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出现拉闸限电受到全国甚至世界广泛关注,特别是东北辽宁和吉林两个省的情况显得尤为突出,出现了对民用电、交通红绿灯、楼宇电梯拉闸限电的严重情况。与此同时,南方部分省份出现了电力供应紧张、供电部门采取有序供电的情况。那么这轮缺电真有那么严重吗?这轮拉闸限电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是真的出现了全国性严重缺电还是其它原因造成了部分地区时段性缺电?我们不妨从以下十二个方面深入分析一下。
第一,中国用电高峰季一般出现在夏季和冬季,是空调降温和取暖用电高峰时段,我们常称之为迎峰度夏和迎峰度冬。以前全国用电高峰往往出现在夏季,近些年随着取暖负荷增加,全国用电高峰有时也会出现在冬季。本次影响最严重的拉闸限电却是出现在夏冬两个高峰季之间的秋季,也就是迎峰度夏即将结束,迎峰度冬还没有开始,按照电力系统生产规律,这个季节是大量安排发电设备和电网设备检修的季节,为迎峰度冬做准备,因此秋季出现严重拉闸限电实属不同寻常。
第二,我国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两省最严重的拉限电发生在理应是用电淡季的秋季,这两个省的发电、供电真的不够用了吗?一般情况下,一个地区的民用电在整个用电构成中的占比在15%到20%之间,再加上医院、矿山井下作业用电、银行、交通、楼宇电梯、不能临时停电的特殊企业、有特殊用电要求的高科技企业,民用电和必须保证供电的单位加在一起用电占比不会超过整个用电构成的50%,也就是说,正常的有序用电措施不会影响到民用电等重点保证供电用户的范围,除非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民用电及必保的特殊用电突然出现大幅增加,从今年辽宁、吉林两省迎峰度夏虽然供电偏紧张但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缺电而影响民用电供应可知,今年这两个省的民用电并没有突然增加更多用电负荷,特别是秋季并没有特殊状况出现。二是因其它原因,突然遭遇大量电力短缺,也就是发电端出现了问题。从相关数据知道,今年东北地区由于气候原因造成风电、光伏发电出力不理想,出力减少,火电因煤炭大幅涨价而出现发电厂发一度电即亏损0.1-0.2元的情况,由此造成了发电厂发电积极性不高、选择停机检修、降低发电出力、减少损失的情况,同时也因煤炭大幅涨价而使煤炭库存减少、储煤保冬季取暖的因素,使得占全国发电60%以上的煤炭发电出力大幅下滑,进而影响了电力供应。从以上分析可知,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出现用电紧张,主要是因为新能源发电出力不足、煤炭涨价等因素造成,我并不认为供电负荷已经紧张到严重超出供电能力、已经紧张到威胁电网安全、已经到电网面临崩溃的程度,也并不认为已经紧张到了需要对居民用电等采取拉闸限电的地步,很可能是因为有序用电措施不到位、简单地采用分片分区拉限电造成的。
第三,从全国来看,并没有出现全国性供电紧张情况,虽然全国用电情况出现了一定量的增幅,但也仅只是在十余个省份出现了用电短缺。多项数据显示,全国电力电量总体仍然保持着平衡,即使出现电力短缺的省份也主要是因为煤炭价格上涨导致发电出力不足的中短期情况,一旦煤炭价格得到缓解,或国家对煤炭价格进行控制,使发电企业能够保本或微利发电,或风电和光伏发电恢复正常,情况将会出现明显好转。这里我还不能认为中国已经出现全国性的大范围严重缺电状况,通过区域电网间和省间调剂,可以缓解如东北等区域供电紧张状态。从长远看,中国电力仍然是发展不足,仍然需要按规划有序发展,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中国电力发展的方向是水、风、光等新能源以及天然气发电,逐年降低煤电比重,最终出路应该是核聚变装置实现商业化。
第四,采取有序用电措施比较严重的省份大多是外贸出口订单比较多的省份,2020年以来,由于中国疫情控制得比较好,中国经济发展正常,加上原来是印度、越南等国的部分生产订单转向中国,使得中国的一部分产业生产任务十分饱满,产能扩张,用电量大增,当然这部分从印度、越南等国转回来的订单大多为此前从中国转移出去的中低端产业的订单,耗能高,但利润十分微薄,这部分产能是造成部分外贸为主省份用电紧张的重要原因。
第五,还有一部分省份拉限电比较严重是受“能耗双控”影响,不少省份因为今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很好,订单较多,或者是国外疫情严重,无法生产,增加了中国企业的生产,因此希望趁形势好而拼命加大产能,把“能耗双控”的目标压到了下半年,现在眼看就要到年底了,再不控制能耗指标就无法完成全年“能耗双控”指标,因此纷纷搞“能耗双控”指标的运动式突击,一大批高耗能企业被停产限产。这一状态与部分省份因供电紧张而采取有序用电及拉闸限电的形势形成叠加,给人的印象是因为严重缺电而造成这些企业停产限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因为“能耗双控”而停产限产的企业跟缺电没有必然关系,只与能耗考核有关系。
第六,现在我们基本可以将这轮部分省份缺电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煤炭大幅涨价造成的,当然风电、光伏发电出力不足也是部分原因。最近一年内,欧洲、南非、澳大利亚动力煤的现货价格分别为185.68美元/吨、161.15美元/吨、188.72美元/吨,较一年前分别增长249.68%、172.90%、215.37%。我国动力煤价格从500-600元/吨上涨到了1300元/吨,市场价格往往达到1600元/吨,国际煤价上涨直接带动了国内煤炭价格上涨。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我国是富煤国家,每年的煤炭进口量只占总使用量的5-10%,按说由于我国进口煤数量占整个煤炭使用量的占比并不大,国际煤炭价格并不会严重影响到国内煤炭价格,然而由于近年国内煤炭价格长期处于低位,一些煤炭企业生存困难,遇到国际市场煤炭价格上涨,立即跟随大幅大涨,可以说是国际市场煤炭价格撬动了国内市场煤炭价格。
第七,从2020年到2021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状态除了中国以外都十分低迷,2020年主要经济体除中国外全部为负增长,2021年一波又一波疫情使得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并没有得到很好地恢复,虽然比2020年好,但也并没有出现大幅恢复性增长。按正常情况,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都不理想,国际市场的大宗商品理应全面走低才合乎常理,然而自2021年以来,国际市场上的大宗商品价格却异乎寻常的大幅疯涨,除了天然气因为美国和俄罗斯降低产量、极端天气增加影响天然气价格上涨之外,铁矿石、煤炭、化工原料、有色金属、水泥。钢材以及其它众多大宗商品都出现了疯狂上涨,除天然气是因为全球产量减少造成大幅上涨尚可有迹可寻之外,其它大宗商品并没有任何理由大幅上涨,这种疯狂上涨的畸高价格没有任何经济发展作支撑。原因只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经济仍在健康而高速发展,有资本集团在针对中国进行大肆炒作。另一个是美联储大量无限制印钞,这些被大量凭空印出来的美元为了寻找出路,除了推高美国股市之外,大量涌入大宗商品市场,这些被美国及国际大财团控制的大量资本拼命炒高各种大宗商品,要在中国生产的大量商品进入国际市场之前就先割一道韭菜,使得中国制造的产品虽然花费了大量血汗和能耗,却并无丰厚利润。
第八,现在我们知道,这轮中国电力短缺的主要原因是煤炭价格大幅上涨,而煤炭价格上涨的源头是国际大资本对大宗商品的炒作,是美国印刷的天量美元对全球市场特别是对中国市场的严重冲击,是美国金融寡头收割全世界特别是收割中国韭菜,剪全世界及中国的羊毛。为了应对美国对铁矿石价格的控制和炒作,中国采取了适当提高铬铁、高纯生铁的出口关税、取消钢铁产品出口退税、压减产量、整合企业等措施,由于中国钢铁生产减产、对铁矿石的需求减少,国际铁矿石价格大幅下跌,国际铁矿石炒家不得不退出对铁矿石的炒作,使得铁矿石价格从每吨500元炒到1300-1400元之后,重新回到600元左右。这一强硬应对国际大资本炒作的做法,对中国平抑煤炭价格应该可以借鉴。对于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由于中国是富煤国家,煤炭进口量在总使用量中占比不大,中国应该利用自己的优势,争取国际煤炭市场定价权,阻止国际市场大资本炒作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 ,确保国际大宗商品供需平衡和价格稳定,坚决打击国际大资本炒家,坚决阻止美国大规模、无限量印钞对中国产生的冲击。
第九,中国进口煤炭主要来源国是澳大利亚、蒙古国等,近年由于国际关系变化和疫情防控等因素,从澳大利亚的进口煤已经大幅减少,而是大幅增加了从印尼、俄罗斯、哥伦比亚、南非等国的进口煤,由此填补了澳大利亚进口煤减少带来的影响。近几年由于国际关系变化,中国大量减少了对澳大利亚部分大宗商品的采购,在煤炭采购方面亦如此,在减少澳煤的同时,增加了俄罗斯、印尼、哥伦比亚和南非等国家煤炭的采购,使中国煤炭采购更加多元化,尽量减轻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在大宗商品方面的定价权。由于国际大资本集团实力强大、资本雄厚、经验丰富、渗透力强,使得中国在煤炭方面虽然进口量占比并不大,却仍然受国际市场价格左右,由此不仅控制了中国的煤炭价格,而且通过煤炭价格进一步影响了中国发电市场,并进而影响到了中国电力供应以及中国经济和中国产业,对此我们需要高度警惕。
第十,要解决中国电力短缺瓶颈,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要稳定中国煤炭价格,就必须拥有国际市场上的煤炭价格定价的话语权,没有这个话语权,中国经济乃至中国发展就存在受国际大资本集团控制的风险,就存在被美国及国际大资本集团剪羊毛、割韭菜的风险。中国虽然是绝大多数大宗商品的最大买家,却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基本上没有话语权、基本丧失了定价权,而这些话语权和定价权基本上都掌握在美国和国际大资本手中。因此,中国的生产和经济往往受制于美国金融资本和国际大资本,这是其根源之一。中国虽然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仍然在许多产业环节、在重要经济领域存在着被美国和国际大资本收割的情况。中国必须采取重大行动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争夺话语权和定价权,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应有的利润,坚决阻止美国利用其美元印钞权收割中国财富的特权。
第十一,当前中国面临着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严峻考验,除了高科技和高端制造业正受到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围剿和制裁之外,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还将面临严峻的环境压力,突破环境瓶颈、实现能源基础科技重大突破、打破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技术壁垒,是我们已经面临的严峻形势。下一步尽快制定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路线图,有序地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不搞一刀切、运动式的碳达峰、碳中和。碳达峰还剩九年时间,如果前期不能规划好时间表和路线图,到最后几年很可能会出现各地运动式的搞“能耗双控”,即损害中国经济,又产生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现在欧洲大部分国家的火电占比已经很低,只有中国仍然高达60%以上,与欧洲相比差距十分巨大,如果不尽快在火电替代方面实现产业和技术方面的突破,中国的碳达峰将只会陷入以伤害中国整体经济的方式实现,如此碳达峰不仅不能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反而成为割伤中国经济的双刃剑。
第十二,当前中国仍然需要在西藏等地搞水电大规模开发,在风能和太阳能条件优越地区大力发展风电和光伏发电,但如何突破风电和光伏发电的随机性、波动性、阶段性对电网的影响,还需要技术上的重大突破,虽然我国在核聚变、小太阳等技术研发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但要实现商业价值仍然是十分遥远的事,可谓远水解不了近渴。既要解决电力发展的问题又要解决减碳要求,既要满足经济发展的问题,又要满足环境制约的束缚,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十分严峻的课题,我们要加大技术创新和理论研究,尽快寻找到一个符合中国国情、又能有效解决现实问题的路径和办法,以现有的路径和办法要不伤筋动骨、不付出经济发展沉重代价地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是相当困难。
今年中国出现的局部地区缺电局面以及部分省份在“能耗双控”方面采取运动式做法,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思考,从中暴露出中国存在着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我以为无论是保供电还是完成气候指标方面都需要实事求是,不能不顾中国的发展阶段,不能不顾中国的现实国情,要提出能够达到的目标,要提出稳妥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要有利于中国健康发展,有利于增强国家实力。
应对国际市场上的美国和国际大资本集团对大宗商品的疯狂炒作,我们需要像今年应对铁矿石价格疯狂上涨一样敢于出奇招,下狠手,争夺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和话语权,唯此才能稳定中国经济,才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中国应该得到的那一份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