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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越来越热了，也许，在空调房里看一部恐怖片，是消夏的好方式。
美版的《午夜凶铃》拍摄、上映于2002年，我感觉这个版本演绎的比日版要好，更折射了现代社会的弊端。
表面上看起来，《午夜凶铃》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实质上却表达了当代人对电视媒体异化的担忧——如果孩子们过于沉溺于电视，最终电视机里会爬出一个披头散发的厉鬼，要了你的命。
当年，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手机还仅仅是电话。
今天，智能手机比电视“有魅力”多了，但是不是也凶险多了呢？
不过这些分析仍然是非常表面的，无论电视还是手机，都是被动的，不会主动害人。
真正的问题在于，个人主义文化盛行，单亲家庭，父母陷入996，忙于个人奋斗或个人享乐，顾不上孩子，就只能把孩子交给电视机、手机了。
这样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不是同样严重存在吗？
当心，午夜凶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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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我写了一篇影评，批评《悬崖之上》存在美化伪满的问题【点击阅读】。
有人不同意，说他只看到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
有一位网友评论道，“饺子没毒，毒在醋里，然而人家就是为了那点醋才张罗的一桌饺子。”
细细想来，还真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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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白银马拉松惨剧，让我有点不合逻辑地想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顶级运动精英面对极端天气束手无策，倒是视恶劣气候为生活常态的当地牧羊人，连着救了好几名运动员。
有人从这一惨剧中看到了中小城市发展的焦虑，不过我却看到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断裂。
在上山下乡运动停止之后，城乡之间就再也没有了大规模的、深刻的交流，只有一些浮光掠影的观光性交流。
大城市的青年没有了艰苦地区的生活经验，和这些地区也没有感情上的联系，他们不再牵挂边疆和艰苦地区的“老额吉”、“大娘”和“奶奶”，但若干年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在办公室里制定对这些地方命运攸关的政策。
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不再是“有机”的，而变成了机械的——这才是真正令人焦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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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躺平”，我想起了电视剧《大宅门》中的一个情节：
初出茅庐的白家少主白景琦跟着两个老伙计到外地药市办药。第一天，老伙计出高价买了100两黄连，然后就什么也不买了，玩了三天。
白景琦不解，伙计却神秘一笑，“您就瞧好吧！”
三天后，附近地区的黄连都集中到这个药市了，价格一跌再跌，跌破了成本价，老伙计才不慌不忙地大笔买入，并对少掌柜说，“这个地方的黄连价格三年之内都起不来了。”
今日“躺平”的青年，像不像是被各类“成功学”以及真真假假的承诺骗入彀中的“卖黄连者”呢？
真是比黄连还苦。
庄家已经跑路，散户人才两空，除了“躺平”，还能怎么办？
“躺平”其实还有点撒娇，有点“我死给你看”的意味，也就是说，还是有点幻想，如果意识到庄家根本就不想兑现，也就不会“躺平”了，而是爬起来各走各的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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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印度疫情严重时，不断爆出印度富豪花费百万包机飞往英国“避疫”的新闻。
这真叫大难临头各自飞。
印度以民族主义立国，现在执政的莫迪的人民党，民族主义色彩最强烈，最爱打鸡血。
但事到临头，富人一点都不愿意与本民族共患难。
这意味着，印度独立70多年了，但并没有建成一个真正的民族命运共同体。
所以，我一直主张要有一个“有内涵的民族主义”，不要只打鸡血。
所谓“有内涵”，就是在制度安排上，要确保大多数人的权利和利益。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民族主义，遇到危机时才会坚如磐石。
富豪没有祖国，他们是真正的国际自由人，不论哪个国家的富豪都是这样——要永远记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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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看了今年上映的一部新电影《扫黑·决战》，其中许多情节不由得让人想起拍摄、上映于1963年的故事片《夺印》。
在某种意义上说，《扫黑·决战》可以说是对《夺印》的一种呼应，是《夺印》在穿越58年时空后的升级版。
【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 “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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