中有“市”字可得到印证。古代文献中也有记载: “ 殷君善治宫室, 大者百里, 中有九市。”《诗经》对商市邑的繁盛, 更有生动的描述: “ 商邑翼翼, 四方之极, 赫赫厥声, 灌灌厥灵”。到了西周,“市”成为王都的一个组成部分。市的范围、位置都有了定制（《考工记》）:“匠人营国, 方九里, 旁三门, 左祖右社, 面朝后市”。到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的市场经济就很发达了。当时生产了大量铁制农具。由于各地矿产资源差别，工业生产有了地域性分工，市场交换范围扩大。齐国的管仲早在春秋早期就建立了稳固的工商业为主的市场经济体系，推动了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财富，联合其他诸侯国打败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相比欧洲中世纪的停滞，我国在封建制取消以后的两千年历史中，取得了巨大的社会进步，在技术发展和社会管理方面都进展巨大，今天西方的政治制度，大都来自中国古代。同时代人类的技术进步，也大都来自中国，其中四大发明，是西方冲破中世纪，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西方的封建时代，是无法与中国同一时期相提并论的。但是，我国这段历史时期，也存在几大致命缺陷。

　　第一，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多子多福文化，同时生产力发展缓慢，赶不上人口增长带来的需求， 每当气候巨变时，就会形成粮食严重短缺，导致内乱，严重时王朝覆灭，人口大部分死亡，往往赤地千里，导致很多历史积累化为乌有；

　　第二；两宋时期形成的主流文化，怯于外战，以至于此后两次被落后的边疆小邦占领，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方面全面开倒车，尤其到满清统治时期，上层统治者始终对主流民族提防，国内就不稳，而且实施了很多落后的制度，包括奴隶制度，极大地阻碍了社会发展。比较明清两代西方旅游者在中国的观感，即使在明末国内北方大乱的时代，明朝很多地方仍然非常富裕，远超当时西方。相反，即使是主流意识形态极力宣传的康乾盛世，当时的英国使者看到的都是满眼的赤贫，包括军人都是如此，这也是英国后来敢于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从政治上看，满清是皇帝独裁制度，给予满族世袭特权，依赖满族控制和管理国家的制度，实施了很多封建制度。到西方侵略中国，签订不平等协议，尤其是治外法权条款，等于让西方侵略者成为太上皇，后来学术界和政治界总结清末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相当恰当的。

　　但是，少数人从根本上否定我国以往历史，用封建社会总结我国秦汉以来的2000年历史，显然就是错误的。我们的那段历史，是西方封建社会远不能相比的。即使是满清时代，也没有让农奴和奴隶成为主要劳动力，仅仅实行了世袭特权等部分落后的封建制度。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中世纪是封建农奴社会，而不仅仅实行了封建制度。我国近代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以农业为主，可划分为农业资本主义社会；而在少数时间，例如南宋时期，工商业税收占全国税收曾高达70%[19]，可以说，进入了工商业资本主义社会。

　　七、新中国的社会形态

　　一个社会事关强盛的关键因素是社会的组织能力，它对经济与技术发展，以及军事防卫都十分重要。组织能力又与生产关系包括分配密切相关。满清出于提防主流民族，防止主流民族组织起来反抗的目的，不能很好地组织占人口90%以上的主体民族，从而让中国成为一盘散沙，不能应对西方侵略，让日本出动几十万军队就占领中国东北。到民国时期，虽然推翻了满清统治者，但民国国民党政府却依靠地主阶级，不敢解决土地问题，不敢组织普通民众对付日本，致使侵华日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中国通过土改，让亿万农民获得土地，从而赢得民心，成立后，仅过了一年，就出兵朝鲜，在朝鲜战场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据美国政府在首都华盛顿设立的纪念碑，仅3年时间，联合国军就被消灭225万，使得西方自此以后，打消了直接入侵中国的企图，也使清末以来人们十分担心的球籍问题得到解决。

　　我国民国时代的一大特征是官僚资本主义。所谓官僚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要资产属于民国政府，由官僚控制和管理，与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公有制经济，区别在于，民国官僚们将国家财产当成个人财产，利用手中权力，肆意侵占。民国末期民族工业资产70%属于政府，即使包括外资部分，民国工业都是公有制为主的（参见简锐《国民党官僚资本发展的概述》[20]）。民国被推翻以后，共产党没收了民国政府工业资产，也就控制了国内主要工业资产。新中国另一主要措施是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和人民公社制度，组织占人口90%农民实现规模化集体农业，大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到1979年我国粮食产量是建国前2.97倍，即使人口倍增，人均粮食产量基本接近温饱水平，基本上解决了我国吃饭问题。

　　新中国在前30年，虽然使用了较多的命令方式，其管理经济的主体仍然是市场方式。例如，当时我国城市居民，除住房是租住外，消费的其他商品，基本都是市场供应的。我国农民的产出，除向国家上交的公粮外，都是通过市场出售的；所消费的各种商品，除所在生产队自己产出的农产品外，都是通过市场交换实现的。长期以来，我国主流经济界贩卖西方的谬论，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显然是错误的。与市场经济模式对应的是命令经济模式。即使是市场经济，也离不开命令管理方式和经济计划。我国在改革之初，为了政治需要，主流媒体制造了僵化的计划经济谎言，很多人被主流媒体误导，从而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西方也充分利用这种误导，希望中国能忘记那段成功的时代，成功地将美国和西方打败，让西方不得不放弃军事和经济封锁中国，搞垮中国的企图。

　　相反，毛泽东时代发展了命令方式，更多地强调底层老百姓的参与经济管理，例如，著名的鞍钢管理模式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包括分配，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负责企业管理，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从而有利于解决市场经济下的管理和分配问题，减小阶级差别，从而有利于消灭阶级，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关键措施。

　　到了改开时代，农村取消了人民公社制度，解散了集体经济，农业重新回复到我国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状态，此后我国粮食产量增长缓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口计算，2003年人均粮食还低于1979年。社会化大生产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就之一，是提高生产效率的主要方法之一。美国农业虽然是以家庭农场为主，但单个农场种植规模在数百英亩，比我国家庭农业高100倍以上,实际很多农业生产活动都是服务型公司负责的,是一种工业化农业生产模式,与我国的家庭承包模式是截然相反的。我国工业方面则推行私有化，目前大部分企业都已私有化，国有企业雇佣的劳动力仅占3%。我们实际上放弃了对老百姓的组织，从而极大地减弱了对社会的管理能力。

　　尤其是1995年以来，央行依据外汇储备被动发钞[21]，增发的人民币都拿去换西方货币，交给西方精英，而换来的西方货币，则作为人民币发行依据，只能用于回收市场上人民币，由于经济规模不断增加，需要的人民币也随之增加，等于换来的外汇不能使用，从而让西方印钞购买中国资产，等于将我国经济资源免费交给西方。虽然我国生产了世界大部分工业产品，人均产出是世界平均4倍以上，但人均收入却不到世界一半，个人收入占产出比例从改开前69%，下降到2015年仅41%，比美国低一半以上，而分配给资本家部分高达59%，越是美国4-5倍。由于分配不均，普通劳动者收入就更低了，大都属于低收入。人均消费更是不到世界人均消费的四分之一。我国大部分产出都交给了资本家，主要是西方资本家。美国哈佛大学弗格森教授总结为中国负责生产美国负责消费的中美国[22]。中国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支出，2011年美国从我国获得的红利高达3.66万亿美元，约占我国国内总产值一半[23]。所谓私有化，实质是经济殖民地化。2012年《中国新时代》杂志主编发表文章[24]，指出我国经济能时常见到殖民地经济特征，要求走出殖民地经济阴影。

　　虽然我国发行的人民币迅速增长，2002年1月底基础货币发行量为4万亿，到2011年6月就超过20万亿，不到10年增长5倍，年均增长18.5%，远超经济增长，但我国市场上却经常缺少货币，其主要原因，就是发行的货币都拿去换外汇，交给了美国和西方。此外，我国政府也没有为市场提供净资金，我国企业作为一个整体，长期负债率高达120%，企业之间相互拖欠合同款，拖欠工人工资，以至于三角债和拖欠工人工资成为长期无法解决的难题。企业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支持，通过拖欠债务来维持运行。由于市场上资金短缺，民间贷款利率高达20—30%以上，长期拖欠工人工资等债务，等于公然抢劫，却在地方政府支持下，长期执行，实质上等于是强盗市场经济。有记者评论[25]，我国进入了野蛮资本主义阶段。

　　八、讨论和总结

　　本文应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探讨我国历代社会形态，其主要依据是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劳动者在社会中的地位。马克思对中国近代以前生产方式的总结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认为自由民是劳动主体，因而不存在奴隶社会和农奴社会；其生产关系与西方推销的资本主义类似，因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其根源是自古以来，中国一直实施的宗族制度，皇权不下乡，地方上以宗族自治为主[26]。我国很多学者都根据古籍记载，论证我国古代一直是自由民为主要劳动力。

　　苏联人并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且错误地将马克思对西欧社会形态的演变过程看成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应用到中国，认为中国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显然是错误的，既不符合马克思思想，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马克思曾一再反对将西欧社会形态的演变看成是普遍规律。由于苏联是人类第一个实践马克思理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在中国学术界和政治界有很大影响，曾长期成为我国学术界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思想。

　　支持者认为，这是苏联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这种公然篡改马克思思想，还对中国古人进行颠倒黑白式的污蔑，能叫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然而，直到最近，还有作家认为，反对五阶段论和坚持中国无奴隶社会，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这太荒谬了。对比美国精英通过宣传，让很多中国学者相信，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主持制定奴隶制宪法，推动奴隶社会形成的大奴隶主是民主自由制度建设的明星，甚至在中国的教科书中赞扬华盛顿。中国的少数学者却要污蔑我们的先人奴役了大部分劳动者，搞野蛮的奴隶社会，例如，罪犯受到强制劳动，这和现代各国一样，就被该作家看成是奴隶，作为那个时代是奴隶社会的证据[27]。这才是不折不扣的历史虚无主义。

　　本文指出，西方通过宣传让人们相信，私有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与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不符，其目的是通过私有化来控制他国经济资源，从而使他国成为西方的经济殖民地。实行公有制，由政府和社会组织控制社会资源，本来就是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管理的基本要求。马克思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是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危机。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社会主义能够解决分配问题，避免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同时减小阶级差别。以此来判别新中国不同阶段的社会形态，才能较好地反映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进展。

　　当今中国学术界在依据马克思理论讨论中国历代社会形态时，或多或少地受苏联人五阶段论影响，要么承认封建农奴社会，要么承认奴隶社会，不敢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存在大规模奴役现象，或者将我国古代不平等的等级管理制度看成是生产活动中的奴役关系，扩大马克思所定义的名词概念的范畴。这都是不正确的，现代西方社会仍然是高度不平等社会，我们不能幻想美国总统和平民有相等的地位，不能幻想美国的大资本家和美国失业的流浪汉有平等的权利。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仍然公开实施歧视黑人的种族主义隔离政策；直到最近,美国富翁辛普森杀害妻子是美国老百姓众所周知的，却逍遥法外，这是美国普通老百姓不可能享受到的待遇。就是在社会主义阶级，阶级差别和不平等权利仍然继续存在。如果以不平等作为奴隶社会存在的理由，则到目前为止，人类从来就没有走出奴隶社会了。人们应该用同一标准讨论各国不同时代的社会形态，才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也有很多学者从国家管理制度等角度讨论中国历代社会形态。马克思在其著述中，也从多个角度讨论了人类社会形态的变化，其中所有制就是一个重要方面。国家管理制度对社会的影响无疑是非常明显的，冯天瑜教授以此为标准，将中国历代划分为原始时代、封建时代、皇权时代、共和时代，综述评价了多个国内名家对中国历代社会形态的划分。因划分标准不同，本文就不一一分析了。

　　社会形态理论是用一个名词来描述一个社会，给一个社会定性，是意识形态领域非常重要的工作。美国和西方一直称中国用封建、官僚、极权等贬义词总结中国，就是从道德上污化中国，从而让中国老百姓承认美国的领导权。相反，美国一直用自由民主描绘美国和西方，将奴隶社会打扮成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将大奴隶主华盛顿打扮成民主的明星，就是要在道德上占据上流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和西方精英在主流媒体上极力美化他们的历史，也成功地洗脑了很多国家精英，但美国精英在学术上则追求历史的真实，从而为我们了解美国的真实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为探讨人类社会的变化规律作出了贡献。他们不但没有影响美国的意识形态宣传效果，反而让很多人认同美国的宣传，甚至成为美国意识形态的自觉维护者，让很多被洗脑的精英，利用国家资源，为美国意识形态服务，例如，在中国的教科书上宣传美国的普世形象。以至于我国教科书中，有多篇文章宣传华盛顿。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五年级下册收录虚构的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表扬华盛顿诚实的品质；高中历史教科书则宣传华盛顿拒当国王，体现华盛顿的民主精神。事实上，美国独立时，是13个国家分别独立，华盛顿领导的军队是13个国家民兵。华盛顿不过是弗吉尼亚国的民兵领导人，没有任何当国王可能性。要知道，传统上西方封建等级思想是非常深厚的，在华盛顿之前，西方各国从没有一个平民当上国家最高领导人。英国国王一直是入侵征服英国称王的诺曼公爵的后人，持续近千年，与日本国王万世一统，差相仿佛。

　　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落后，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学术界意识形态化太严重，不符合当前政治需要的观点和历史，就难以发表，从而让很多学者根本不相信本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也难以反思更正很多明显的错误，例如，为美国意识形态服务的中小学教科书。相反，美国公开宣传的意识形态是私有化的资本主义，却允许反对私有化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在美国的传播，很多大学教授研究和推广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政治家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搞政治活动。只是美国精英通过媒体控制，让马派思想在主流媒体中很少出现，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边缘化。大部分民众实际接触到的仅仅是美国精英推销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少数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都是经过正反两方面的讨论筛选出来的笃信西方意识形态的精英，从而能够自觉地推销西方的意识形态。我们需要深刻反思我国在意识形态和学术方面的管理工作，尽快消除不利我们民族形象的意识形态工作，同时改变我国学术研究意识形态化导致的对现实世界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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