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往往是隐蔽在现象后面的。如果只是眼睛可以见到的现象就是真理,那就不需要科学了。本质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现象的东西是可以看得见的。本质是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够认识到的。”
1、我们常说要敢于说真话,这不完全,确切地说,我们不仅要敢于说真话,更要善于找到并敢于坚持真理。真话是只是找到了“事实”,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从事实中的“求是”。说出真相很难,说出真相后的真理更难。确切地说,坚持说实事求是的话,才是我们需要的正确态度。
毛泽东同志说:“真理往往是隐蔽在现象后面的。如果只是眼睛可以见到的现象就是真理,那就不需要科学了。本质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现象的东西是可以看得见的。本质是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够认识到的。”【1】
2、脱离大道,一味穷究历史的细节真实——这是我们目前许多学者的致命短处——是没有意义的。道理,道理,有道即孟子说的“义”——才能有理。做学问的第一要义,不是掌握实事,而是“知道”实事。“知道”,即知事实中的“大道理”。
孔夫子、孟夫子都痛骂那种不知大道只究细节的人,说他们“小人哉”。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孟子也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孔子和孟子不是不让人讲真话,而是让人不要讲没有意义的“真话”。
“讲真话,不如讲真理。”【2】说棍子在水中是“弯”的,这是真话,但不是真理。讲真话需要勇气,而讲真理则需要过脑子。说了真话,只是说出了“事实”,这远远不够,还要说事实中的“是”即真理,只有真理才能赋予真话以意义。没有意义的“真话”,正如没有季节的落叶,也是没有意义的。
3、“讲真话”的真实含义应该是鼓励讲过脑子的话。前者讲的是“实事”,后者讲的是“求是”;前者讲的是准确地“格物”,后者讲的是格物后的“致知”;前者讲的是认识的起点,后者讲的是认识的方向和归宿。不经“求是”的“真话”,与不经“真话”即“实事”的“求是”一样,在许多时候是要坏事的。
说真话是为了成事而不是为了坏事,不用于成事的“真话”就是不着调的胡话。“远取诸物,近取诸身”【3】,说人事,应将自己的“真话”先在自身试验;说国事,应将自己的“真话”先在自家试验。如能用身家性命试验过的“真话”,大体才可应用于国事。
4、说真话不如说正确的话。在大事特别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前,司马迁的问题就是在大兵出发前话太多。司马迁说的是真话,但不是正确的话。当时正确的话不是个人是非,而是匈奴的威胁,国家要凝聚共识,形成压倒和打败匈奴的绝对力量。
5、有的学者做学问只止于是和非,这远远不够。有些事——比如湘江战役前的王明路线——知道是错的,但解决它的其他条件如不成熟,解决它可能带来问题更多,只有先放一放。而湘江之战后,解决王明路线的条件和时机也就瓜熟蒂落了。
只知是非而不考虑如何解决的学者不讲这些条件,他们满脑子的学问只止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的学问对国家政治而言基本没用,如再死磕,那就有害了。
小孩知道皇帝没穿衣服,很多人其实也知道,为什么不说透,那是政治需要。父母吵架,孩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是我早就离了。”为什么父母不离,不是不敢,是大局需要。小孩他不考虑这些,可爱,但他的话只能听听,不能采纳。我们许多学者的学问单纯得像个孩子。
我常说,说真话不难,难在说正确的话。正确的话就是符合大局的话。夫妻的是非,是在婚姻条件下确立的,为了揪谁是谁非而弄得离婚了,那是非就没有意义了。不离婚——对国家而言就是不能分裂和混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大局,它高于是非。前者需要非凡勇气,后者需要政治判断。为此我专门写过一篇《谈谈学术与政治的宽容与和谐》【4】。
毛泽东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5】,为什么?杜甫有大局意识。比如杜诗《春夜喜雨》,前四句告诉人们:做事要把握时机和恰到好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解决问题要借势却不事声张(“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后四句告诉人们:道路曲折,但前途光明(“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坚持下去,待风雨过后,回首来路已是硕果累累(“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注 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6页。
【2】张文木:《战略学札记》,海洋出版社2018年版,第333页。
【3】南怀瑾、徐芹庭译注:《白话易经》,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79页。
【4】张文木:《谈谈学术与政治的宽容与和谐》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6年第2期
【5】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游览杜甫草堂时,望着陈列在橱内的杜甫诗集说:“是政治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