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争鸣——两个时期的科研特色

　　北京正在开科技大会，看了标题，没有点开看正文。

　　会振奋人心，会令人激动，会鼓舞到全国人民，一年一度。

　　观察国外，美国，欧洲，俄罗斯，日韩，等，似乎都没有这样的年度大会。

　　回看新中国前几十年，也没有这样的年度例会。

　　从科学规律及国内外经验看，开会可能并不是成果的决定因素，“春天”也未必能从纸上走向现实，院士数的多少未必就能突显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

　　古往今来，治世最忌“刑滥而赐无节”，当赐得赐，赐而无节，必致贪赐而务虚。

　　袁先生突然走了，杂交稻还在，我们不妨以“杂交稻”为案例来分析一下新中国前后两个时期中国科研体制的异同。

　　★论文与科研

　　袁隆平在发表那篇雄性不育论文的时候，他还只是一名在偏僻中专学校安江农校任教的普通教员，在发文时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科研立项，纯属个人科研兴趣，他的论文能在《科学通报》上发表，本身就说明那个时代的科研思维非常务实，科研期刊亦如此。

　　放在今天，袁先生的论文恐怕可能在编辑手上就被扔了。《科学通报》英文版无论如何比现在的大学学报等级要高，就拿一般985大学的学报要求来讲，不是一本以上学校的教师，没有一定级别的项目支撑，你的论文基本上无法通过初选，人家连内容几乎都不用看，看作者简介就完了。更高级的期刊就更不用讲了。

　　换句话讲，袁先生是很幸运的，那是一个不嫌贫爱富的时代，那是一个不唯权威的时代，那是一个不唯帽子的时代，破除了唯上、唯书、唯权威，小教员袁隆平的科学想法才得以在期刊里延续生命。

　　★科研与行政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公有制管理，科研离不开行政，前后两个时期都一样。

　　但如果要细究，两个时期的管理又有很多不同。

　　袁隆平，当时还不是全国知名，国家科委的领导能从期刊论文中读出创新性实属不易，说明管科技的官员自己懂科技，说明当年的科技期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并支撑决策。

　　近几十年，还有省部级领导专心看科研期刊吗？科技部又有几位领导在看科研期刊？还有哪个领导会关心一篇论文？

　　当然，在唯论文的今天，领导即使有心，怕也是无力，论文已经多到成灾的地步，领导想看，都不知道从何入手，永远看不完，哪能从中筛选有用论文？举个例子讲，前些年，纳米材料论文非常疯狂，如果有人愿意把已经挂网的论文全部用Ａ４纸给打印出来，其高度应该可以与珠峰并肩。然而，这么滥的论文潮流，又产出了什么呢？

　　★帽子与立项

　　过去，科研立项主要是政府层面，也即纵向项目。近几十年，是纵横混合。

　　就目前而言，纵向项目的大头是国自和省自，当然还有很多专项科研基金，立项总数每年都达到几万项。如果再加上横向项目，年立项经费已经超两万亿元。数额不可谓不惊人，规模不可谓不庞大。

　　袁隆平先生的杂交稻若放在今天，他的项目还有机会立项吗？

　　我看是没有多少机会的。大家不妨问问高校的朋友，211以下的一本高校，一年能拿几项国自和省自？二本三本高校又能拿到几项？专科学校能拿到一项吗？袁老师的农校是中专，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专科，顶多也就是三本。

　　1967年，湖南省的科研立项，就水稻研究而言，只有一个重点项目，这个重点支持就给了袁隆平老师，这个时候，他还在安江农校，还是一名极普通的老师。

　　按资历，按实践进度，都轮不到袁老师，但当时的政府就有勇气支持创新。

　　论资历，湖南当时有很多知名水稻专家，周声汉，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农学院，胡仲紫，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谢国蕃，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陈一吾，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他们都是湖南农学院教授或省农科院研究员，都是知名水稻专家，袁隆平老师根本就没办法跟他们比。

　　论实践，湖南省在水稻领域已经取得的成果相当多，并且正在进入实践研究的品种也很多，万利灿、胜利灿、茶粘1号、南特号、农垦58、农虎6号、雷火粘、红脚旱、番子、白米冬粘、红米冬粘和油粘等品种，其中“矮脚南特”的最高产量曾达到800斤以上，湘矮9号的推广面积达到1000万亩以上。按理讲，重点支助应该支持已经看到阶段性成果的项目，怎么会去支持一个仅有一篇论文的项目呢？如果是北大、清华、中科大等名校的教授，凭一篇论文获得立项也是有可能的，但袁老师的学校只是个中专啊！

　　放在今天，袁隆平若还在中专或大专工作，他的科研能获得什么项目？不外乎三种情况：1，最多给你个一般性项目，让你探索性试验一下；2，让袁隆平老师挂靠在某科研大腕名下，重点项目给大腕，再由大腕给袁老师一个子项目，最后的成果算在大腕头上；3，根本就不给袁老师立项。大家想想看，会不会是这三个结果？

　　★国家体制与人海战术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过杂交水稻研究过程中的国家体制作用，21个省市，103个单位，380多名专家，都集聚到湖南，现在还能办得到吗？

　　人集中还算不得什么，关键是，即使人员未到湖南，科研成果也能共享，贡献最大的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和湖北几省，只要有一点科研进展就立即报送给湖南，江西在不育系取得的成果，福建在保持系取得的成果，都在第一时间送达给湖南，让“南优2号”顺利完成。

　　放在今天，谁愿意这样分享？可能的情况是：1，我的成果我做主，首先得满足我自己先发表论文，发完论文再分享；2，我的成果为我所用，得先申请个专利，如果湖南要用也可以，得先付钱；3，干脆不跟湖南合作，在自己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另立门户单干。大家想想看，如果是现在，跨省的科研协作会不会是这几种结果？

　　现在还有没有国家体制搞科研呢？有，主要在国防军工和航空航天领域，但现在的国家体制是用钱在推动，用荣誉在激励，谁参与，谁就能名利双收。

　　在其它重大科研领域，采用的主要是人海战术，不是国家体制。从人数上看，都是人多，这是相同之处。从过程看，完全不一样，现在的人海战术是各自为政，核心技术互不通用。比如说搞芯片，全中国各省市都在搞，但搞了几十年，卡脖子问题仍然解决不了；又比如汽车，全国至少有二十个省市在生产汽车，引进技术也已经有三十来年，至今仍然是外国品牌的天下。

　　可以下结论：凡属国家体制坚持得好一点的领域，独立自主性都很高；凡属搞人海战术的科研与生产，基本上都离不开外国。

　　★科研投入与产出

　　杂交水稻的研究是大投入，从立项到推广，政府共投入经费为280万，换算成现在的货币，估计得超6个亿以上。这体现出国家对袁隆平老师是多么的信任与尊重。有些人老拿文革说事，这是不对的，袁先生成名之后的牢骚话也是不对的，从文革开始到重点立项，就几个月时间，能有什么迫害？讲话要凭良心。

　　从产出端看，时间定在1980年，《湖南省志水稻志》第75页的介绍就是“增产水稻40亿斤，折合人民币7亿元”，换算成现在的货币，那至少得增收1500亿元以上，再经历后面的三十多年推广，增收效益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我们不忘记袁先生及所有杂交水稻专家的原因所在。

　　各自为政的搞科研有什么坏处？

　　上海交大的陈进教授拿了13亿搞芯片，结果只产出了一片用打磨机磨去洋文的“创新成果”。每年超2万亿的科研立项，至今未看到一项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或足以影响世界的实践成果，投入产出严重不对称。

　　科研不一定要求快出成果，科研需要积累，这个道理很简单，大家都懂。但是，这不是科研经费浪费极其严重的合理托辞。科研上的“人海战术”对应的是“项目撒芝麻粒”，科研本应该让有科研能力的人去搞，现在不是这样，是全面撒网，幻想在某个点位突显奇迹，每年的自科基金几万项，每个中标者都急功近利以发论文为己任，两万亿的人民币换来一二十万篇论文，确保中国论文数世界第一，两万亿换不来一项解决卡脖子的成果。

　　如果湖南省当年把首个重点立项150万元拆成十个小项目，杂交水稻是搞不出来的，因为这项研究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可能十个项目最后都会失败。

　　★科研与实践

　　如果单看科研成果的结题数量，我敢非常有把握的讲，中国的成果数稳居世界第一。十年前，几乎每一个科研立项都要通过专家评审验收，结果基本上都是“国内一流”、“世界领先”等描述，只要评审费到位，绝不会有人把你的项目给出差评。后来，评审环节省略了，结题成果都以论文或专利表征。所以，近十年，中国的专利和论文数飞速发展。

　　如果当年亦如今天，袁隆平老师估计也不会专心搞杂交稻，他会更多的追求论文。为什么？每一点小进展，就写一篇论文，然后，又可以再要一次经费，成果数会持续不断地产生。

　　天文数量的科研成果，地量的实际应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成果不同实践相结合。

　　上世纪七十年代，湖南省农科院和湖南农学院的实验田都多达近三千亩，学农的学生，一半时间学书本，一半时间拿着书本上田间地头，要求不培养“书本上养鱼，黑板上育种”的农科学生。著名的水稻育种专家李必湖、尹华奇、周坤炉等都是学生时代就成为育种专家的。现在，有几个农业大学的学生跟田地打过密切交道？

　　除了农业，工业科研更好吗？不一定。

　　中国的集成电路、半导体材料和芯片受制于人，但中国在这个几领域的科研立项可不少，论文数也是天文数字，大家不妨上知网检索一下，会看瞎你的眼睛。

　　最近十年，“量子”两个字又疯了，项目也开始爆发式增长，成果呢？啥都扯上量子二字。我不懂量子，不随便乱评，只想跟大家分享个见闻。偶尔一次机会，有幸接触到中国最著名最有量子发言权的一个总控中心，然后，又进入到一个最知名科学家的上市公司核心车间，据说那里生产的是世界最前沿的量子产品。结果，我发现，核心元件生产线是外国进口设备。我很疑惑，问了公司的专家：“你声明自己的产品是世界最好，那为何生产产品的生产线必须依赖进口？”他未答。大家细品一下！细品一下！

　　★科研与荣誉

　　尽管袁隆平先生后来如此知名，但在当年并非那么被独宠。1984年，湖南省志有关水稻的记载，提到了袁隆平、李必湖等几个人，但主要还是强调集体贡献，还是宣传集体主义。1985年版的省志记载对个人记载增多了，湖南省的重要水稻专家都做了简单介绍，对杂交水稻，只强调湖南省的协作，忽略了全国水稻专家的配合与支持。1986年版的湖南省志有关杂交水稻的研究，又一次改变了写法，不强调个人主义，还原了“全国协作组”的表述，把其它各省在杂交稻的研究贡献又重新进行了介绍。

　　除了杂交水稻，两弹一星，核潜艇，青蒿素，相控阵雷达，等等，几乎所有的高科技研究，科学家都是默默无闻，并且都在低调中完成了惊世成果，他（她）们并没有因为默默无闻而牢骚满腹，也没有因为不被宣传而感到失落，他们搞科研，除了奉献精神之外，那就是真正的热爱科研。

　　后来，突然刮来一阵风，把“科研”和“荣誉、金钱”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把前几十年说成是“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把后来的时期说成是“科学的春天”。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院士满天飞，博导满天飞，帽子满天飞，项目满天飞，成果满天飞。飞了将近五十年，结果是什么？奉献时代解决了的问题，后面都不是问题；荣誉时代想解决的问题，都成了卡脖子问题。

　　★问题与思路

　　对比这么多，无非是想找出问题。其实，问题很清楚，大部分专家都看到了，就是改不过来，我所谓的“思路”其实也基本是废话，也就是希望政府能改革现实问题。

　　中国的科研体制问题在哪里？

　　从论文，不务实。大家知道论文有多大用吗？别的地方不好说，在科研机构，在高校，可以认为，论文就是一切，有了论文，就有了一切，差论文，差一点待遇，好论文，好很多的待遇。现在，提出破“五唯”，是好事，但破不了。为什么破不了？一是因为论文好处太多，享受该好处的人太多，因论文受益的那批人还在决定利益走向，怎么改？无非是变着法子唯论文，改头换面嘛！二是因为中国对科研的要求脱离实践，产学研始终停留在规划上，并没有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比方说，过去，你搞工业研究，那都得深入到企业一线，在实践中解决问题。现在，高校也与企业搞联合研究，多数教授并不喜欢扎根在企业，就喜欢带几个研究生在实验室做实验，效果好，到企业里试试看，效果不好，也就发篇文章了事。

　　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即使科研并没做出什么，成果还得申报。现在的科研立项，往往是校企联合，学校挂教授，企业挂领导，两方都挂名，只要企业认定科研取得了成果，哪个专家会反对？只要能申报省级或国家级奖项，校企都能得到名誉上及利益上的好处。

　　从仪器，不自研。科研离不开仪器，这是事实。但中国的科研人，永远都离不开外国仪器，创新是怎么来的？有位教授向学校提意见要买冷冻电镜，领导问他为什么要买？他说：“有了它，那就是论文生产机，高水平论文马上就多起来，专业评估会很快上档次。”中国大学中有多少个类似教授？如果外国又搞出个什么其它镜，是不是还得再跟着走？高校近几十年的科研历程，归纳起来讲，就是一个纯粹购买仪器的跟随过程，情理上讲得通，科研规律要求上说不过去，永远的唯它人仪器，何时自己弄？何时自己想？

　　从系统，好吹牛。从互联网根服务器到电脑手机系统，再到浏览器，再到各类应用软件，咱们百分百都是学习应用它国产品，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事实。但这几年，刚刚仿制了部分自己的系统，就吹牛超越美国。最近，有个年轻人告诉我：“中国的ＣＡＤ已经很厉害了，我们可以做自己的ＣＡＤ。”我跟他讲：“你连ＣＡＤ三个字母都是粕来品，能有多厉害？”学习别人，还不谦虚，还要吹牛，满世界招嫌弃不奇怪。人家帮助了咱，说声感谢是必须的，超越了老师，也得谦虚啊！

　　从道路，不独立。就拿航天事业来讲，美国登月，我们也花大力气登月，美俄搞空间站，我们也花大力气搞空间站，美国登火星，我们也花大力气登火星。美国飞出太阳系，我们估计也要跟着飞出太阳系。航天事业，肯定很重要，但是否一定要亦步亦趋呢？不登火星不行吗？把有限的资金用于组建太空军事网不行吗？其它的科研活动，中国几乎都是全要素复制美国道路，找不出一项自己率先切入并引导世界跟踪的领域。有人会拿量子通讯反击我，但最好还是冷静点，八字还没有一撇，别炒过头了。

　　新中国的两个时期，科研都有自己的特色，但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前一时期，独立性很强，但国际合作严重不足，制约了部分产业的发展进步。后一时期，独立性缺失，全方位依赖国际合作，产业进步跟上了时代，但主动权在外国手上。

　　当前的问题是破“五唯”仍接近于死路，没有人能破，没有找到新体制能破它，全靠空空的文件，全靠领导在会上喊话，根本就落不到实处。给大家举个实例，某重点高校设研究立项，结果中标的全是有级别、有职位的人物，其他人基本上被排除在外。一边高喊破“五唯”，一边坚定地执行“五唯”，你找谁讲理去？厚税困民，滥赐无功之人，天下之不幸矣！

　　如果不能回归到国家体制，我甚至更乐见中国学习欧美日韩的科研体制，也许人家的体制更有效，不用每年开会，不用设那么多的程序环节，不用给科研人员发那么多的荣誉高帽子，“五唯”不攻自破。

　　写于2021年5月30日星期日

　　【作者/孙锡良，大学副教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