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忠武：三位一体—毛、周、朱——热烈祝贺中共百岁大红诞

　　在纪念中共百岁大红诞时，固然首先不能忘记毛泽东这个名字，但同样也不能忘记两外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朱德、周恩来；否则，这个纪念就不完美了，就过于片面了。

　　所以，作者深恐拙文《四位一体--党、国、族、毛》，可能会给读者一个错误的印象：单凭毛一人之力就可以完成建党、建军、建国、建设社会主义、振兴华族的不世之功，再无他人可以与毛相提并论；果如此，那就有违作者的本意了。

　　毋庸讳言，作者固然是个忠实的毛粉，但同时也是个忠实的朱（德）粉、周粉，三者并不矛盾；只是从宏观的大历史维度，毛作为领袖，诚如汉之刘邦，明之朱元璋各为汉明两朝创业之代表一样，也视毛为创建新中国伟业的代表，这是历史书写的惯例。

　　但作者同时深知，俗话说得好，一个英雄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毛一生的伟业，就是这个通俗道理的最佳注脚。综观三人一生的伟业，千古一人的毛，因缘际会，如果没有同时得到了千古一帅的朱德，和千古一相的周恩来这两个同样不世出、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巨人的精诚襄助，通力协作，他的伟业势成泡影；因为单凭毛一人之力，纵有通天能耐，也独木难支大厦。同理，朱周二人，没有毛作为主心骨的英明领导，也将举步维艰，壮志难酬。于此可见，毛朱周的三位一体的核心，较之汉初刘（邦）韩（信）萧（何）的三位一体，更为完美，旷古无匹。当然，历史是与时俱进的，后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超越前人的功业也是应有之义。

　　由是以观，前文的「四位一体」和本文的「三位一体」，是姐妹篇，相得益彰；否则就会留下历史的遗憾！

　　形象地说，这「三位一体」中的毛，以毛的诗人的气质、文人的才气，和哲人深邃的洞见，好比一座珠穆朗玛峰；孔子说登泰山而小天下，杜甫说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毛则要与天公试比高，这岂是泰山之志，只有珠峰可比了。这是何等的眼界，何等的心境，堪称一代哲王（毛也常以导师自许）。

　　其次是朱，以朱的宽厚包容，坚韧刚韧，过人胆识，公而无私，以及深厚的正规军事知识和战争经验，好比浩瀚的大海；韩信带兵，多多益善，有「红军之父」美誉的朱帅，麾下战将如云，人民军队是亲民爱民的正义之师，挡者披靡，堪称千古一帅。

　　最后是周，以周的圆融机智，通达人情世故，无入而不自得；尤其是眼神锐利，慑人心扉，加上折冲樽俎，舌战群儒的便即口才，好比庞大的磁场，化敌为友，克敌于无形，堪称统战之神；尤善组织动员，巨细靡遗，顾全大局，堪称千古一相。

　　这样三个不世出的、各擅绝活能耐的巨人--千古一人、千古一帅、千古一相，单独一人就足以傲视群雄，成就不世之功；何况现在因缘际会，为了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尊严，民族振兴，携手共图大业，三双巨手，紧紧握在一起，铸成一个三位一体、坚如磐石的革命核心，蒋家王朝不灭，帝国主义不滚出中华大地，岂有天理！

　　质言之，「四位一体-党、国、族、毛」、「三位一体—毛、朱、周」这两个共同体，相互加持，缺一不可。换句话说，除了毛这个核心之外，还有一个更内核的核心，就是毛朱周核心。

　　如果评说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把毛核心的重要性绝对化，以致忽视或贬低毛朱周核心的重要性，就会陷于主观的片面性，就无法真正读懂这部近现代中国的崛起和华族振兴的史诗般的天书。

　　必须强调，环顾古今中外历史，一个坚强的政治核心，是一个集体和政党成就大业必不可缺的充分和必要条件。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三人之所以失败，固然原因很多，但没有能够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是最主要的原因。由是以观，在内外主客观条件的交互作用下，形成这样的领导核心，真是谈何容易！

　　就拿中共来说，自1921年建党以来，中经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与博古、张闻天六朝（毛的说法），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经过一段长达24年、正反反正、反复曲折的尖锐斗争过程，才基本形成了毛朱周三位一体的领导核心，也为未来毛核心的「四位一体，奠定了组织上的基础。

　　也就是说，这个三位一体的核心，不是自然形成的，也不是通过自由主义高倡的议会民主投票选出来的，而是经过一段艰难的斗争磨合过程，特别是毛朱的磨合后才确立的。

　　在进入正式论证之前，先简要说明一下与主导这个磨合过程直接有关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规律或特徵。简言之共有三条与本文直接有关：一是农耕文明继元清之后，到了近现代，再次丧失了历史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并且与于前两次不同，这次则是面临全面性的挑战，自国防至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都面临颠覆性危机，全面挑战holistic challenges意味着必须全面应对holistic responses；第二，中国农耕文明的转型速度，与西方文明的压力成正比，压力越大，则转型的速度也随之加快；换言之，外力而非内力，决定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速度；第三、在拼命追赶超越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不容停滞不前，否则必将用于沦于挨打、挨饿、挨骂的悲惨结局，以致世代交替十分迅速，本被认为是先进的，转眼成了落后落伍，而被时代潮流吞噬。

　　这三条规律或特徵，决定了近现代史上无数仁人志士开出的救国药方的取舍；不是单靠理论，而是经过无数次的历史实践证明，无数的药方包括胡适鼓倡的「点滴改良论」，都难治济世救时，疗治民族和文化的痼疾，只有李大钊所开的「根本变革论」这副猛药，既符合世界潮流，也符合中国的农耕文明的国情，可以力挽狂澜；质言之，就是服用马克思主义（包括恩格斯主义、列宁主义）的药方，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加入符合中国国情的药引，对中国农耕文明进行脱胎换骨式的彻底改造，转型为一个现代化的农工商合一的先进文明。

　　这是在1919年前后，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有识之士达成的共识。毛、朱、周，是他们的好学生，忠实地继承李陈的历史巨手所画出的中国文明转型和社会改造的大方向和道路，通过具体的社会革命实践，予以落实。所以，「四位一体」和「三位一体」，就是沿着李大钊指出的方向和道路前进。三人纵然有个性、专长、认识等方面的差异，但在这个大方向上，始终保持一致，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结。

　　当然，这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所以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聚焦于论述毛朱周三位一体的磨合过程，而且只限于1927年「三湾改编」、中经1929年的「古田会议」，最后到1936年「张国焘分裂党」为止的捌玖年。此后，这个三位一体的核心模式已经基本形成，而且与时增强。

　　这里之所以仅选出上述三个历史场景，「三湾改编」、「古田会议」、「张国焘分裂党」,来论述毛朱周三位一体的复杂磨合过程,因为在这段期间，涉及一个中共建军、建党的一个极其关键的主题：如何建设一支有别于旧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又符合时代潮流的近代化的「人民军队」。在毛的主导下，决定军队民主化，将党对枪的绝对指挥权视为铁律，不能违背；枪，永远是遂行党的理念、意志、政策、纲领的工具，而不是相反。

　　1927年的「三湾改编」是在1928年朱毛会师之前，毛是主角，朱还来不及参加。但1929年的古田会议，却是发生在会师之后，所以毛朱都参加了，由于都是党员，自然原则上也都举手同意了。但由于两人各自的专长和人生经历差异很大，自然对如何落实这条党指挥枪对铁律产生了严重分歧。

　　朱德是行伍出身，是个有丰富战争经验的老军人，他在三河岔分兵后所带领的南昌起义的残余部队官兵，大多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武器装备相对精良。这是半途投笔从戎的书生，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毛，所带的秋收起义的残部农民军，无论是军纪上、军事素质上，还是装备上，都是无法比拟的。这样的两只部队，要磨合在一起，无论上从领导下至官兵，都会面临很大的问题。所以，毛朱的磨合自然经历了一段十分艰难的时期。

　　毛朱素无私交，彼此认识不深，要朱这个职业军人，一个滇军名将，听命于一个素无战斗经验的书生，自然心有不甘，更担心部队的前途；纵然为了顾全大局，将军队指挥权交给了毛，对朱的部下官兵也难服众。所以毛朱的关系搞拧了，加上毛独断专行的个性，经常与上海的中央不同调、对着干，所以毛就被排出了红军的领导层，到地方担任苏维埃政府的主席，甚至这个主席、后来也被张闻天取代了。毛成了孤家寡人，而且还株连家人亲属。这是毛一生革命生涯中最黯淡的岁月，所受的警告、处罚、甚至误传的开除党籍，多达二十次，与此可见其境遇之坎坷。

　　然而时来运转，政敌蒋介石却为他带来了时来运转的契机；第五次围剿，中共丢掉了苏区和井冈山根据，被迫走上万里长征路。这一路，红军固然陷入生死存亡的绝境，但却给了毛发挥其不世出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的绝佳时机。1934年底的湘江之战，红军从捌玖万人锐减到三万多人，这些牺牲的官兵中绝大多数都是朱德这几年辛苦培养的干部和部队。如今一朝葬身湘江，怎不令这个仁厚的总司令悲恸，于是这时心腔埋下了一股怒火，亟待爆发；同时也开始重新思考这些年来一直纠结的毛朱关系。

　　终于历史走到了红军和中共生死攸关的关口：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一向沉默寡言、备受红军官兵尊敬的总司令，这时拍案而起，声如巨雷，在会上公开表示，部队官兵对博古、李德的领导受够了，再也无法跟下去了。并且建议让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作为常委，指挥红军。作为声望正隆的红军统帅，他的表态式的发言，自然会产生一锤定音的后续效应。会议结果，毛重新走上红军指挥岗位，博古、李德被解除了兵权。

　　史家盛赞会议的历史性成就，但从长远的大历史来看，中共此次作出的决定，没有共产国际的参与，完全是自己决定的，所以这是中共头一遭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再是听从遥隔万里的共产国际的长臂管辖；从此，土共毛泽东开始替代洋共王明、博古等所谓的28个半的布尔什维克，进入中共权力核心，指挥红军，主导红军和中共的前途。所以，遵会议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形容，都不会言过其实的。

　　但自此值得强调的是，作为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理应也对湘江惨败要承担责任，但他在会上作副报告时，以谦卑的心态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严厉抨击博古、李德的失误给红军带来的灾难。周恩来这一个能伸能屈的亮丽转身，不但挽救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赢得了与会者的谅解和毛、朱的宽宥，为毛朱周的三位一体，奠定了稳固的治基础。会后周继续留在中央，并且成为毛、王（稼祥）、周的新三人团成员之一，仍然受到同志的支持和信任。否则，如果周也跟着博古、李德一样，坚称自己的领导没有失误，从而也被迫退出领导核心，则毛朱周的三位一体就解体了，由此产生的后果难以想象！

　　遵义会议为毛朱艰难的磨合过程，画下了圆满的句号。至于毛周的磨合，一直是相对比较平顺。长期以来，周一直是毛的上司，不像毛朱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但最重要的是，周在中央，对毛而言，一直扮演伯乐的角色，欣赏毛的能力，承认毛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自愧不如，在党内少有其匹，所以多次顶住以王明为首的极左派中央对毛的政治压力，而回护毛；毛也自然心知肚明，深感周夹在两头的处境；除了感谢周的百般回护的战友同志之情外，也惺惺相惜，对周的政治周旋能力，打心底佩服。所以，后来，在转战陕北时，毛让周留在自己的身边。在抗战的国共统一战线时期，毛让周常驻重庆，表明他对周的忠诚和能力的信赖，见证了毛朱周三位一体的坚韧性和重要性。

　　这是后话，眼前在遵义会议之后，另一次考验红军和中共命运的重大事件就是1935年夏，第一、第四方面军在达维会师后，张国焘挟第四方面军的人多势众，妄图分裂党和红军的背叛行为。表面上是毛张的南下北上的路线之争，实际上则是张国焘自恃势力远大于饱经战火的毛朱周统帅的中央红军，妄图取毛而代之；这年10月张在卓木碉正式宣布另立中央，自任党主席，并宣布通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于是造成了中共成立以来，第一次的分裂。

　　然而，奉命与张国焘一道南下的朱德，却毅然坚决抵制张的分裂行为，张对朱软硬兼施，甚至以生命相威胁，但朱巍然不动，对张说，「朱毛朱毛，哪有朱毛分家的道理」。这是对毛朱周「三位一体」的领导核心，坚不可摧的的最佳见证。最后，由于朱德、刘伯承等的坚决抵制，加上后来红二方面军的贺龙、任弼时对张的严厉抨击，张的分裂图谋终于以失败告终。就这样，一个党龄、资历都高于毛周朱的一个老革命，因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而退出了历史舞台；投蒋后也未得到重用，晚年贫病交加，孤独落寞地死于加拿大。

　　张国焘的悲剧，再次突出了中国近现代史史上评说一个历史人物的重要维度：速度。环顾近现代中国历史上风流人物，或由于识见短浅看不清历史潮流的走向，或由于权力欲，有的原地踏步，例如曾国藩、李鸿章，安于现状；有的倒退了，武的例如袁世凯、蒋介石；文的例如康梁、严复、胡适。至于中共，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张国焘；都由于落后于历史潮流而被历史洪流所吞噬。

　　极饶趣味的是，清末民初的政坛有个十分活跃、游走于各政党之间的风流人物杨度；毕生为了救国救民，倾其所有，变卖丰厚家产。先是热衷君宪，成为袁世凯的军师、筹安会的红人；后来成为孙文、黄兴的知交；最后竟成为一名中共的地下党员！这件事，要不是周恩来亲自说出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一定会认为是好事者编造的历史故事！

　　与张国焘相较，杨度可一心只是为了救国救民，完全不计个人得失，与时俱进，唯恐落后于历史潮流；最终华丽转身，一变而为一个普通的地下党员，而流芳后世！反观张，一个中共的创始党员之一，地位显赫，早期尤在毛朱周之上，但由于权力欲熏心，逆历史潮流而动，最终竟然成了党的大叛徒，而遗臭万年！

　　天佑中共，天佑新中国，毛朱周的「三位一体」核心，是个国史上势将成为千古美谈的天作之合；毛洞察几微，不但预见历史潮流，甚至有时主动推动历史前进，走在历史潮流的前头，很少失算；毛晚年经过深思熟虑、长期准备而发动的一次充满争议的文革，很可能就是这样一种超前的重大的历史事件？然后，朱在军事领域，周在政治领域，分别密切配合，卒抵于成。

　　同样幸运的是，尽管党内领导层不断更替，但构成中共领导核心的毛朱周三人，却总都能走到最后，得以善终！而且都是在同一个年度，奇迹般地走完他们光辉灿烂的人生旅程！天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