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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津湖》上映了，票房不俗，也引发了热烈讨论。
就《长津湖》而论《长津湖》，当然也可以，但不容易看到进步和变化，如果把《长津湖》和2007年上映的《集结号》做一个比较，很多事情就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集结号》与《长津湖》，共同之处在于都是战争历史题材的影片。
《集结号》涉及到了两场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长津湖》主要是表现抗美援朝战争，但也通过剧中人物的回忆、叙述，涉及到了解放战争。
战争历史题材的影片，一个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向观众解释英雄人物勇敢精神的来源？或者更准确地说，为谁当兵？为谁打仗？
这个问题，牵涉到了战争性质，即是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而对战争性质的判断，又会影响到观众对历史的态度。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些问题最终则会演化成政治认同问题，并会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人们的立场与情感。
在新中国电影史上，《集结号》也许可以用“空前”来形容。其具体做法是把战争从历史上阉割出来，孤立地表现战争。由于完全回避了土地改革及土改给中国带来的巨大进步，解放战争在《集结号》中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自相残杀，谷子地和“九连”其他人的勇敢精神，也成了无源之水，靠“兄弟情谊”和神秘不可言说的“血性”勉强支撑。
《集结号》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审美上完全向自己的敌人看齐。在解放战争中，谷子地这些人换上了国民党军的军装，在朝鲜战场上，又换上李伪军的军装。
热衷于穿着敌军的军装，反映的是一种自惭形秽的心理，这与文化自信南辕北辙。当然，国民党军也好，南朝鲜的李伪军也罢，都带有很强的美国傀儡色彩，他们的军装都是仿美军的，也就是说，真正令《集结号》编导艳羡的，还是美军。
和《集结号》相比，《长津湖》在这两个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
在“为谁打仗”的问题上，《长津湖》把抗美援朝战争和保卫国内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联系在了一起。这一点，无论是吴京饰演的连长伍千里探亲时和父母的谈话，还是在张涵予饰演的志愿军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的战前动员讲话中，都强调了这一点，“共产党和毛主席刚刚给家乡的乡亲分了土地，美帝国主义就要来夺回去……”
在审美方面，《长津湖》中的志愿军指战员也不再羡慕美李军的军装了，影片把身着解放军/志愿军军装战士们拍得朴素美观，有一股子人民子弟兵的精气神，这是沐猴而冠的《集结号》所没有的，也是萎靡低沉的《金刚川》所不能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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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长津湖》相对于《集结号》的进步（在价值观层面），也就止此而已了。
电影要讲清楚“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并不一定要靠剧中人讲出来，更应该通过镜头和画面表现出来。
影片一开始，就是连长伍千里回乡探亲的桥段，这是展示经过解放战争和土改洗礼的新中国新面貌的极好机会，著名军旅作家魏巍全景式反映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东方》，也是以连长郭祥回乡探亲为由头展开全部故事的。
但遗憾的是，《长津湖》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表现“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反而把这段镜头拍得非常“好莱坞”。也就是说，这段画面的色彩和感觉，和好莱坞电影表现“迷人的东方景色”常用手法非常接近，桃红柳绿，像小酒吧墙上的招贴画，艳丽但不真实。
伍千里在回乡途中的所见所闻，也没有任何镜头显示这是一片获得了解放并且正在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土地。
用“保卫分得的土地”来解释志愿军战士的勇敢精神，容易为当代人理解，但很不够，支撑志愿军战士勇敢精神的，还包括这样两个重要因素：
一是，土地改革不仅使农民获得了土地，更重要的，还在于推翻了几千年来一直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阶级，翻身做了主人。这种当家作主的“解放感”带给他们的幸福感是无与伦比的，他们绝不愿意让被推翻的地主阶级和美帝国主义一起打回来重新骑在他们头上；
二是，新中国虽然刚刚成立，但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已经徐徐展开，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是和这个宏伟壮丽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牺牲并不意味着丧失一切，反而是永生的开始——这一点，在《上甘岭》《英雄儿女》中都表现得很充分。
显然，《长津湖》的编导无力也无意在这方面深入开掘。
我曾经担心，《长津湖》会被拍成一部“新伤痕电影”，即把长津湖之战表现成一种伤痕，但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长津湖》被拍成了一部形式大于内容的商业大片，空洞与浮华才是其主要特征。历史在这部影片中变得浅薄、轻飘了，编导对历史的诠释是敷衍的、浅尝辄止的，满足于最基本的政治正确，制造视觉奇观赢得票房才是他们最关心的。
【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高度一万五千米”，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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