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义：为“官”一定非要再“升官”吗？

　　官一定要再升官吗？答曰：非也。我认为这是一个大的理论问题。

　　光看上边这个题目，有的朋友一定会觉得纳闷，或者觉得不可思议，认为你提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官不就是要向上走吗？科级、处级、厅级、部级，甚至更高级，一层层一级级吸引着官员们，这有啥疑问的。一级级沿着向上的台阶，这不就是官场人生的一种追求嘛！比如，一个士兵到将军，一共11级台阶，有人掰着指头算得精细，把它当作毕生的目标，为此奋斗不已。似乎只有到了将军才是军人价值实现一样。其实有些人啥也不是。这表面看似乎没有错。其实是一个大大误区，甚至是一个扯淡的事。

　　今天，我要说的还不是这个，我说的是当下“为官者”一定要以“向上”为唯一目标吗？不向上，难道向下吗？别抬杠，不是这个意思。

　　最近到外地县市走走看看，茶余饭后，听一些官员聊天，让我非常惊讶，听到最多的议论，就是某某人在处级位置多少年，再不提就过时了。某某在局级位置等了好久了，再不用也没有机会了。年龄、职务、级别等等，成为市县级干部的主要话题，当然也是考虑自己工作的主要目标和依据。有人甚至把单位里所有干部像数学题一样精确到每一个人的年龄月份，精确到每年每月的干部可能提拔的人选可能。一句话，这是官场上官员们第一位的思考，基层官员如此，官至省部级也不例外。不要小看了这件事，这是当下我们干部问题的一大弊端。我们的干部都在费心思考这样的问题，不是思考工作，这叫人有几分恐怖。

　　如此结果，干部常常把自己升不升官当作一切思考的出发点。其实，实事求是就一个人工作能力来说，有些人未必适应多个较高领导岗位。适应县级位置，未必就一定适应市级省级，这谁都明白。旧社会封建制度下，有许多官员在七品县令的位置上，一干就是一辈子，一直干到退休离职，直至告老还乡。这又有何不好呢？没有听说那个年龄到杠一定要由县衙升到府衙或者一定到朝廷里去做一品二品的什么更高的大官的。

　　我们共产党执政，理应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决非封建社会可比。因为毛主席为我们的干部制度说了一句非常精确的一锤定音的话：“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

　　既然要革命，就不能把升官当作自己的唯一追求。一个人能力有限，你的个人能力可能只能就任一个市委县委书记，那么给你一个省委书记你就可能出大问题的。德不配位，才不配位，就可能祸害国家，贻误大事。试想一下，徐才厚、郭伯雄、周永康、令计划等等，这些祸国殃民的家伙，如果从德的角度考察，他们是十恶不赦的一等坏人，万万不配进入国家高层领导集团的。如果当个七品“县令”，至少只是祸害一地一县，不至于给整个国家祸害那么大，但由于他们善于伪装和投机钻营，加上更为主要的原因，我们的干部考核制度出了大问题，让这些祸国殃民的极坏的坏家伙有机会一步步进入高层集团，成为祸害国家、危害军队、败坏党的形象的贪腐大蠹。准确地说，这些人无疑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我们队伍里依然隐藏有不少这样的坏蛋，这就是我们党中央领导同志断言说“反腐永远在路上”的原因所在。

　　“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要革命就不能把做官当作唯一目标或者主要目标。当年老将军甘祖昌已经官居兵团级别，是老红军老将军啊，可他一定要回到老家江西当农民，为什么？在他看来，他的任职能力和国家的更迫切需要，都需要他回到故乡帮助老区的百姓改变面貌，这对他这样一个老红军似乎更为重要，因此他坚决辞官回乡，当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江西农民。五六十年代，这样的例子多得很。

　　我的家乡兰考县就有这样一个老书记，他的名字叫张钦礼。抗日战争，他是豫东一支游击队的领导者，是一个电视剧《亮剑》李云龙那样的英雄。解放战争，职务已达县团级。新中国成立，1952年，当了县长，还是县团级，曾经在毛主席视察兰考时向毛主席汇报改变兰考面貌的构想。后来浮夸风兴起，因为说实话，蒙受不白之冤。他独自自费到北京状告“浮夸省长”吴芝圃，被周总理接见表彰后回来官复原职，还是个县长，县团级没有变。为此，自己的职务因为告了吴芝圃直接受牵连，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一直就是一个县团级。后来，党派焦裕禄来兰考与他搭班子，两人成为亲密战友和同志，携手并肩根治兰考三害，依然是个县团级。焦裕禄因病去世后，上级党组织曾经想调整他的职务，但是他说，按毛主席说的做，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不论职务怎么变，兰考这个县委书记他一直兼任。他要把焦裕禄未竟的事业做好。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再次接见他，从保护干部的角度着眼，提出调他和杨贵一个到北京一个到重庆任职，但时任省委书记刘建勋不同意，说杨贵可以调京，张钦礼须留下，原因说是河南一共两个典型县，把这两个主官都调走，不利于这两个典型单位工作。实际刘建勋更怕兰考离开张钦礼不好办，因为这是一个超级贫困县。

　　当刘建勋把这个意见告知张钦礼时，他很坦然地说：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比较起来，兰考更需要我，我还是留在兰考根治三害更合适。就这样，他一辈子几乎全是在一个“七品县令”上任职。去世以前，还蒙受了不白之冤。前两年，党的主要领导人到兰考视察时，特意问到这位与焦裕禄并肩战斗过的老战友张钦礼生活情况怎样，才得知这位老同志已经去世多年。这样一位共产党员，“七品县令”的职务从革命战争年代一直干到全国解放后的几十年。直到去世，他还惦记着兰考还有一块5000亩的盐碱地没有改造好，从来没有想自己的职务几乎一辈子没变。这才叫共产党的铮铮铁骨和胸怀。所以，全国各地的老百姓在他去世后为他立碑纪念，至今已经立了一百多块，成了一方碑林。这样一个“七品县令”，万代千秋活在了人民心里。

　　“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对于战争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的张钦礼们那一代人来说，那是人生的座右铭，绝不是口号。但是，自从市场经济和学习引进西方的某些东西，价值取向多元化以后，这个提法似乎被我们的干部和某些机关忽略了。年龄、学历、出身似乎成了用干部的硬性条件。殊不知，这样下去，问题太大太大，某个干部在某个位置上似乎干够一定年头，一定要提拔的。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很不实事求是的规定，是一种用人的唯心论。

　　为什么？弊病很多。我告诉你，这样做的结果，大大损害了我们党的工作。举个例子，如果你规定，五年必换届，换届要提拔。那么，干部队伍就一定会出现“五年政绩现象”，什么叫“五年政绩”现象？那就是在任期五年内，政绩越快越多越好，如果六年甚至十年八年才显效的政绩，为他人做嫁衣，是万万干不得的，因为那等于为下一任做嫁衣。为他人做嫁衣的事情，对于一个一门心思想当官的人毫无意义。所以面子工程，虚假政绩，层出不穷。问题是这样思维的干部在各级干部中不占少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有些事情必须有个长远打算，不是立竿见影的，比如脱贫，比如经济翻身，需要长远规划，需要一代接着一代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但我们的很多干部不这么想，因为你如果干五年思维以外的事情，那与你晋升毫不相干。领导看不见了，还有啥意义，你也过去了机会。五年不干十年事。干什么最快？房地产，盖高楼，挖湖造风景，修路做景观，领导看得见，市容见效快，容易出政绩。殊不知，这样一害国家，二害百姓。当下一些城市因为比着盖高楼，经济调整有的房价坐滑梯一样向下，就很能说明问题。

　　还有，这样一种为官者一定要把“再升官”继续升官当作一种追求，其结果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干部如果把升不升官当作唯一价值实现的时候，其危害巨大，就会助长一些人为升官而升官，不是为做事而升官。就会一切出发点从个人得失出发，就会为出现大大小小的徐才厚、周永康、郭伯雄，或者为他们这样的坏家伙培养土壤。

　　在我看来，有些人一旦发现不适于在领导位置上工作，没有这个能力和德行，就应该毫不犹豫地终止他的工作，不要等着他一步步进入更高的职务继续无所作为。有的人适于在县市级别工作，能力特长仅限于此，就没有必要一定要思考提拔到厅局级。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

　　我们的很多习惯是要改的，比如，我们一些民间团体，作协、文联之类，为什么在下命令书时一定要加个括号，什么“正部长级”“正厅长级”，这样一个括号，等于强化“升官”的意识，这样一种官本位的思维，只会助长一些人的一心谋当官的想法。还有一些大学和大学教授，大可不必分什么省级部级级别的。去除“官本位”思维，不仅每一个共产党员干部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原有思想，我们各级管干部的部门和各级机关都应该思考我们这些年来的一些价值取向。错了就改，没啥了不起的。在官位上干了，不适应，群众不满意，赶紧调换工作，做点实际的，适应搞教学的去讲台，适应搞科学的去实验室，适应进车间的赶紧去企业，适应干什么的就干点什么。这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不要赶着鸭子硬上架，结果弄成了一批批贪官害的纪委点灯熬油忙活不停。

　　一句话，还是回到毛主席的告诫：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革命，为人民做点实事好事，比做那个人民不满意的德不配位的空头官衔对我们的社会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