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透明外交（八）——谁主世界大格局？

　　今天，在世界每个角落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将不同于过去，明天，在世界每个角落发生的每一件事也将不同于今天，世界是运动的，运动即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百年之变，千年之变，天天都在经历。

　　不知从何时起，中国人迷上了“大”字，国内发生几件大事，就高呼深刻大变局，规划一座新城，亦定位为千年大计，世界流行一种病毒，中美展开贸易争端，又说是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什么是大？什么是小？这需要从格局上判断，格局小者，比小略大的事件，在他的心中就是大，格局大者，比大更大的事件方能为大。百年未有，千年大计，似乎已经成为八股文章的大逻辑，以吃住穿基本获得保障和钢筋水泥建设成就为满足的中国人在思想上出现了类似于货币超发一样的泡沫化趋势，很多人都在梦想着自己正在主导世界大格局之变。

　　然而，世界大格局变了什么？中国又主导了什么？世界大格局很容易改变吗？

　　在对事实进行讨论之前，我想举个最现实的例子。新冠病毒疫情，影响了全世界，死亡比较惨重。按理讲，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抗疫示范模式，只要照搬，全球疫情确定不会演变成如今这般。可是，世界并不认同，愿意效仿的国家少之又少。

　　这是什么原因？简单讲，就是世界大势。在这个大势中，各个国家都形成了自己的治理模式和社会制度，是一种信仰和坚持，它不会因暂时性困难而发生深刻变化。它国对于中国正确操作的漠视让中国人无法理解，正如它国人无法理解中国人自我约束的道理一样，信仰和理念的顽固性，让任何国家都无法轻易改变和主导世界大格局之变。

　　在探讨中国有没有能力主导世界大格局之前，我们不妨从两个视角先回顾一下世界历史大格局之变：一是非世界性的大格局之变；二是真正有世界意义的大格局之变。

　　非世界性的大格局时代

　　人类历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可以认为是地区史，或者说地域史，后期人类合成的早期世界史都是单独国家历史的堆积史，真到航海时代到来以后才发生改变。在地区史时期，宗教有传播，文化有扩张，治理有分合，国家之间在一定范围内有融合。但是，所有的变化都不是基于整个地球的共同关系。

　　非世界性大格局之东方——中国格局之变

　　秦以前，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但这个封建还没有发展到有稳定制度和成熟管理架构的程度，从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到周朝封建领主制，整个中国均处于松散管理状态，没有强有力的政权，也没有统一的政治和经济元素。换句话讲，夏商周时代的中国，还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秦灭六国，实现中国第一次制度上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格局之变，它结束了中国领主分割和贵族分封的旧制度，“中央集权”成为封建中国后两千多年的固定沿袭，秦始皇开创的三级行政管理体制不只是适用于封建时代，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现代中国的政治框架。

　　秦始皇有多伟大？绝不可以用他短暂的执政期去衡量，也不是他的部分残暴政策可以否定，他就是中国封建皇帝中最伟大的第一人，没有之一。

　　秦始皇给其后的中国开创了两个永远不变的定式：一是制度定式；二是“大统一”观念定式。所谓秦制，即是封建制探索进程中的理想制度雏形，后期的政权，也曾有颠覆期望，但最终都失败，必然要回归到大格局中来。“大统一”观念对中国人的影响尤其深远，改朝换代，受外族侵略，仍牢记着大统一，只有大统一，才能维系这块领地上主体民族的安全感和实力感，分裂和分散都不可行，即使是北方民族的几次介入和皇朝的循环，也不是大统一观念的终结，而是继续，都是朝着大统一方向努力。“国道”这个概念至今沿用，它就起源于秦朝，目的是推动中国整体发展经济和方便军事。

　　秦朝构建的中国，在东方实现了一个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中国文化向周边国家扩展，今天所谓的“东方国家”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封建儒家文化在局部地域的影响所及，直到西方文化的介入，这一大格局才宣告结束。

　　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皇朝循环轮替和兴亡递嬗也可以认为是国家内部的大格局之变，它影响到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影响到领土与人民。

　　非世界性大格局之西方——欧亚大陆之变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西方”不是今天所说的西方，而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欧洲与西亚的欧亚大陆组合体，它是一个地域概念，不是政治经济概念。

　　欧亚大格局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基督教产生之前的阶段；二是基督教阶段；三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并存的阶段。分析欧亚大陆，我并没有以帝国为纽带，而是以宗教为纽带，原因在于这些地方都有着坚定而稳定的信仰传承，并且其历史变化都与宗教有千丝万缕的紧密关系。

　　公元前，无论是罗马共和国、巴比伦王国、犹太王国还是雅典民主，都属于贵族与奴隶的早期文明时代，它更多建立在愚昧与智慧的交汇边缘，各个小城邦之间保持着相对独立的思维模式。

　　公元后，基督教缓慢诞生，它从一开始就浸透了改变异端信仰的好战精神，它从一开始就强调自己是共同的宗教，西方世界从此进入到围绕信仰而斗争直至战争的长期困绕中，扩张主义推动着欧亚在残酷的战争中塑造文明。

　　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诞生并积极传播，它在信仰上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影响至亚、非、欧三大洲。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宗教战争最多，以十字军东征最为著名且最为残酷，时长经历两百多年，重点是争夺地中海周围及耶路撒冷的控制权，基督教没有打败伊斯兰教，实际上深刻影响了伊斯兰教的发展与进步。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传统的“世界”既不是地理上的全球世界，也不是政治制度意义上的全球世界，都是国内世界或区域世界，当时的世界观都是狭义的，是封闭半封闭的。

　　全球视野下的世界大格局

　　全球，即整个地球。当人类视野已经窥探到整个地球活动足迹的时代，也即是人类思维真正具有世界大格局的时代，从区域到全局，这是真正意义的大格局之变。

　　地理意义上的跨大洲探索——航海时代大格局

　　十五世纪前，欧洲人，亚洲人，都只能在欧亚之间来回，对非洲都没有掌握准确的地理信息，更别说对美洲的认识，欧洲人甚至对印度都模糊不清。十五世纪初，葡萄牙人开始沿海摸索着前进，随后，西班牙，荷兰，英国，等，集体走上海上探索与冒险之路，经历一两百年的积累，地理不再局限于一个地区、一块大陆或一个半球，整个地球的外形渐渐被绘入到地图之中，欧洲人的思维率先发生了突变。

　　这是人类历史性巨变，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次世界大格局之变。

　　中国曾经也有过航海，但中国没有对世界新发现作出重大贡献，这不是实力原因，是文化原因，是精神原因。中国人没有冒险精神，没有探索精神，没有侵略精神，因而也就没有创新的动力，基督文化浸润的具有侵略精神的欧洲人承担了世界全球化的历史使命。

　　航海时代，不只是冒险时代和探索时代，也是血腥时代，每开拓一个孤立的、与世隔绝的新地块，必然面临冲突和杀戮，从人类本源上讲，这是不正义的侵略，从人类统一性来讲，这是文明的扩张。

　　航海时代，突破欧洲封建社会传统的地域观，即使在思想上仍然维系着王朝的存在，但从地理格局上已经跳出了传统家园的禁足，欧洲人以世界为家的超前性决定了他们已经具备侵略世界落后民族的勇气和决心。

　　航海的数代人，为人类至少做出了两大贡献：一是为人类寻找到更丰富的生存依靠；二是为人类不同民族或种族的融合提供了契机。

　　科学意义上的跨大洲交融——工业革命大格局

　　如果没有科学突破，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今天的世界，即使是全球世界，仍然是传统世界，仍然是封建世界，仍然是贵族与愚民的世界。

　　伽利略，开普勒，哥白尼，布鲁诺，牛顿，瓦特，法拉弟，格拉母，等等，改变了欧洲和人类的前进轨迹，“科学”逐步超越了宗教影响，当蒸汽机、发电机、汽油机、柴油机、生产性机械逐步走进人类生产生活时，世界开始发生裂变式爆炸，科学在帝国的扩张中与之紧密相连，而它的另一个重要支撑，是商业，是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是人类生活的重大变革。

　　科学革命对人类社会的最直接改变是思想革命，是启蒙运动，是政治革命，是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反宗教主义，一切革命都如雨后春笋，欧洲各国政权加快从宗教政权制向民主共和政权制过渡，其后，它们又将革命和战争强加于其它各洲人民，最后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为人类备选的两大制度模式。

　　工业革命大格局对人类的突变影响是：慢节奏时代转向快节奏时代。这个节奏的变化是不可逆变化，对人类正反两个方向的影响同时存在，在大格局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残酷战争之后的全球合作——战后大格局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从战争范围还是死亡人数，均堪称人类历史之际，这种超越历史的残酷性创伤正是源于工业革命大格局的“成果”，亦即文明的反人类背面。

　　血腥的死亡一旦结束，它就会诞生新的时代秩序——世界重生。也可以认为，是美国主导构建了战后世界大格局。

　　我们把上世纪重生后的世界可归纳为战后大格局时代，在这个大格局之下，人类世界包含了以下几个新的超越历史的特征：

　　世界，已经不只是地理概念，也不只是独立分裂的政治概念，而是集体化有组织的政治概念。联合国的诞生与运作，让全球人类以“国家”的身份集中到一个组织之下，这个组织，也许没有实权，也许没有共主，但它真实地让所有国家意识到各自的责任和权利，更意识到脱离组织的危险性。政治的，经济的，金融的，体育的，健康的，人权的，等等，都附着在这个组织之上。

　　世界已经成为在“规则”约束下相互竞争的、贫富分化的地球村。近百年来，世界上已经形成的所有规则都是由强者定制，但它要求全村人必须遵守，这些规则，条文上都是鼓励竞争，但强弱之间的天然竞争力不同，所以贫富分化的现实不可避免。在所有竞争格局中，一个最大的格局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通过冷战，前者阵营打败了后者阵营，世界正朝着单一主义的方向迈进，这也是战后大格局发展局部变化中的现实表现。

　　世界，仍将在较长时期内处于战后大格局之中。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大格局中的小格局变异，并诱发出热战的阶段性竞争新格局，但这一新格局并未达到质变的阶段，因而不会出现世界大格局的突变，直到国际组织性破裂和全球村规则的瓦解。这是我们观察世界大格局的集焦点，大国竞争和局部战争都无法改变世界大格局，病毒疫情就更不可能改变世界大格局。

　　中国能否主导未来世界大格局？

　　“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人臆想之判断，或者说是一种误判，它暴露了部分国人急于争当世界领头羊的急迫心理，也暴露了部分人对自身实力和能力的盲目自信，一个对“现代人类世界”未做出任何原创性贡献的国家，试图把人类主导权建立在自己的表面繁荣之上，显然不切实际，甚至可能是引火烧身。

　　但从长远而言，也不能说中华民族就一定没有改变和主导世界新格局的可能性，白人能做到的事情，中国人应该也能做到，只要能谦虚并坚定地改造自己。

　　第一大改造：改造文化，并带往世界。

　　欧洲人在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时代，带出去的不只是炮火，更有文化，一种可以落地生根的文化，欧洲人走到哪里，基督文化就扎根到哪里，强权意识就影响到哪里。

　　中国文化呢？不能说中国人没有带到国外，亚、非、拉、欧都有中国文化传承，但仅仅限于华人世界，它始终不能扎根在其它民族和种族身上，较之于伊斯兰文化亦相形见绌许多。

　　中华文化整体上被标记为“儒家文化”，其它诸家文化都只是它的多样化补充，故中国推广中国文化时，总以“儒家世界”的祖师爷自居。然而，儒家文化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奴性文化，它与世界大格局变化水火不容，人类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是反奴性文化，是民主共和文化，是人格独立性文化。儒家文化中的部分劣根不但继续危害国人，对先进的人类群体也不是福音。

　　中国已经意识到文化重要性，但推广“孔子学院”则是文化改造的一种方向性错误，孔子文化只在其发源地中国有合理性和部分适用性，绝无可能在它国形成有影响的趋势性文化。要推广中国文化，必须改造中国文化，“去奴性”是重中之重，“破四旧”不是过头，而是不足。

　　传播文化，最直接最有效的载体是人，中国人必须勇敢移居世界，中国文化才能扎根世界，不要害怕国人移民，也不要害怕富人移民，谁想移民，都要鼓励，不要害怕移民的国人反咬中国，移居到美洲的欧洲人未必就一定亲欧洲，对立和战争仍然会发生在两者之间。如果“中国文化“能够在某个时候能成为”世界文化“，所谓”文化差异“引起的国际纠纷也就变得更加容易解决。

　　一百年不太久，五百年也可以等，中国人需要走向世界并改造世界。

　　第二大改造：中国人必须改造自己的胆识。

　　“长城基因“决定了中原民族的防守本性，因而也造就了向外谋求发展的不可能性。中国人的所谓胆识，在整个民族历史期都只局限于民族内部的竞争与冲突，顶多扩散到小范围的周边国家。

　　在整个战后世界大格局时代，中国只是在毛主席带领的老革命家时代进行了几场有世界影响的区域战争，朝鲜战争，珍宝岛战争，中印战争，西沙战争，都是斗胆之战，都是果决之战。

　　当前，中国仍在“三海一地”与外国存在主权之争，中国仍在台湾地区存在统独之争。如果中国人还抱有“改变并主导世界大格局”的想法，那就得从维护自身权益做起，从国家统一做起。中国的现实问题，已经不是实力问题，是胆识问题，如果连自身问题都无法解决，何从谈应对或主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无论古代、近代还是现在，凡能主导世界大格局的国家，都是在当时表现出超越它国胆识的国家，再直白点讲，没有战争精神或侵略意识的国家，不可能主导世界大格局。美国，苏联，在战后大格局中各自主导一阵营，不完全靠真理和正义，很大程度上是其身上具有令人恐惧的侵略性。

　　胆识，既包括正义性，又包括侵略性。中国练习胆识，先从正义性开始，先从解决领海领土争端开始，先从国家统一开始。解决了自身问题之后，再走向世界解决其它问题，国际胆识才有可能积累，中国才有主导全球格局的初步可能性。“胆识”已经成为中国勇敢面对世界的一大瓶颈。

　　中国网友经常自豪地讲：“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然而，实际面临问题时，敌人在眼前都不敢诛，如何远诛？当面对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时，始终坚守着“维护现有秩序”的思想，而不是抱着颠覆的思想，故绝不会有与美鱼死网破的决心和胆识。只要美国主导的战后大格局不变，中国设想的新大格局就不会到来。

　　第三大改造：必须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

　　中国现行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结构，它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纺锤形结构，甚至比传统资本义国家的塔结构更加偏底层化，也就是说，中国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时，没有学到合适的模型，而是把各种不合理结构进行了整合，因而表现为更加畸形，塔顶，更容易让外人感受到美感和成就，塔底的肥大，却不容易被人俯身体验。

　　金字塔结构，不但不是共产主义社会所追求，甚至连资本主义社会都排斥，在这个结构中实现共同富裕几乎没有可能。要想主导未来世界大格局，没有社会结构的理想输出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结构是制度结构的产物，要想改变社会结构，又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制度结构设计中的不科学部分。这是一个超前的话题，也是一个不可能展开讨论的话题。

　　从中国自身角度看，我们必须做出三大改造。

　　但改造之后，能否有机会主导世界新格局，还需要判断旧格局的几大变化：

　　美国必须经历一次国际性战争的重大失败。美国失败，必须是战场上的彻底失败，并且延伸到美国本土而不是战略利益谋划上的失败，只有彻底失败，才能让美国失去全球霸权，才能让所谓的多极格局得到落实。美国绝无可能接受和平地放弃霸权，它构建的大格局，必须由它人去打破。

　　联合国及其附属国际组织发生颠覆性重构。以五常为基石的联合国必须成为历史，旧结构的解体，才有以人类命运均衡正义为宗旨的新组织诞生可能。

　　新势力的综合实力必须有多元化特征。美国即使失败，也不能出现一个超越美国的新独霸，如果只有一个新霸权，世界仍将不能形成新的大格局，只能类似于帝王更替。多极，必须是综合力量接近平衡的多个实体国家，当然，也可以是实体组合。

　　如果人类在短期内看不到这三个变化出现的可能性，就可以确定地判断，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可能到来，整个世界仍将在很长时期内处于战后世界大格局时代，局部战争和其它事变都是这个大格局中的小格局之变。

　　中国，要努力改变旧的世界大格局，不要轻言主导新的世界大格局。

　　今天，世界仍然是美国主导下的旧格局，中国何时主导新格局暂未可知。

　　自大的人，看到的其实都是小格局。

　　自信的人，着眼的可能包含大格局。

　　附言：

　　1，有人问我是否期待一百周年会出新决议？答：我虽然幼稚，但我不想做幼稚派。

　　2，有人问我美国是否比其它国家更腐败？答：这得问美国人，也可以问问世界，我不轻下结论。

　　3，有人讲美国教育制度和货币政策都走上了死路。评：我不相信，尽管美国教育优势在缩小，尽管美国滥发美元。美国的大格局不那么容易崩裂，不要轻信。

　　4，有人问如何看“李云迪事件”？答：大事都不聊，尽聊些吃喝嫖赌的事，本人不太关心李某，也不希望李某成为榜样。

　　写于2021年10月23日星期六

　　【文/孙锡良，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大学副教授。本文原载孙锡良新公众号“孙锡良A”】