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水周：也谈“识时务者为俊杰”

　　一

　　近来，著名的胡锡进写了篇时评《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一句深刻的老话》，内容是关于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如何在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博弈中认清自己，调适政策，站稳立场。对胡先生的这篇文章，社会舆论褒贬不一。胡评观点不温不火，可左可右，我读后的感觉，如同喝了一碗温白开，寡然无味。正如时评题目，胡先生一直是个紧跟形势的识大体的人，他很喜欢“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古训，2019年8月，西方反华势力策动香港暴力示威，肆意污辱国旗时，胡先生也在其微博里借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的严厉警告，喊话暴乱分子“识时务者为俊杰”。

　　二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条古训，最早出自战国时期大学问家刘向编撰的《晏子春秋》，说是晏子奉齐王之命到楚国去结盟，遭到楚人的讥笑、诘难，意思是齐国地大物博，国力强盛，齐桓公一代称霸中原，为何自桓公以降，一路走弱，衰败至此，反倒乞求同楚国结盟。晏子辩驳：“识时务者为俊杰”，周王朝丧失政权后，诸侯混战，齐、宋、晋、秦、楚五霸迭兴，这是他们遵循天道、顺势而为的结果。反之，运乖时蹇时，雄才大略的晋文公只能忍辱负重四方逃亡；秦国自文治武功的秦穆公死后，国力也由盛而衰，就是你们楚国，历经楚庄王鼎盛时期，不也在走下坡路吗，岂止只有齐国式微？齐国主动提出和楚国结盟，是想在困难时期，和楚国同舟共济，互相帮扶，是明辨时局、顺应天命的选择，并斥责对方讥笑齐国是见识短浅、不知好歹。

　　“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世事变幻，潮涨潮落，人事代谢，聚散离合，本是自然法则。时过境迁，随着客观条件的转变，国家的政治方针、外交策略，人们的处事方法也要因时、因势而变，不能固执己见、抱残守缺，被新生的进步力量所消灭、取代。从这点上来说，走向衰弱的齐国主动向楚国提出结盟，以抱团取暖，共同对外，当然是正确的。晏子据理反呛嘲笑自己的楚人的底气，也是基于对世事变化的深刻洞察和对时局的准确把握。

　　三

　　事物总是有其两面性，“识时务者为俊杰”中最关键的字眼是“识”。在复杂的人类社会里，“识”分以个人利益或特殊小团体利益为出发点的“小识”和以人民大众利益为出发点的“大识”，“识”的出发点和思想境界的不同，导致得出的行动结果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判断“小识”、“大识”的根本标准，是考虑问题、辨析事物是否是摧枯拉朽、推陈出新，推动人类历史向更符合人类大同理想和道德标准的文明方向前进；是否能在尊崇道德文明的基础上，推进科技更加昌明发达，生产力进一步解放；是否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自私的“小识”对于人类个体来说，也许是对的，但它往往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识”相抵触，若将它置于整个人类社会朝着共产主义理想行进的宏大历史叙事中审视，它是盲目的、卑微的、琐碎的。如果无数的以个体私欲为出发点的“小识”纠集一处，也会形成一种“大识”，一种逆人类文明发展的非唯物主义科学的“大识”，进而形成一种错误的政治思潮、丑恶的社会风气。这种“大识”的结果，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把人类社会拖入过往的黑暗丛林之中，让走“回头路”的人类历史呈现“九曲十八弯”的艰难曲折态势。因此，古往今来，“识时务者”无数，但是否是真“俊杰”、真“英雄”还真不好说，尤其是对于政治家来说，需要人民群众的评价来检验，需要时间来检验。

　　四

　　为了推翻腐朽的封建大清王朝，以孙中山为首的一大批辛亥革命志士是“识时务”的真“俊杰”，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为打倒维护封建残余制度，推翻政治与资本媾合压迫人民的蒋家王朝，同内外反革命势力进行漫长的斗争，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大识”否决封建“小识”，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将中国历史发展方向成功导引到大众民主的正轨上来。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为人类历史科学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识时务”的真“俊杰”，这个光荣群体，由无数真正“识时务”的优秀中华儿女共同组成。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1924年，毛泽东同志出任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翌年，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职务，月薪120块大洋（相当于现在2万元左右），可谓位高权重，名利兼收，而当时共产党正处于萌芽阶段，国民党政府已成为执掌中国政权的实际合法政府。依常人思维，于时于势，当时的毛泽东应“识时务”的倒向国民党一边，这样既可为国效劳，又能获得自身的荣华富贵。但毛泽东却于人生道路抉择的关键时刻，放弃了国民党给予自己的高官厚禄、锦绣前程，选择了一条明知难为而偏要为的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道路，因为他看穿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屁股坐在了资本财阀、土豪劣绅一边，他们的臀部残留着封建社会的邪恶胎记，是一股倒行逆施的反动势力。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革命陷入至暗时刻，党内悲观主义盛行，毛泽东不是以庸人之“识”，“识时务”地随波逐流，而是激流勇进，以天下“大识”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这“大识”的理论依据基于“历史要前进、人民要革命”的马克思历史唯物辩证法。新中国建国之初投入抗美援朝战争，当时中美经济、军事，乃至国际上政治力量对比，都有天壤之别，在一战、二战中扬名立万的侵朝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断言，刚刚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决无胆量和实力同以美国为首的强大联军抗衡，中国共产党应该有这样的“自知之明”。但毛泽东偏就不会用麦克阿瑟的“常理思维”来“识时务”，就是要以百废待举的新中国同强大的侵略者较量一番。依当时形势，美帝侵略者不可谓不识时务，它在一战、二战中，无论政治资本、还是金钱财富，都赚得盆满钵满，尤其在二战中大放光彩，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轴心，军事行动的绝对主宰，其军事实力雄冠全球，拿政局混乱的弹丸朝鲜开刀，以武力干涉朝鲜内政，剑指社会主义中国，敲打红色苏联，对于一路凯歌的美国来说，俨然成竹在胸。而毛泽东的“识”，已跳出了美国麦克阿瑟们所能认知的范围，那就是美国“钢多气少”，中国“钢少气多”，“气”终能胜“钢”，“精神”终能战胜“物质”；美国是“侵略强盗”，属“失道寡助”；中国是反击侵略、维护和平、保家卫国的“正义之师”，是“得道多助”。毛泽东的“识”还根植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和深重的家国情怀，要通过打击侵略者，洗雪旧中国百年来饱受外侮的耻辱，让中国人民在世界上挺直腰杆、扬眉吐气站立起来；同时，“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赢得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美国麦克阿瑟们的“识”，是资本财阀实用主义的“小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识”，是建立在“人民万岁”基础上、具有崇高革命理想、远大政治抱负的 “大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再次阐明“识时务”所蕴含的历史发展辩证法。

　　历史的每一次转折，人生道路的每一个十字路口，“识”字是真假“俊杰”的试金石。

　　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识”建立人民江山、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时务”，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枪口、屠刀下，他们视死如归，成为推动历史前进、令后人怀念景仰的革命“俊杰”。如杨靖宇，在日寇侵占东北，中国抗战进入最艰难时期，率领东北抗联在天寒地冻的白山黑水间抗击侵略者。在日寇的疯狂剿杀下，抗联力量日渐式微，杨靖宇最亲密的战友程斌、张秀峰、张奚若等，纷纷“识时务”地背叛他，农民赵廷喜主动向汉奸报告他的行踪邀功请赏。叛变的“亲密战友”不仅向日寇告密他，而且主动充当日寇追捕他的鹰犬，并在最后扳动机枪打死他。陷入孤独绝境的杨靖宇，明知不可为仍为之，明知决无生还之理而视死如归。日寇一直没有放弃劝降他的妄想，但每次都遭到他怒吼出膛的复仇子弹的答复。在常人看来，东北已属于日本了，眼看全中国都将被日本吞并，中国灭亡大势已定，杨靖宇的决绝、执拗，是典型不识时务的“憨大”，他们永远也理解不了这位抗联领袖的民族“大识”、家国“大识”、世间道义“大识”。他的“大识”，从他在牺牲前和农民赵廷喜的简短对话中表现得一览无余：赵廷喜劝他：“我看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已是日本人的天下。”杨靖宇回答：“老乡，我们中国人如果都投降了，那还有中国吗？”

　　叛徒“识时务”的变节投敌，也许可以换来苟且偷生，赢得一时的荣华富贵，但他们的卑污言行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后人诅咒、唾骂，而杨靖宇们的民族、家国“大识”，将彪炳民族史册，为后世子孙缅怀、铭记。

　　五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艰苦卓绝、风云变幻的大革命时期，随机应变的“识时务”者何其多也。如我党第三位总书记、叛徒向忠发，其“识时务”的“变色龙”品性，被周恩来怒斥为“节操还不如妓女”。1931年6月，向忠发被人告发，遭国民党当局逮捕，随即“识时务”地叛变投敌，由于我党及时发现，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避免了一场大灾难。还有和向忠发同年被捕，负责秘密战线的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识时务”上与向忠发是一路货色，被捕即叛变投敌。与向忠发有所不同的是，顾由于职业原因，掌握大量党的机密，是“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叛变招供后，尽管被我党打入中统内部人员在第一时间将其叛变消息告知党中央，上海党中央机关及主要领导得以抢在敌人下手之前转移脱险，但部分来不及撤离、转移的地下党组织依然遭到国民党破坏。

　　向忠发、顾顺章二人被捕，都是在我党革命烈火燃起不久的1931年，于时于势，二人叛变不可谓“不识时务”，也许他们早就“脚踏两只船”，对“共产党革命成功”失去自信了吧？他们的“识时务”固然使他们免受皮肉之苦，也带来了一时的安逸和国民党主子赏给的“一块骨头”“几口肉汤”，但他们极具讽刺意味的悲惨结局，给他们的“识时务”作了别样的注脚：被新主子嚼干了“甘蔗汁”，失去利用价值后，向忠发于1931年6月24日，被国民党当局“就地枪决”于上海龙华，顾顺章于1935年6月被国民党当局秘密处死在苏州监狱。两个“识时务”的“俊杰”，大概做梦也没“识”到自己这样的命运结局吧？

　　在我党高级干部中，还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他自1931年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开始，顺风顺水地成为红四方面军最高军政领导。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同在毛泽东率领下取得长征胜利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当时，中央红军仅剩精锐2万多人，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拥有10万之众。中央红军除了严明的纪律、优良的作风、顽强的战斗精神外，物资、装备奇缺，和兵强马壮、装备精良的红四方面军相比，简直就是叫化子和龙王爷比宝，这令张国焘暗自产生藐视心理，心里油然滋生起一股优越感，他依仗自身“本钱”，“不失时机”地借机要挟中央，处处挑中央红军的毛病，明里暗里向党中央伸手要政治地位、要军事指挥权，最后发展到以小团伙之力，公开对抗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擅自率部南下川康，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张国焘自作聪明的“小识”，使党和红军在政治上、军事上遭到撕裂和重创。此后，接受失败教训、回归党中央正确路线的张国焘，于1937年3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批评后，非但不反省、悔改，反而滑向“识”的邪恶路径上去了，1938年4月逃离陕甘宁边区，一头投进国民党怀抱，做了背叛党、背叛革命的可耻叛徒。投敌后的张国焘余生，始终纠缠于自私自利、患得患失的“小识”之中，终被国民党当局像用废了的抹布一样抛弃，流亡异国他乡，1979年岁末，孤独栖惶地冻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养老院里。这真是一“识”足成千古恨。

　　国人公认的大汉奸汪精卫，坚定的信仰对他来说就是一堆狗屎。他在革命风云激荡的非常年代，以不断的投机“小识”，完成从革命英雄到头号卖国贼的蜕变。大清将倾时，他“识时务”地以一腔青春热血，投入推翻摇摇欲坠的腐朽清朝大厦运动中，成为革命的急先锋，他谋刺清摄政王载沣，行动失败后入狱，在狱中写下《慷慨篇》，革命志士慷慨赴国难的凌云壮志跃然纸上，一时风光无限，一度成为孙中山最信任、最倚重的亲信，政治威望、社会影响力盖过蒋介石。1931年日本发动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彻底打碎了汪精卫的美梦，汪精卫以其一惯的投机“小识”，“识时务”地认为羸弱不堪的中国如抵抗日本侵略，无异于以羊饲虎，主动向日本举起降幡，在上海成立附庸日寇的汪伪政权，宣布“反共睦邻”政策，在“哀怜民生、倡导和平”的幌子下，与日本政府进行无底线的卖国交易。汪精卫罔顾民族大义，彻底抛弃国家、人民利益的“识时务”，完全背离了一位政治家对“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古训中“识”字基本准则认知，导致最终身败名裂。

　　六

　　“识”的高低、优劣最根本的衡量标准，在于对造福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崇高理想信念的内心认同与矢志坚守，在于个人的民族情怀、家国情怀、人民情怀。与时代伴随的人生，每一次紧要关头的抉择，都意味着选择的可能是万劫不复的阿鼻地狱，也可能是开满鲜花的阳关大道。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活在后人的心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抗战时期牺牲的杨靖宇、赵一曼…… 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刘胡兰、董存瑞…… 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杨根思、黄继光…… 无数为了祖国和人民英勇献身的先烈们，都属于虽死犹生、名垂千古的中华“俊杰”，没有他们为了中华民族、全体人民利益捐弃小我的“大识”，便不会有每一次抗击内外反动派的胜利，便不可能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而历史也将因丧失革命动力而固步自封，停顿、沉沦在人吃人的黑暗丛林中。这些先烈们，以建立人民共同体的“大识”传承“大写”的自己，那就是民族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它们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大识”之本。

　　七

　　今天的市场经济环境，尤其考验人的“识见”。“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古训，在当下的市场经济制度语境下，极易滑入投机取巧、明哲保身的“小我”“小识”泥潭，为人处世，像一条柔若无骨的滑溜泥鳅，毫无原则地左右逢源，任何人跟前乐当“哈哈镜”“好好先生”，见到有好处、利益可捞，忘记纪律规矩，不顾道德良知，“见钱不抓，不是行家；见利不谋，阎王也愁”；“识时务”是紧跟市场，不问青红皂白，不捞白不捞，随社会浊流浮沉，丧失道义、精神；附和庸俗肤浅、不分好坏的社会潮流，丧失独立思想、立场。如看到老人摔倒，就“识时务”地想到“不要惹祸上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地装着视而不见；遇到歹徒行凶，立马“识时务”地想到“保命要紧”，赶紧自个开跑；遇到女孩遭歹徒强暴，脑子里立即警告自己“不要出手制止，以免祸及自身”，佯装没看见的不闻不问。在单位，发现贪污、盗窃等丑恶现象，不是“识时务”地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是不失时机的凑上去同流合污，共同“叨光”。无论何时何地，努力做一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识时务”的“乖巧人儿”…… 如此一来，贪图一己之私的“小识”蔚然成风，整个社会就会陷入抛弃国家民族、理想信仰“大识”的狭隘、短视的“小识”泥淖，而生活在人人以私利为中心的“小格局”“小时代”中的人类个体，只能是相互戒惕，以对同胞的冷漠、对名利的贪婪相互戕害。面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社会集体意识下的“一盘散沙”，执政党将失去号召力，国家民族将丧失凝聚力。

　　十八大以来，反腐之风劲吹，全国各领域查处的贪官不计其数，且多是触目惊心的“窝案”，“拔出萝卜带起泥”，成群结队地集体贪腐。这些串联一起的贪腐者，在位时无一不是时代的“跟风者”，无一不是拥有玲珑心窍、见风使舵的“识时务”者。见到他人贪，我也贪，“过了这个村就再没这个店”“不贪白不贪”。社会上本无贪腐之风，贪腐的人多了，也就形成了贪腐风气。这些落网的贪腐者自以为得计，他们忘记了“识”之大道，尤其是真正共产党人的“大识”之道，就是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情怀，而不是做国家的蛀虫，人民的公贼。唯有“大识”，才能成为襟怀坦白，为了国家、人民和理想、信念奋发有为的“不倒翁”，短暂的人生才能展现其真正的意义。

　　对于国家来说，“识”更有大、小之别。当今信息互联时代，世界虽然变成了“地球村”，但国与国之间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形态存在差异，“求同存异”成为外交基本方针。我们要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中，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理想这一根本“大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能不论“资”“社”，不顾道义地“跟风”，“一风吹”地跟着“强权”跑，让短视、僵化的“小识”蒙蔽眼睛，逼仄格局，在蕴含无限希望、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十字路口，为浮云遮眼，“识”不出机遇，看不到未来，依旧深陷“经验主义”“机会主义”的“小识”迷魂阵中。对于国家来说，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处理外交关系的“大识”，永远是建立在独具慧眼、取我所需的“拿来主义”基础上。要坚持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以带领全体人民朝着崇高理想目标不懈奋进迸发的伟力，推动历史前进，绝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传承腐朽的资本主义衣钵，重复资本主义的陈词滥调，充当资本主义制度的守卫者，替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