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水周：国际悲歌歌一曲

　　一

　　5月26日，在“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院士的追悼会上，激荡起《国际歌》旋律。“吴孟超院士灵堂放的是国际歌”的消息不胫而走，迅即引爆网络，冲上微博热搜榜的榜首，比袁隆平院士的信息热度还高出一倍。

　　6月19日19时，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指导，共青团天津市委、天津市委宣传部等联合主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青春向党”中国青年网络音乐节，压轴歌曲唱响《国际歌》，无数人泪洒现场。此次音乐节对青少年聚集的各网络平台实现了全覆盖，由中宣部主管的“学习强国”平台也进行了特别播出。在音乐节开始前的6月18日，团中央发微博说：“任何人都有唱《国际歌》的自由，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在这条微博的评论区，团中央进一步置顶阐释：“我们当然希望每一个唱《国际歌》的人都懂得自己为什么要去唱，年轻人可以尽情歌唱一首伟大的歌曲，无论他属于哪个‘次元’，无论是出于坚定的理想信念，还是天然质朴的热爱，更或是氛围感染的兴之所至。”

　　此后，庆祝建党百年的献礼片中也反复回响起《国际歌》旋律，

　　《国际歌》作为诠释共产党宗旨和共产主义终极奋斗目标的无产阶级圣歌，在我党建党百年之际引燃，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

　　可能很多人只知道《国际歌》是世界无产阶级反压迫反剥削的战歌，并不知道它诞生的背景和追求世界大同的神圣内涵。

　　1793年1月21日，在巴黎革命广场，昏庸残暴的法王路易十六被革命群众推上了他自己为镇压革命者而设计的断头台，统治法国长达200多年的封建波旁王朝落下帷幕。

　　1793年吉伦特派统治后期，反法同盟军四面压境，法国内部企图复辟的保王党乘机发动暴乱，而打着资产阶级烙印的商人囤积居奇，导致物价飞涨，食物短缺。人民在内外交迫的动乱局势中，生活异常困苦。值此非常时期，执掌政权的吉伦特派却拒绝人民限制物价、惩办奸商要求，使得推进中的法国革命出现空前危机。是年5月31日，巴黎人民继攻克象征封建专制统治的巴士底监狱后，再次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把雅各宾派推上统治地位。雅各宾不孚民望，颁布并实施没收逃亡贵族土地分给农民等系列革命法令，从根本上解决了广大农民与土地关系权属问题，摧毁了数百年来以封建土地所有权为根本标志的法国封建制度经济基础。

　　从封建制度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法国人民为了保卫法兰西，保卫来之不易的革命果实，迅速组成一支数十万人的队伍，开赴前线，将外来侵略者逐出国境，并平息了保王党暴乱。

　　在波澜壮阔的法国革命大潮中，诞生了被马克思誉为“是对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有力证明”的人民公社——巴黎公社。它将起初人民在新兴资产阶级领导下同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上升转变为无产阶级同晋级统治阶级的时代新贵资产阶级的斗争。它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首次尝试，以人民争取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斗争实践及成功，现实演绎马克思主义关于在实现共产主义大同理想之前，人类社会发展史必然是阶级斗争史的科学理论谱系，呈现出社会主义美好图景。

　　巴黎公社试图通过巴黎自治，建立一个微型的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在经济方面，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限制或剥夺，颁布法令将逃亡资本家企业交给工人合作社经营；取消教会经济特权，没收教会财产归国家所有，废除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支。在国家机关改革中，取消高级官员高薪俸和额外津贴，提高底层劳动者工资。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实行8小时劳动工作制。取缔私人经营金融机构，严禁高利贷盘剥人民。针对广大农民，提出“把土地交还给农民”主张，免除农民战争负担及苛捐杂税。

　　尽管由于受当时政治、经济等历史发展条件制约，巴黎公社从1871年3月18日在战斗的血泊中诞生到5月28日在敌人的屠杀中倒下，仅存活短短70天，但它闪耀的人类理想光芒，像撕裂子夜酝酿风暴的死寂而厚重云幕的一道闪电，让蜷缩、窒息于黑暗中的苦难人民看到伴随暴风雨到来的黎明的曙光。同时，这道红色闪电在历史的天空烙下的血色记忆，给予后继无产阶级革命者一个血的教训：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民主，只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当无产阶级斗争威胁到其根本利益时，他们将毫不留情地向无产阶级举起屠刀。

　　在巴黎公社失败的如血残阳中，诞生了恢宏悲壮的无产阶级革命圣歌《国际歌》。巴黎公社失败的第二天，侥幸逃脱敌人魔掌的公社委员、法国工人诗人欧仁•鲍狄埃，隐藏在巴黎城郊蒙马特尔工人区一间陋室里，用战斗的激情蘸着悲愤血泪写下《国际歌》歌词；1888年，法国作曲家、共产党员皮埃尔•狄盖特为《国际歌》谱曲。《国际歌》一经传唱，迅速风靡世界，响彻寰宇，成为歌曲形式的马克思主义，鼓舞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志。

　　三

　　《国际歌》最具体、最简明的解释，便是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这里的“人民”，指占人类绝大多数的底层人民群众；这里的无产阶级，相对于社会发展，是指人类各个历史发展时期具有相对意义的广大底层劳动人民。共产党只有坚守这个“初心”，才不会丧失《国际歌》所蕴含的“英物纳雄耐尔”的灵魂，才能占据共产党不同于其它党派的道义高地，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爱戴，继而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每一项政策制订、每一条法令出台，是否以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出发点，是检验共产党是否坚持了党的宗旨的起码标尺，是检验是否忘记“初心”的最直接的“试金石”。

　　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后剩余的革命力量，挥师井冈山，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功实现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根据地红色政权的首要任务、使命，便是在全面进行对敌武装斗争的同时，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剥夺地主豪绅土地，分给广大贫苦农民，使长期饱受地主、恶霸压迫、剥削的农民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它充分体现出共产党是为广大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革命宗旨。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亿万穷苦农民求解放、谋利益的土地革命是革命的中心内容，它使得根据地和革命武装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共产党红色政权日益巩固。土地革命不仅反映着共产党的革命初衷，而且直接关系着中国革命的成败：如果不进行土地革命，对于当时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来说，就丧失了革命的本质意义，革命战争就不能获得广大农民群众支持，根据地也就不能得到巩固、发展。土地革命让广大农民深切感受到共产党和它领导的革命队伍是为自己谋幸福的队伍，从而发自内心的支持它、拥护它，使得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力量由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全国。

　　诞生于红军创立之初，贯穿于整个人民解放战争、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动准则的传统革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准确地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一切行动为人民的宗旨，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一切缴获要归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爱护群众的庄稼，行军作战处处注意到。”“不许调戏妇女们，流氓习气坚决要除掉。”……生动浅显的歌词无不体现出人民军队的严谨作风、崇高使命和为人民服务的朴素情感，它与《国际歌》、与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一脉相承，将我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同人民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赢得了抗日战争胜利，推翻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反人民的蒋家王朝，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新中国刚成立的1950年，邻邦朝鲜内战爆发，不甘心扶蒋失败的资本主义大本营——美帝悍然干涉朝鲜内政，对朝鲜发动侵略战争，同时，将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其两头出击，矛头所指十分清晰，那就是企图从台湾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从朝鲜在中国“雄鸡”版图的头上开刀，双向进攻，将刚成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和共产党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美帝侵略者的意图和强盗行径遭到共产党新中国反击，几乎就在美军侵占朝鲜首都汉城的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拉开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序幕。

　　与此同时，在国内轰轰烈烈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9月28日，正式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共产党执政的人民政府紧紧依靠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雇农，没收地主豪绅土地、浮财，分给世代受财主恶霸盘剥、没有自己土地的贫雇农，有计划、分步骤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同时，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度，到1952年9月，全国90%以上贫雇农共获得7亿亩土地，使他们免除了3000万吨粮食的地租，从而奠定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主人翁政治地位。

　　正是因为共产党不忘初心，忠诚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神圣职责，因而在建国之初内外交困的最艰难时期，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取得了新中国立国之战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发展。诚如毛泽东主席于1951年5月对老同学周世钊所说的：我们志愿军武器远不如美帝，但能在战斗中取得胜利。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的战士都是翻身得解放的农民和工人，他们知道这场战争是为保家卫国而战。我们打仗靠的是建立在人民利益和道义之上的感召和精神，这是任何武器也不易摧垮的。有个美国记者说，美军再用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依我看，他们再打200年，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毛主席的话道出了真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新中国及其人民军队，是任何敌人也打不垮的。同时，他也道出了革命的正当性，道出了人民与革命的关系以及人民主体的历史演进辩证法。

　　四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以最直白的话阐明共产党性质、社会主义本质和如何保持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守共产党立党初心和宗旨，以实际言行与广大劳动人民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血肉联系，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革命目的。为了党不变质，社会主义红旗不变色，毛泽东同志亲自制订领导干部任职、工作“三三制”，注重从基层一线选拔干部，从基层选拔上来的干部，每年要在中央、地方和基层一线三个层面岗位上轮换任职锻炼：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搞调查研究，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劳动。

　　1968年夏，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文章介绍了黄钰祥、王桂珍等农村医务人员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此后，《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先后转载。这份报告引起毛主席重视，他在文章的眉头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由此在神州大地掀起学习赤脚医生、学习王桂珍的热潮。

　　1969年9月，王桂珍应邀到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庆典，和毛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1974年5月，代表中国百万“赤-脚医生”出席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并在大会上做交流发言。

　　一肩挑起江镇公社党委副书记、川沙县卫生局党委核心小组副组长的王桂珍，立志扎根农村为乡亲们服务一辈子。

　　1975年12月，王桂珍又担任了国务院卫生部防治局副局长职务，不久升任卫生部党委核心小组成员，成为典型的“三三制”干部。她更加忙碌了，北京、全国各地、公社的田间地头到处跑。虽然王桂珍身兼大小数职，但不拿国家工资，仍旧由户籍所在的大队记工分，一年两千左右的工分，一个工分7分钱，一年收入不足二百块钱，要养一家人，捉襟见肘。她每年在卫生部工作的4个月，每天仅补贴5毛钱，开会喝茶等凡是动用公家的物品都要自己交钱，生活非常拮据，有时不得不向家里伸手求援。

　　全国劳模吴桂贤，解放前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里，解放后的1951年，成为新中国第一家国家纺织厂——陕西西北国棉一厂一名纺织女工，1955年入团，1958年入党。入党那天，领导特地找她谈话，鉴于她的优异表现，决定把她调到“赵梦桃小组”去担任党小组长。当时，赵梦桃已是全国劳模，党的八大代表。吴桂贤在工作中总是向她请教纺织技术，并共同切磋，攻克技术难关。不幸赵梦桃患上了癌症，病重期间，陕西省委正式以她的名字命名其所在纺织生产班组为“赵梦桃小组”。不久，赵梦桃离世。吴桂贤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了，她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团结全组姐妹齐心协力搞生产、破难关，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标兵。以“赵梦桃小组”为代表的西北国棉一厂班组的生产和管理经验，成为全国纺织系统的楷模。吴桂贤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厂级标兵，1964年、1966年连续两次被推选赴京参加国庆观礼；1965年被评为全国纺织系统先进典型，不久又被推选为西北国棉一厂副厂长，连续当选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中央委员，1975年当选国务院副总理。

　　众所周知的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1914年出生在山西昔阳的贫苦农家，自幼便开始孤苦伶仃的独自生活，靠给别人打长工度日。1948年家乡解放，作为革命积极分子的他加入党组织，四年后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此后，他立下“愚公志”，矢志改变家乡穷山恶水面貌，带领乡亲们垦荒开渠，在艰苦的条件下、恶劣的环境中开辟梯田，彻底改变家乡面貌，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在遭受严重洪灾的1963年，陈永贵带领乡亲们发扬革命群众战天斗地精神，最终战胜灾害，夺取了粮食生产大丰收，不仅没要国家救济，而且还向国家上交了24万斤商品粮。大寨精神由此闻名全国，成为社会主义中国农业的一面红旗。1975年，在毛主席亲自指示下，陈永贵赴京担任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同其它从基层提拔起来的“三三制”干部一样，陈永贵不拿工资，生活来源依旧是家乡大寨村的一个壮劳力的工分，过得异常清贫。他虽然位居国务院副总理，但始终保持着农民朴素本质，从不搞特殊化，从不为子女谋私利。

　　1975年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李素文，抗日战争时期当过儿童团长，解放后的1954年入党，1956年到沈阳市南塔第二副食门市部当卖菜营业员，在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工作岗位，她干得大放异彩，被评为沈阳市劳模，省财贸系统“五好”职工标兵。1959年出席全国群英会，1963年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5年成为全国妇女“三八”红旗手，1969年、1973年连续当选为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1973年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共青团辽宁省委书记。1974年1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纽约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言。1975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6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墨西哥“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

　　值得一提的是，李素文在1963年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的那篇以《为革命卖菜》为题的发言，让人们从平凡的工作和朴实的思想中，看到了为人民服务的高尚精神。它感染了在场全体代表，包括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总理7次带头为她鼓掌。

　　李素文身居高位，更加严格要求自己。那时她月工资62元，拿的仍是原单位营业员的工资，由于地位变化，开支相对大些，每月62元的工资即使精打细算，也难免“吃了上顿愁下顿”。出国访问，连基本“行头”都买不起，只好到对外友协去借皮箱和衣服，访问回来再归还。若是某月遇到家乡来客多，那么月底就只能天天大葱抹大酱度日了。

　　还有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河北宝坻（今属天津）知识青年邢燕子，1958年，中学毕业后回家乡宝坻县大中庄乡司家庄村务农，立志改变家乡穷苦面貌。她和农民打成一片，并组织起“邢燕子突击队”，奋战劳动一线。邢燕子在生产中不怕苦、不怕累，在生活上厉行勤俭节约，急公忘私。父亲曾寄给她20元钱做衣服，她却把钱借给生产队买急需的化肥。她率领的突击队在抬田治碱中依靠集体智慧、力量，在实践中探索出很多好方法，成效卓著。邢燕子父亲时任天津陶瓷厂领导，无论背景和自身条件，她都可以去城里当工人，也可以继续读书，但她想：新时代青年人应该用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力量。

　　1959年至1960年，邢燕子事迹传遍全国。1960年8月15日《河北日报》以《邢燕子大办农业范例》套红标题报道了邢燕子事迹，随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纷纷报道，中共河北省委、天津市委发出“学习邢燕子，热爱农业劳动，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热潮”号召。1960年，邢燕子光荣加入党组织。1961年与同村青年王学芝结婚，婚后生活很艰苦，王学芝家兄弟多，缺少住房，她夫妻俩只能和年迈的爷爷挤住在一起，直到十年后，才盖了三间属于自己的土坯房。

　　1964年，邢燕子当选为共青团九大代表，同年12月参加第三届全国人代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人代会期间的12月26日恰是毛主席70寿诞，邢燕子应邀参加毛主席家宴，受邀的还有陈永贵、王进喜、钱学森、董加耕等来自各条战线劳模代表。1969年，邢燕子当选中共九大代表，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宝坻县委副书记、天津市委书记，此后，出席了中共十大，并作为知青代表当选为中央委员。

　　五

　　共产党的建党初衷，即其追求与宗旨与《国际歌》一脉相承，站在工农无产阶级一边，为了他们的权益，反抗一切剥削、压迫。由共产党带领广大工农群众高唱《国际歌》推翻封建、资本黑暗统治而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生产资料为全体人民所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性标志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顾名思义，“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是凝聚人民的智慧、力量，实行社会集体劳动生产，走集体化道路。由共产党人领导创立的社会主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公开申明的，“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庄严宣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总之，中国共产党章程通篇可概括成一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王桂珍、吴桂贤、李素文、陈永贵、邢燕子……这些从基层劳动一线提拔起来的国家领导人，都有共同的特征，一是出身贫苦，二是具有底层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品格，他们都热爱党、热爱祖国，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拥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一切以国家、群众利益为重的急公忘私的集体主义精神。毛主席、共产党在培育的千千万万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中把他们作为典范选拔到国家领导岗位上，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的具体体现，它并非一种象征意义，而是要把政权实实在在地交到工农群众的手上，由他们接过社会主义的红旗。

　　但历史总是前进的，在不断变革中前进，它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往日从基层提拔起来的“三三制”干部随着“三三制”的废除而退出政治舞台。1976年10月后，王桂珍被免去了所有党政职务，回到江镇老家边务农边接受政治审查。吴桂贤在新形势的强大压力下，1977年主动辞职。陈永贵随着全国农村推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改革制度，集体生产制度废除，“农业学大寨”成为历史，迫于政治上的压力，于1980年辞职。同样，李素文于1978年7月被遣回家乡沈阳，到一家糖果厂劳动改造。邢燕子1976年10月后从媒体上消失，随后被调到天津北郊区知青农场工作，1983年罢免天津市委书记职务，1985年被解除天津市政协副主席职务，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与候补中央委员名单中不再出现她的名字……

　　就这样，在毛主席的指示下，采用“三三制”从基层提拔起来的一大批全国人民学习的工农干部，从政坛上消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六

　　最令人扼腕唏嘘的，是曾被穆青誉为焦裕禄“亲密战友”的河南兰考的张钦礼同志。他1945年参加革命，1954年担任兰考县县长，1957年反右时，因敢说真话差点打成右派，1959年，因为民请命揭批河南浮夸风，被扣上“严重右倾”帽子打成右派，免除职务，1962年平反，同年12月，焦裕禄调来兰考，他在任县委副书记、抓“除三害”（内涝、风沙、盐碱）工作的张钦礼建议下，大胆给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2000多名干部平反，使兰考各级领导班子面貌焕然一新。这期间，焦裕禄和张钦礼齐心协力，带领干部、群众治涝防沙，治理盐碱地，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使兰考的自然面貌和农业条件发生了巨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积劳成疾，不幸去世，张钦礼主持县委工作。1965年5月，上级调周化民任兰考县委书记，不久“四清”运动开始，领导分工上，由周化民领导“四清”工作，张钦礼主抓生产。新华社记者穆青一行来兰考采访，作为曾与焦裕禄并肩战斗的战友张钦礼，自然成了焦裕禄事迹的主要介绍人。焦裕禄鞠躬尽瘁为人民的感人事迹深深感动了穆青，他改变了原定重点报道豫东灾区面貌的初衷，决定着重报道焦裕禄防灾治害事迹。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由穆青、冯健、周原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文中把张钦礼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紧接着，文革运动开始，张钦礼再次被批斗、判刑，在对他指控的几大罪状中，有一条竟是“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不久，在毛主席、周总理保护下，再次平反昭雪，出任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第一书记，重新带领乡亲们投入落实蓝图的战斗。仅1973年，兰考全县共开挖大小排水河道125条，配套支渠154条，拆除阻水工程164处，基本实现排水畅通。全县治沙造林19万亩，占沙荒面积的80%；治理盐碱地22.7万亩，占全部盐碱地的86.3%，降伏了“风沙、内涝、盐碱”三大凶顽。

　　在除“三害”持久战中，以张钦礼、焦裕禄为首的共产党干部同群众一样，腿上的汗毛全被黄河泥砂粘扯、磨光了，膝盖以下的腿脚被黄河水泡掉表皮，裂开道道血口，愈合又开裂，开裂复愈合，皮肉脱了一层又一层……1973年秋，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中商部部长姚依林等领导花5天时间考察了兰考的路、河、桥、闸、林、田，感慨万千，夸赞张钦礼，感佩焦裕禄。

　　1978年10月16日，在治黄淤灌的工地上，张钦礼被刑警戴上手铐强行带走，1979年12月24日，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人再次随同张钦礼被捕入狱和判刑。

　　张钦礼刑满出狱后，成为“三无”人员，即无党籍、无公职、无工资，全靠儿女赡养。他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忍受由长期劳作和漫长铁窗生涯导致的满身病痛，把自己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带领乡亲们战天斗地治理“三害”、大干社会主义的坎坷历程，如实记载下来，成为供后人研究共和国历史的珍贵史料。晚年患肺癌在郑州医院治疗期间，兰考百姓不顾路途遥远，成群结队到郑州看望“老书记”，并纷纷捐助医疗费，但都被张钦礼家属拒收。

　　2004年5月7日，张钦礼走完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就是这样一位劳改释放犯人，已经从兰考公众生活中消失了27年的老书记，在既无政府号召、又无媒体公告的情况下，单靠百姓口口相传，竟自发地聚集起十万兰考群众沿途祭拜。因灵车被祭拜的群众密密匝匝地围拥，一条平时30分钟就可走完的小街，足足走了四个多小时……

　　如今，壮烈火红的历史已被流逝的时间遮掩，岁月静好，兰考张钦礼墓地，静静地肃立着一片寄托百姓哀思和怀念的碑林，似乎在倔强的向后人提示着那段不应被忘记的历史。

　　七

　　在“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激情燃烧的毛泽东时代，人们坚守信仰，坚信未来。那就是《国际歌》中全世界无产阶级奋斗目标——英特纳雄耐尔（共产主义理想）。因为共产党相信，所以人民相信，因为共产党践行，所以人民践行。那时的共产党干部时时、处处、事事和群众打成一片，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建立在为人民谋幸福的基础上，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最先出现的是共产党员的身影，是领导干部的身影。共产党干部以克己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形象，成为共和国政权、制度的象征，成为人民群众学习的榜样。在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冲在劳动一线、干最脏、最累的活儿的是党员干部，他们不计个人功名利禄，不讲究排场地位，不搞特殊化，在报酬待遇方面甚至不如普通群众，但较群众更多的是心血和体力的付出，是时刻压在肩上对国家、集体、人民负责的沉甸甸的神圣责任。他们将自己融洽无间地投入群众大集体之中，穿著、肤色，勤劳质朴的本质同群众浑然一体，让人分不出哪个是群众，哪个是领导。

　　毛泽东时代的党的领导干部，多接受了战争年代烽火洗礼，在“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事业中成长起来，他们拥有一颗为国为民赤子之心，他们长期受党的革命理论教育，受毛泽东思想熏陶，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和质朴的为民情怀，以及在平凡岗位上乐于奉献的火一样的激情，“人民利益高于天”对于他们来说并非虚假的说教，而是融入血液的实实在在的情感，一种具有特殊时代属性、制度属性的发自内心的情感，它反映在那一代从各条战线基层提拔起来的领导干部王桂珍、吴桂贤、李素文、陈永贵、邢燕子们的人生历程中，反映在蒙冤受屈的张钦礼们的跌宕沉浮的人生轨迹中，而这种朴素的情感，这种对共产党人的道义和理想的誓死坚守，正是对《国际歌》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政治底色的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最好诠释。

　　真正的共产党人，始终信守共产主义理想，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始终坚持为最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将自己视同劳动人民中的普通一员，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在工作、生活中做到吃苦在先、享乐在后，为人民群众树立名符其实的先锋榜样。——以这些作为合格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来衡量，王桂珍、吴桂贤、李素文、陈永贵、邢燕子、张钦礼们无愧于时代英雄，无愧于共产党员光荣称号。当今时代，恰值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呼唤这样的共产党员大批涌现。

发表前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